帕布莉卡近日萎靡，重读了王小波的名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读完心底涌满泪水，酸酸楚楚。但心底的泪，不会轻易流出来。某种程度上，痛哭淋漓，也是一种释放的幸福。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
这样的生活层次到底是很低还是很高？真的是乏善可陈？
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
总的来说，倘若是被安排，即便是猪，也会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换言之，人毕竟是人啊。是谁赋予你安排别人的权利？又是谁赋予你接受安排的义务？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他们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
……
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
特立独行的猪，派头十足，让当时的知青羡慕，毕竟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作“猪兄”。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
于是，它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等待它的无疑是专政手段——绳索和杀猪刀——五四式手枪、火枪——几十个人的合力围逮兜捕——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突然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我们怀念王小波，正是怀念他的“特立独行”。他以自己的辛辣和幽默，替不愿思考、不能思考的我们，说出了对社会的观察、对生命的质询。毫无疑问，他是时代的“思想者”。
命运是怎样地，一再被重置。特立独行是怎样地，一再成为文字中模糊的影像。太多发生的事情，不受常识判断。太多的人无从追赶，难以辨认。有何胜利可言？我们更需要平静地面对与审视。
在缓慢受锤的生活中，挺住就是一切。愿我们都能如王小波一样，保持思考，特立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