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因为疫情，扬州按了暂停键。
别的地方，好多老师都上班了。他们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培训一轮接一轮。友人说，很多时候培训就是在听正确的废话。听了无数正确的废话，我们依然教不好书，依然治不好教育的痛。
让我们来认真设想：
如果老师的牺牲，能换取家长对教育的满意，从此全国人民都过上了幸福而完整的生活。
老师们，你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吗？
理想主义的回答应该是清晰而响亮的——“我愿意！”
可是，这个命题真的能成立吗？
如果“5+2=完美”这个教育的等式成立，如果这恰是一项真理性的圆满解决方案，如果老师的牺牲可以让孩子们学习更加快乐，让人民幸福无比，从而解决了根源性的教育顽疾，我相信大多数教师深思熟虑后会选择“我愿意”。
但是，这样的前提永远无法兑现。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有一句台词令人难忘：“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被救者是否也应该包含教师自身？有没有一种完整的教育慈悲，既关照教师又救起孩子？
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个体才是自己利益的决定者和捍卫者，那么最可行的济世方案应该是家家自救、人人自救。家家自救，即是救全中国！用理性自救，用适度自救，用民主自救，用科学自救，用智慧自救。
教育的慈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师生给予人的尊重。
如果人性被过滤掉，真正的人将不存在。无论老师还是孩子，都会沦为粉笔、黑板、办公桌一样的工具或必需品。但是，教育的珍品买不着，只能以虔诚、慈悲和热爱去换取。
教育园地里，我们呼唤老师们的蓬勃朝气，而不是登峰造极的可怕负担；我们呼唤给孩子的生命以活力的多元课程，而不是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我们呼唤排除孩子成长道路上障碍的老师；我们呼唤未来有大片可以憧憬的希望之地。
说到底，孩子们在学校6小时也好，延迟至12小时也罢，它最终应该时时刻刻通向人的心灵。教育的敬畏之心源自何处？应该是整个群体均守自己的本分，完成对理性的超越。
我妈不能丢弃小菜园，是因为她觉得伺候那一片园子是她的本分；我不能丢弃每日短暂的阅读与思考，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教师的本分；法官有法官的本分、律师有律师的本分、警察有警察的本分、医生有医生的本分、军人有军人的本分……
同理，对教育而言，学校有学校的本分、家庭有家庭的本分、社会有社会的本分；对角色而言，局长有局长的本分、校长有校长的本分、教师有教师的本分、学生有学生的本分、家长有家长的本分。大家各尽其责，最好不过。
不要越界，不要包揽，不要夸大某一方的能量！孩子不只是学校的孩子，他们原是家庭的孩子，最终是社会的孩子。美好的教育生态本就依凭多方的合作，没有谁能离得开合作。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对人的成全。真正的成全，是师生之间相互的、长久的、温暖的成全。这种成全，绝不会无视他人的痛苦，也绝不会逃避自己应尽的责任。那么，何必强求老师“拆下肋骨当火把”呢？
如何用好自己的肋骨，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看清道路，就能迈着有力的步伐前进。洞察教育的现状是一种痛楚，但却是首要任务。我们早晚得弄清，某种“体内顽疾”是无法遮掩的，它不是外贴一张膏药就能解决的事。
那，就得刮骨疗毒！
然后，才能进入阳光，笔直地打破自身的束缚，才能激励自己：“我能长高，我能长大。这里没有阳光，我就到高空去寻找；这里没有自由，我就锲而不舍地换一个方向寻找。”
如此，才谈得上牺牲或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