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谁乞援呢？ ——读卡夫卡手记

向谁乞援呢？
——读卡夫卡手记之九

文 | 梁长峨

她，阿玛丽亚，天生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她的目光变得冷漠、忧郁了。除了默默地日日夜夜照料病重的父母以外，她什么都不关心。外面下雨响起了大雷，村子里谁家烧起了大火，她也漠然得很，只有病床上的父母在病体稍为有点好转时，才能见到她微微一笑，才能从这显得有些苦涩的微笑中现出一线青春的光辉。人们眼见着一棵美丽的花树，没来得及怒放，就开始枯萎凋落了。
唉！青春和美貌，都会让人遭罪。
那一年的7月3日，当地救火会举行了庆祝会，城堡为表重视和对百姓的关爱，既赠送了救火车，又派领导参加致贺。城堡光临的官员，叫索尔蒂尼。这位大员矮小、虚弱，布满在额头上的扇形皱纹一直延伸到他的鼻根，显得很特别。
阿玛丽亚的父亲在救火会里是第3号人物。他们全家自然都参加了这次庆祝会。阿玛丽亚那天打扮得尤其漂亮，一件雪白的罩衫，胸前镶着一道道像泡沫一般耸起的花边，脖子上戴着一条波希米亚红宝石项链，加上高挑的身材、水灵灵的眼神，引来无数人膜拜的目光。
阿玛丽亚的耀眼光彩，一下子吸引了城堡来的那位大员索尔蒂尼。因为她的个头比他高得多，他看她须仰视才得见。他仰起头来看她，立马怔住了，跟着就跳过车辕来接近她。起初，阿玛丽亚爸爸见到索尔蒂尼向他们走来，兴奋得不得了，就对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还挥手教全家向他鞠躬。阿玛丽亚爸爸一向崇拜这位以前从未见过的索尔蒂尼。城堡中的大员、救火会事务的权威人物，大驾光临，亲自降尊，向他们全家走来，实在是一件十分重大、十分荣光的大事。
也就在这当儿，索尔蒂尼举起手推开迎接他的阿玛丽亚爸爸，推开向他围拢的人群，不顾无数双目光径直向阿玛丽亚靠近，再靠近。

第二天早晨，家人们从熟睡中被阿玛丽亚一声尖叫惊醒了，只见她手里拿着一封信站在窗口，信是一个人从窗外递进来的，人还在外面等候回音呢。看过后，刚烈、纯洁、正直的阿玛丽亚拿信的手气得直发抖。她把信撕得粉碎，又抓起碎片朝窗外那个人的脸上扔去。
这封信是用最最下流的语言写的。写信者就是庆祝会上那位城堡来的官爷索尔蒂尼。他要求阿玛丽亚到“先生”旅馆他住的房间那儿去，而且命令她必须马上立刻就去。要不然，我就……
任何一个纯洁、正直的人接到这样的信，都会感到是奇耻大辱，都会因此勃然大怒。可是如果细读掂量这封信中那种威胁性的语气，想想当官者们的一贯德性和写信者的权力及地位，恐惧的心理就会马上占据上风，从而后怕，想到后果。而阿玛丽亚却同别人不一样，她只是一个劲愤怒，压根儿就没有为自己或别人害怕什么。
按理说，她是不该有什么害怕，不仅不应害怕还应向政府有关部门控告索尔蒂尼。一个响当当的政府官员竟敢如此赤裸裸无视法规，赤裸裸欲奸污民女，岂不该受到严肃处理！至于阿玛丽亚的名誉也是很容易挽回的。谁不明事理呢？真正无耻的是索尔蒂尼，又不是阿玛丽亚。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它的发展大大超乎我们的想象。善良正直的人们无法想到，就是因为阿玛丽亚没有应召到“先生”旅馆去满足索尔蒂尼的欲望，而蒙受无以复加的折磨；她对待信使的态度成为不可饶恕的冒犯行为，从而使得噩运落到了她一家人的头上。
她的姐姐奥尔珈坦然地说：“假使当初她去了‘先生’旅馆，我当然也会照样支持她；可是她没去，这是了不起的英雄行为。至于我，我坦白地承认，要是我接到了那样的一封信，我准要去了。我受不了那种威胁，我害怕会发生什么意外，只有阿玛丽亚才受得住。”谁能估量出这话含有多少无奈和悲酸。
阿玛丽亚真的异常出色，因为这里“从来没有一个官员被女人拒绝过”。官员们只要对女人稍表意思，她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投怀送抱。如此坚贞的阿玛丽亚，更不该让人飞短流长了。然而不然，除了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之外，阿玛丽亚却遭到了所有人的轻蔑和鄙视，而且把这种轻蔑和鄙视扩大到她清白无辜的家庭。
从此，有关那封信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向四面八方飞去，极短的时间内方圆十里八里无人不晓。无聊的人们争相议论这件事儿。该来的和不该来的人都来问阿玛丽亚和她的家人。可是谁也不肯多呆上一会儿，他们平时最亲密的朋友走得最快。每个人临走时都留下让人猜测不透的眼神和浅笑。从此以后，这一切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阿玛丽亚和他们全家，再也不来登他们家的门了。

阿玛丽亚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鞋匠。因为拒绝城堡官员召唤之事，顾客们好像事前约好的一般，统统要回他们送来修理的鞋子，一双都没剩下。订货簿上的订户们，也都一个个来注销了，全都毁了约。他们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尽快地、彻底地同他们断绝一切关系。
救火会的队长西曼也来了。“当时他站在爸爸的面前，不得不对这个他一向佩服而且私下还答应让他当副队长的人说，队里再也不需要他去效劳了，并且要求他交还他的证件……西曼踌躇着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拍着爸爸的肩膀，好像要从爸爸的身上拍出他应当说而不知道怎么说的话来似的。因此，他不停地笑着……”他笑什么呢？是笑阿玛丽亚及其全家遭遇的都是愚蠢而又不公正的迫害吗？他终于停止了笑声，开口大大地赞扬一番阿玛丽亚的爸爸：“他是救火会的光荣，是后辈无法仿效的典范，是救火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员……虽然如此，救火会已经决定，要求他立即辞职，当然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大家都懂得救火会非这样做不可的重要原因。”
看着整个乡村那些靠胡扯过日子的人，他们头挨着头，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互相无止境地说笑这一件事，看着所有的邻居和朋友都疏远和鄙视他们全家，整个的乡村都躲避他们，跟他们断绝一切往来，让人一点也不能理解。何至于搞得这样沸沸扬扬，铺天盖地，没完没了。而这种事儿与广大民众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咋心这么整齐，一致把矛头对准阿玛丽亚及其全家呢？奥尔珈一语中的：“这不能怪哪一个人，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局面，一切都是城堡的影响。”是的，明眼人都暗地嘀咕：“一切都是由城堡操纵的。”
太可怕了！一个政府任随官员胡作非为，无法无天，而且还操纵民众一起反对敢于独立不屈、敢于反抗这类官员的人，这是什么样的政府？在这样的社会环境生活该是怎样恐怖、让人窒息？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你的冷漠、嘲笑、排斥，叫你摸不着头脑。你并没有得罪谁呀，就是没人理你。也许他们抛弃你并不是坚信你有罪，甚至连对你不满的地方都没有。他们抛弃你只是由于害怕。害怕同你走近了，自己也会成众矢之的。谁又愿意因为你而受到牵连呢。
这不，阿玛丽亚及全家日复一日在极为孤独中过日子，全家人被判处了一种几乎无所事事的刑罚。在七八月的大热天，他们就这样关上窗子在屋子里坐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邀请，没有消息，没有上门来访的人，什么也没有。乡村里的人们，也许心里想着同他们交往，也许盼着他们制鞋作坊重新开张，马上到他们那儿去订货；也许觉得同这平素受到尊敬的人家突然断绝往来而感到过意不去。但是，一想到城堡的操纵，他们连把自己心里的这些想法亲自对他们说出来都不敢。他们害怕当局。他们不能不为自己的安危考虑。
阿玛丽亚一家失去了对外交往，只能天天在家里围在一起，商讨怎么办，谈啊谈的，有时都忘记已是黑夜。他们老是谈那封信，互相争先恐后地想出各种挽回命运的计划，但是毫无裨益。因为人活在社会中，再有本事，只要你得罪了当局，再硬的头骨也挡不住政治铁拳的打击，纵有悟空腾云驾雾的能耐，也冲不出政府布下的天罗地网。所以，他们异想天开的主意，不管多么美妙，说得怎样天花乱坠，都不能实施，都只能在困境中越陷越深。
在无限的折磨中，阿玛丽亚的父母急剧衰老，尤其是她的母亲变化厉害、吓人。说不上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只见常常不是打瞌睡就是长时间地自言自语。
现在，他们被逼迫得连自己的房子都不得住了，全家只好搬到一所茅屋去。搬家那天，阿玛丽亚和爸爸先把家具放一部分在手推车上，然后让母亲坐在一只箱子上，先送过去。母亲抽抽搭搭哭泣不停。一路上，他们难免碰见乡亲乡邻，可是他们一见到他们就立刻变得沉默起来，把自己的脸转过去。
这时，他们渐渐感到贫困拮据了，亲友中没有谁会支持他们。他们原本的积蓄也差不多花光了，父亲消防队员工作被开除了，家里本来非常兴隆的鞋店也被迫关闭了。这时人们更加兴高采烈，大家看到他们完全没有力量摆脱加在他们身上的诽谤。大家看到他们失败得这么惨，都从内心欢呼自己和城堡政府的胜利，感到自己更应该坚定地同城堡政府站在一起同他们划清界线。于是大家把过去采取的临时措施变为最后的决定，永远割断了他们一家跟社会公众的往来。这样，他们全家就为人们所不齿了，从此，他们的名字也就不再被人提起。

阿玛丽亚始终沉默不语。但不能总是这样被动，一直沉默下去。于是他们采取了另外的方式：祈求和叫喊，恳求城堡的宽恕。阿玛丽亚的爸爸开始向村长、秘书、律师和职员们提出请求，可是人家根本就不接见他。他就想计谋钻到他们的办公室，但结果总是把他立刻撵了出来，后来再也不让他进了。想想也是，“他要求的是什么呢？他受到什么委屈啦？他要求宽恕他什么？城堡里在什么时候有谁哪怕伸出过一个指头来反对过他？……没有向他提出过任何控告，也没有谁准备向他提出控告。或许他可能是指官方发布过什么斥责他的命令？爸爸又指不出来。那么，他既然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那他要求什么呢？有什么需要宽恕的呢？他这样无理取闹，浪费公家时间，倒是一条不可宽恕的罪状。”
看看，罪过又来了。一个专制的社会，一个专制的毒汁渗透每个成员骨髓的社会，被压迫、被陷害的人，百口莫辩，无处伸冤。你即便气死了，被折磨死了，也没人替你说理。是的，谁也没有控告过他们，“城堡”也没下过任何命令，就使他们濒临绝境，这个社会多么可怕！
尽管如此，这位当爸爸的还心存侥幸，抱着希望呢！“我要恢复阿玛丽亚的名誉，现在不会拖得太久了。”他每天都对家人说好几遍。他当然也清醒替女儿恢复名誉完全不可能。他只希望能够得到宽恕。怎么才能得到宽恕呢？他竟突发奇想，在未得到宽恕之前，要先证明自己有罪。他能有什么罪呢？没有。但他无中生有，想到自己的税款缴得不够。其实他先前每次都是按规定交的税，按照他们家的经济收入，他上缴的税已经够高的了。可他现在却执意要再多缴一些。他的大女儿奥尔珈无奈地说：“爸爸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想法上，我们也不愿意打破他的希望。我们把留下来的能出卖的东西全卖出去——几乎把我们必不可少的东西全卖光了……让爸爸拿了钱去奔走。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早晨，我们知道在他出去奔走的时候，口袋里至少还有几个铜子儿在叮当作响，心里便感到一点欣慰。当然，我们几乎成天饿着肚子，这点钱唯一真正做到的一点是，它使爸爸多少保持了希望和兴致。可是这很难说是一种好处。他一天天这样奔走，累得精疲力竭，这点钱只能使他这样一天又一天地拖下去，而不能获得一个迅速而自然的结局。因为事实上不论你上哪儿，办事人员都不能因为他付了额外的钱就额外地帮他忙，他们假意答应一定替他留意这件事情，暗示他已经有了一些线索，他们正在追查……爸爸呢，他丝毫也不怀疑，反而越来越轻信人家的话了。他常常把这些显然毫无价值的诺言带回家来，好像这些诺言是天大的胜利似的。他站在阿玛丽亚背后强作笑容，睁大了眼睛，指着阿玛丽亚对我们做手势，表示阿玛丽亚的得救，由于他的努力将越来越近了，可是现在还是一个秘密，谁也不准泄漏出去。他这副模样使人看了心里实在难过，要不是我们最后落到了再也没有钱给他的地步，那么事情肯定还会像这样长时间地拖下去。”可他在这件事上总是心有不甘，总觉得如果能再有一些钱就行了，今天、明天，或者最迟后天，他就可以把事情都搞个水落石出。可是现在一切都落空了，毫无指望了，因为没有钱，什么都完啦。
专制社会杀人无数，有些是让你流着淋漓的鲜血立即死去，有些则让你一滴血一滴血地流慢慢死去。阿玛丽亚的爸爸为女儿到处奔波，日渐消瘦，两目无神，头脑晕眩，神志不清，说话的声调越来越低，让人已经听不清楚了。

已经到这一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想出一个新的计划——求助于呼吁了。他想官员中间肯定会有一些富于同情心的人，他要亲自去打动官员们的善心。
他的新主意，就是自己到那条靠近城堡的大路上站着，等官员乘坐的马车经过的时候，抓住机会向他们哀求宽恕。这其实是一个疯狂而又糊涂的主意。即使这不可能发生的事被他碰巧撞上了，一个官员怎么可能下令赦免呢？一旦走法律程序？一定又是拖得没完没了，况且前面已说过，没有任何人起诉过他们，城堡也没有下令审判和最后宣判过，又何谈走法律程序？再说庞大的政府机构往往政出多门，同一件事这个部门这样规定，那个部门又是那样标准，怎么才能统一到一块呢？还有政府里官员众多，各管一行，你怎么如此巧就在路边等到分管这一行的官员呢？不是分管这一行的官员通常不会愿意管份外的事，再说他们想管也不懂，一旦管了既处理不好，还惹得分管的官员不满，从而使得官员之间产生矛盾。所以彼此各扫门前雪，绝对不管他人瓦上霜。就是撞巧了，他在路边碰到了分管他们这事的领导官员，谁又能保证这位官员一定会积极处理这事？你以为你是谁呀，又不是城堡主的儿子、女儿、七姑八姨二舅子。你只是平民百姓一个，官场都是官官相护，哪个官员会为了你一个小小老百姓去得罪同自己一起相处的官员。再说，这又是什么事呀？他们能好意思大张旗鼓说自己政府某某官员写信侮辱良家民女，企图找小三，被拒绝后还暗地操纵群众孤立、排斥和打击人家？丢不丢人呀？别看那些当官的背地胡作非为，什么恶事、丑事、坏事都干，但表面上他们顾脸皮得很呢！几岁的孩子都知道，这位当爸爸的想法太离奇了。然而就是这个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事，成为这位当爸爸的活下去的希望，成为他恢复女儿名誉的希望。他迫切需要这种希望支撑呢！
到城堡去的大路有好几条呀，谁知官员都走哪一条呢？有时走这条，有时走那条，或早上走那条，晚上又走这条，谁也说不准。官员的等级不一样，车辆也不一样，五花八门，谁又能认得清呢？尤其是分管这类事的官员，乘坐什么样的车辆，什么时候出门，又走哪条路，就更说不好了。再说，各类车辆都似发疯一般你追我赶，即便再巧不过走他等着的这条路上，瞬间过去，也很难看得清喊得住呀。
这位父亲穿上了一套最好的衣服，当然不久就成了唯一的一套衣服了。每天早晨，他带着一家良好的祝愿从家里出去。他还把救火会的小徽章带在身边，其实他已经没有资格佩戴这枚徽章了，所以怕村子里人看见，他走出村子才把它别在上衣上。虽然徽章小得两步以外就几乎看不见，可是他却坚定认为，只有这枚小徽章才能吸引过往官员的注意。在离城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菜园，业主名叫波尔图赫。这位父亲就坐在菜园围篱下面的一块狭长的石条上。
他的大女儿奥尔珈这样痛苦地回忆道：
“爸爸就一天又一天地坐在那儿，那是一个常有暴风雨的潮湿的秋天，可是天气是好是坏他根本不在乎。每天早晨到了规定的时间，他便一面把手搭在门栓上，一面跟我们挥手告别，傍晚又浑身湿淋淋地回到家里来，背也似乎一天比一天更驼了，一回到家就倒在屋子里的角落里。开头他还经常告诉我们，他在这一天遭遇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经历……可是后来他不再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了，显然他放弃了打算在那儿得到什么收获的希望了，他只是把它看作是他的责任，一件枯燥无味的差事，才跑到那去呆上一整天的。他的风湿痛就是打那时候开始的，冬天到了，很早就下着雪，我们这儿冬天开始得很早。喏，他就这样坐在那儿，有时坐在湿漉漉的石头上，有时就坐在雪地里。晚上他疼得直哼哼，到了早晨，他好多次拿不定主意是去还是不去，可总还是克服了厌倦的心情出门去了。妈妈守着他不让他去，他也显然担心自己的手脚不听使唤，所以答应她陪他一起，这样，妈妈就也患上风湿痛了。我们常常跑到他们那儿，给他们带吃食去，或者只是去看看他们，或者劝他们回家，我们常常看见他们蜷缩在一起，坐在他们那个狭小的坐位上相互偎依着，在一条薄薄的、盖不周全的毯子下面缩成一团，周围除了一片灰蒙蒙的白雪和雾气以外，什么也没有，有时一连几天看不见一个人影儿或是一辆马车……直到一天早晨，爸爸那双直僵僵的腿怎样也下不了床了，我们谁都没法安慰他，他迷迷糊糊地觉得，就在这当儿，他看见一位官员在波尔图赫家附近停下马车，沿着围篱在到处找他，接着摇了摇头，怒气冲冲地爬进了马车。对这番情景，爸爸大声尖叫了起来，他这一声高喊似乎是要让那位官员在远处听见他的声音，以便向官员解释他是万不得已才缺席的。从此，他就长期缺席了，再也没有回到那儿去，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起床……”
这事有得完吗？没有。恐怕会永无终期。他们全家还会想出各种办法，但他们一定永远跳不出这个深渊，只能越陷越深，谁也救不了他们，也不会有人愿意救他们。社会上对阿玛丽亚的冷漠排斥攻击永远也停止不了。只见美丽、坚贞的阿玛丽亚像美丽的花朵在严酷的天气中枯萎一样，慢慢失去了青春和生命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