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很多人知道苏辙，都是从他那个很有名的哥哥引起的。
苏轼的名气太大了，大到很多人只知道弟弟苏辙和父亲苏洵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却不一定知道苏辙官做得比苏轼大多了，苏轼最多是做到知制诰、翰林学士，充其量算得上是国务院秘书长级别，而苏辙不仅代理过太尉，也就是国防部长，而且还任过门下侍郎，这可是相当于副宰相级的高官，妥妥的国家领导人。同时苏辙的诗词文章也很好，一点儿也不亚于苏轼。可惜，上面有个才气纵横，独步古今，诗词书画俱佳的“千古第一人”哥哥，他的光芒很大程度上被遮盖住了，所以很多人对他并不熟悉。
苏辙和哥哥苏轼是同一年进士，那年他十九岁，哥哥二十一岁。他是第五名，哥哥是第二名，据说还是主考官欧阳修以为那篇命题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弟子曾巩写的，为避嫌，所以把他改签为第二名，要不，苏轼就是状元了。然而，苏辙也非常优秀，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能在三年一次的炼狱级别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而且考了个第五名，就已经是万里挑一的神童了。
相较于哥哥外露和豁达的性格，苏辙要内敛了很多，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正统的儒士，一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就连仁宗皇帝都忍不住说“从此朕得了两位宰相之才！”两位宰相，指的就是苏轼苏辙，然而，受哥哥“黄州惠州儋州”所累，苏辙的仕途也很坎坷，没有达成所愿，但一介平民之后，能位列宰辅，死后被赐予“文定”，相较于苏轼，不知道要好多少。
苏辙的文章，与父亲苏洵、哥哥苏轼齐名，合称“三苏”，散文、诗词和书法俱佳，尤以政论和史论著称，代表作《新论》《上皇帝书》《历代论》等都是纵谈天下，写得恣意汪洋，切中肯綮，针砭时弊，就连苏轼也称赞其““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其诗词寡淡平静，温和自然，意蕴别致，文采稍逊于哥哥—-但这是和名满天下的苏轼相较而言的，其实他的诗词写得还是很不错的，比如这句“君不见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春风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冻蚁。”就很有李太白的特点。他的书法公正有序，潇洒自如，《晚来贴》《春寒贴》都是其代表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苏辙同科考中进士之后，苏辙给时任枢密使的韩琦写了封信，这就是《上枢密韩太尉书》，表达了对韩琦的仰慕之情和拜见之意。其中写到：“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在这篇文章中，苏辙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学观点，那就是文章是“气”的外在体现，文章不是单靠学习就能写好的，“气”却可以通过培养而得到。这里的“气”有两层意思，一是如孟子特别强调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内在修养，二是如“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遍游天下的“奇气”，这与明代董其昌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脉相承。当然，作为一篇干谒文和自荐信，相较于李白《与韩荆州书》通篇阿谀奉承、极尽拍马之能事，苏辙的这篇文章要内敛得多，没有流露出半点攀高枝、求高官的意思，而是着重阐释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在不露痕迹地将自己求见韩琦心切、盼望枢密使指点的内心表露出来，很值得现代人好好学下。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八月，苏辙与苏轼同科参加殿试。宋代的殿试并不是只有一个科目，而是有很多个，他们兄弟俩参加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说白了，就是给皇帝提意见。两个青年才俊，倒也不客气，尤其是苏辙，在殿试文章《御试制科策》中狠狠批评了下已经五十二岁、当皇帝也有三十九年的仁宗皇帝，说他已经出现了“懈于政事”“沉湎酒色”“胡乱花钱”“言路闭塞”四个不好的苗头。尤其在“沉湎酒色”上骂得最狠，说他“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意思是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政事，不听忠言逆耳，只知道唯妇人之命是从。这还不算，苏辙还搬出了夏商周汉唐历史上最有名的六个昏君作为例子，讽刺仁宗沉迷于妇人之情，争为侈靡之事。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下，性情文弱温厚，不事奢华，是能够约束自己、守祖宗法度的，还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既充满了悲剧，也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他当政期间，名臣辈出，《宋史》评价他“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为人君，止于仁。”“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
可以想象得到，苏辙这篇文章一出来，朝野轰动，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竟然敢给皇帝提意见，而且含沙射影，把仁宗皇帝骂了个狗血喷头，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就连苏辙自己也自嘲肯定要落榜。
围绕这篇政论，主考官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初考官胡宿认为苏辙对仁宗不恭，坚持要求黜落他，覆考官司马光却不同意。司马光认为这篇文章做得极佳，不但不打下去，还要评为第三等。另一名考官范镇认为苏辙文章确实很厉害，但这样赤裸裸地给皇帝提意见，还是有些过分，与司马光商量后打为第四等。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庆幸的是，苏辙生活在一个政治开明、政通人和且永世不杀文人的宋代，要不，他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殿试之后，苏辙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苏轼被任命为签书凤翔判官，父亲苏洵留在京城奉命修撰《礼书》，于是，苏辙便替父亲苏洵送哥哥到凤翔府上任，走到河南渑池的时候，苏辙想起当年父子三人一同上京赶考路过渑池的情景，于是写了首《怀渑池寄子瞻兄》送给兄长，其中写到：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
苏辙的这首诗的主题是怀旧，是回忆，又是惜别。回忆当年“曾为县吏”“共题僧房”，数年光景恍如昨日，不免令人感叹，又惜别哥哥“独游”，想必这趟旅程是“佳味少”了，不过有什么办法呢？一旦踏入仕途，就像棋盘上的棋子，身不由己，任人摆布，骓马走累了可以“鸣嘶”，但人却不能摆脱命运的安排啊。
苏轼看后，很是感动，又担心苏辙有些想不开，于是回了首和诗，这就是著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人生如浮萍，漂泊天地间。漫漫人生路，就像万里飞鸿偶然在雪泥上留下爪痕，接着就又飞走了，人生的遭遇既为偶然，则当以顺适自然的态度去对待，能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不得不说，相较于苏辙对前途的悲观，苏轼要豁达得多。
尽管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但苏辙其实并没有上任，一是因为商州穷山僻壤，民风彪悍，干不出业绩，他不愿意去；二是因为父亲苏洵年老多病，他想留下来照顾父亲，朝廷同意了。
其实，这都是借口，知弟莫若兄，苏轼看得很明白，他在《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苏辙辞官不就的真正原因：“辞官不出意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一句话，这官太小，容不下苏辙的才华。
不得不说，那篇《御试制科策》，对苏辙一生的影响是极大的，不仅迫使少年得志的他辞官，也让他的仕途之路多舛，更种下他晚年“闭门不出十年久”隐居生活的种子。
几年之后，苏洵病逝，苏轼苏辙以例守孝三年，等他俩再出来的时候，朝廷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王安石的变法开始了。
起初，苏辙是赞同变法的，他认为“法变而任势，与之更新”，变旧法，立新法，先理财，后丰财，重武臣，择良将。他的理论既不像苏轼那么保守，也不像王安石那样激进，尤其是关于“立法”的观点，相较于苏轼王安石更深刻更合理，他的思想和主张，既是北宋社会政治的产物，也是他长期对社会现实观察了解的产物，然而，这种观点，与王安石格格不入，两人针锋相对，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尤其对王安石变法的核心“青苗法”，苏辙的意见最大，他认为青苗法“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
刚开始的时候，王安石还对苏辙客气，面对苏辙的不同意见，说“你的话有理，我当慢慢思考。”然而，不久，两人的矛盾愈加激烈，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八月，苏辙被贬出外，任河南府留守推官。第二年，被陈州知州张方平召为陈州教授。苏辙闷闷不乐，写了组诗《初到陈州》，其中写到“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牢骚之意满腹。
三十出头的苏辙，本是意气奋发、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但因与王安石变法立场不同，壮心消磨，意志消沉，“鬓发年来日向衰，相宽不用强裁诗。 壮心付与东流去，霜蟹何妨左手持。”“壮心衰尽愧当年，刻意为文日几千。老去读书聊度岁，春来多睡苦便毡。”“故国老成谁复先，壮心空记语当年。灌夫失意贫无友，梅福辞官晚作仙。”等诗句都是其心境的真实反映，可见其英雄气短、未老先衰到何种程度。
在苏辙最艰难的时候，哥哥苏轼给了他很大的宽慰，就在苏辙被贬出京的那一年，苏轼写了首组诗《颍州初别子由》，其二写到：“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别离，谁知恩爱重。”表达了对兄弟的极大安慰。并且在熙宁九年（公元1078年），苏轼面对天上的一轮明月，想起了七年未曾谋面的兄弟，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兄弟二人的情谊，如同高山流水，情深意长。
当然，苏辙给苏轼写的诗也不少。父亲去世后，兄弟二人相依为命，尽管聚少离多，但俩人仍然互相关心，互相鼓励，比如这首《次韵子瞻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一》：
世人岂知我，兄弟得我情。少年喜文章，中年慕功名。自从落江湖，一意事养生。富贵非所求，宠辱未免惊。平生不解饮，欲醉何由成。
一入江湖马上催。哥哥，你也要想开些，照顾好自己啊。
我以为，最能体现兄弟情深的还要属“乌台诗案”了。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太湖之滨的湖州继续担任知州。到任后，依据宋朝官员迁徙的惯例，他给皇帝上了道奏折《湖州谢上表》，无非是尽管过去自己并无太多的政绩，但是感谢皇恩浩荡，仍然以此美缺相赐。这本是篇依例的应景文章，然而，生性执拗的苏轼却在这篇谢恩表中不合时宜地发了几句牢骚，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几句牢骚，却几乎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也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就是这几句，彻底惹恼了变法派。据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的论述，“新进”这个词在当时的语境下其实是有所指的，主要指的是追随王安石变法而得到突然升迁的那些无能后辈。这下子苏轼的麻烦来了，一群官员马上站了出来在神宗面前弹劾他，对他进行“群殴”，这其中，既有监察御史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等王安石的铁杆，也有在中国科技史上赫赫有名的科学家沈括等，可以说，变法派打定主意要扳倒苏轼，即便是宋神宗再想保护他，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宋神宗雷霆震怒，命人查了下苏轼的诗稿，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苏轼这家伙还真是写了不少嘲讽、蔑视新法的诗词。证据呈现给了宋神宗之后，神宗大怒，点人去抓苏轼。先得到消息的苏辙非常震惊，赶快送消息给兄长，但是皇命不可违，苏轼还是被押解进京了。被关押期间，苏轼首先想到的便是弟弟苏辙，通过狱卒传递了一首诗给弟弟，想让苏辙救他。就是这首《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写到：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一看就知道苏轼慌了，先是懊悔自己愚昧无知酿成大祸，后将家人拜托给弟弟照顾，之后便是再说兄弟之情，而自己死了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就是，希望来世还和弟弟再续兄弟之情。
尽管乌台诗案来势汹汹，但苏辙镇定自若，应对自如，一方面让哥哥向神宗皇帝谢罪，一方面自己上表求情，他在给神宗皇帝的《为兄轼下狱上书》中写道：
“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这份奏折字字滴血，句句含泪，感动了宋神宗，也感动了后世无数读者。
经过苏辙的多番奔走活动，再加上苏轼曾经的对手—-王安石也出面求情，这才算是保住了苏轼的一条性命。
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自此，苏轼开启了他“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之旅，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苏辙。而苏辙也未能幸免，为了营救兄长，苏辙也付出了代价，他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务。苏轼出狱以后，苏辙前去接狱，特捂其嘴，以示三缄其口。元佑年间，苏辙升为尚书右丞；苏轼又遭人排挤，乞求外任。苏辙又连上四札，也希望将自己贬谪外任，陪伴兄长。
作为家族中的顶梁柱，苏辙就像一座巍峨的大山，在风雨飘摇的政局里护持一大家子人。而曾经豪情万丈的苏轼，却像个凄凄惨惨戚戚的小弟，“别期渐近不堪闻，风雨萧萧已断魂。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
此后苏辙的仕途，起起伏伏，坎坎坷坷，有被新派的一贬再贬，任过化州别驾、濠州团练副使等小官闲职；也有被旧派的一升再升，最高光曾任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进爵开国伯，实封食邑二百户。可以说，尝尽人间冷暖，看透世态炎凉。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苏辙辞去官职，于河南颍川隐居，终日读书著述，静坐参禅，闭门谢客，不理世事，可谓是“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秋，苏辙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宋史苏辙传》中曾评价苏辙：“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而苏轼也赞叹弟弟“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人深，不愿人知之。”
我以为，作家赵允芳对兄弟二人的评价最为客观公道：“苏轼与苏辙的关系就像箭与弓，箭之离弦，离不开弓的隐忍内敛。唯弓弩收得愈紧，箭方能弹射得愈远。某种意义上，正是苏辙的内向收敛、隐忍坚韧，成就了苏轼穿越时空的锋芒与伟才。”
苏轼与苏辙是兄弟，是师生，是诗词唱和的良友，是政治上荣辱与共的伙伴，是精神上相互勉励安慰的知己，他们的兄弟之情感天动地。
尽管有人说，相较苏辙的光环，苏辙要黯淡得多。我并不这样认为，苏轼是天才，是空想家。而苏辙也是天才，却更是一个实干家。
他，也是宋代的另一座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