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 葛国顺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凡 。”——汪曾祺《自序·我的世界》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汪曾祺生前曾用一句话概括自己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25年过去了，“读汪”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今天读到他的文章，依然能品味出他文字的温度和他传达的情谊，读汪、评汪、人们都推祟和倡导要像汪曾祺那样学会生活。
才华横溢 文学成就卓然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在江苏省高邮县一个传统家庭，祖父中过拔贡，父亲年轻时是运动员，多才多艺，会画画、玩乐器、刻图章、看病，汪曾祺的画就受到父亲的影响。此后一生，他便与写作结缘，从20岁开始到晚年，一直在创新，力求打破小说与诗歌、散文的文学界限。汪曾祺博学多识，兴趣广泛。不仅仅是写作，还爱好书画，善做美食，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的钻研。他一生都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正如王安忆对汪曾祺评价所说：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1939年夏，汪曾祺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讲课的教授有清华的、北大的、南开的，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吴宓……这些先生们的讲课让这里的学生受益匪浅。
西南联大自由的学风，给了汪曾祺很大的发挥空间。汪曾祺喜欢看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差不多每夜看书，到鸡叫才回宿舍睡觉。他说自己到西南联大寻找的是潇洒。这种自由民主的风尚，成就了汪曾祺洒脱的心性。用汪曾祺自己的话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
读汪老的散文集，犹如在与一位老者长话家常，慢慢悠悠、平平常常，看似随意的背后，是他特别的谋篇布局，他对文字运用的娴熟度，对句段苦心孤诣地打磨，都蕴藏在他朴实淡雅的作品中。似一杯清茶，细品才知其真滋味。“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汪老的想象力真丰富。
简单随性，不止能从文章中看得见画面，还能嗅得到草木清香，看得到植物摇曳生姿动物肆意奔驰，汪老笔下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有生命，有爱。庸人眼中的“无用之物”，汪老却珍之重之，从春花秋果、虫鱼鸟兽到人间草木、世间风物，他始终怀着一颗赤子童心，爱这些美好的事物，爱这些美好的人。他不会隐喻，不会挖苦讽刺，他的情感直接地、真切地、不加修饰地恣意流淌。
汪曾祺是风俗画的高手，在他的作品中，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超过三分之一（这还不包括他回忆家乡的散文）。他也写过以昆明、北京、张家口为背景的小说，但他自己认为写得最好的，是关于高邮的作品。他绝大部分作品，写的都是记忆中的高邮，这是一个江南少年成长的地方，写的是他成长环境周围的人和事。他会花费大量的笔墨用心地去描绘高邮的风俗人情，风光景致。例如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写道：“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時，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在《大淖记事》中对大淖描写的有三分之一多，其实大淖这个地方，过去高邮人都写作“大脑”。这个地名很奇怪，如今的大淖已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公园了。
读汪老的作品，我们似乎以为自己看尽了整个高邮城。高邮的风俗人情、风光地貌、市井百态，生活在这里的小贩、货郎、挑夫、锡匠、车匠、银匠、打更的、卖艺的市井百姓，还有那些可可爱爱的花草树木，对了，还有各式各样的吃食，一一复苏，一一再现，由想象变成可以触摸得到的实物。汪老擅长把这些小事、小物写的出彩，亦雅亦俗。汪老的文字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是乡土的文字，也是世界的文字;是作家的，也是大众的文字;是昨天的，也是今天的文字。这些文字下那些摇曳多姿的生命个体组成了宏大的诗章。
汪曾祺出身文人之家，他的父亲和祖父皆是才子，习得好字，爱好书画，还精通乐器，汪曾祺耳濡目染，在传统文化底蕴上占了先机;后来师从沈从文，继承了恩师沈从文的故事趣味;他本人又喜欢戏剧诗词美食书画，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后，他始终对生活保有一种热忱和洒脱，一篇篇佳作随笔得以产生。其中描写草木的一系列文章，更是写出天地人间的一片澄澈和清明。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四方食事阅尽人间烟火
众所周知，汪老一辈子爱吃、做吃、写吃、品吃。在他作品中总是尽现各式各样的美食：萝卜、黄瓜、咸菜、鱼、豆腐、韭菜花、手把肉、昆明的米线、高邮的鸭蛋、北京的酱菜……他在《家常酒菜》中写道：“家常酒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偶有客来，酒渴思饮。主人卷袖下厨，一面切葱蒜，调佐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显得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方有意思。
任何家常菜蔬，街边小吃，经他的文字描述出来，所传达的已经不是“口齿留香”能够涵盖的无穷韵味。
汪曾祺平时很爱逛菜市场，对食材很考究。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汪曾祺宁可去逛逛菜市场，在他眼里，菜场是有生命的，与嘈杂无关，与脏乱无关。他说：“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汪曾祺挑选做菜用的萝卜更是苛刻：“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可见汪曾祺是个极其认真的人。
他在《家常酒菜》中写道：“家常酒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偶有客来，酒渴思饮。主人卷袖下厨，一面切葱蒜，调佐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显得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方有意思。”
任何家常菜蔬，街边小吃，经他的文字描述出来，所传达的已经不是“口齿留香”能够涵盖的无穷韵味。
天下之人几乎没有不爱美食者，而汪曾祺是既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还有一定创意，并能说出个名堂来的。收录在语文课本里的汪曾祺名篇《端午的鸭蛋》把高邮的鸭蛋写活了，“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让无数人而迷上汪老的文字，成为众人皆知的“网红”。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读着读着、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就会流出口水呢。
汪曾祺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仅写，而且喜欢自己做美食，他的厨艺在他的文章中一览无余。在云南当地吃鸡：“汽锅鸡须少放几片宣威火腿，一小块三七，则鸡味越‘发。走进‘培养正气，不似走进别家饭馆，五味混杂，只是清清纯纯，一片鸡香。”（汪曾祺《昆明的吃食·汽锅鸡》）“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萝卜，在汪曾祺手里就变得与众不同起来，真是难得。聂华苓也吃过他的佳肴，吃得非常开心，最后连汤汁都端起来喝了。汪曾祺说自己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家人和朋友吃他做的饭菜盘盘光。
汪曾祺在美国讲学时，给爱人施松卿写的家书也是满满的油盐酱醋的生活气息：“昨天我已为留学生炒了一个鱼香肉丝。美国猪肉、鸡都便宜，但不香，蔬菜肥而味寡。大白菜煮不烂。鱼较贵。”这老头儿，好像把自己当成去美国采购的大厨了！
他的小说里也到处是食物的痕迹，小说里的人，都挺会吃，《异禀》里的王二，是个卖熏烧（卤味）的：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到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
让我终身难忘的是，1981年10月24日，汪老阔别42年第一次回故里，还到我家乡川青公社采风，时任文化站长的我有幸全程陪同。在中午的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具有当地特色的菜肴，如雪花豆腐、川青过桥鱼和一些野味。汪老毕竟是美食家，对特色菜肴细细品味，并不时询问制作工艺，赞不绝口，吃得非常开心。
贾平凹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一粥一饭，甚至连葡萄、萝卜、豆腐、韭菜花、野鸭，只要是汪曾祺诉诸于笔端的，生动的形象均跃然纸上，顺便还能悟出个生活的哲学来。把烟火气十足的生活过出诗意来，汪老不愧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毕飞宇曾说：汪曾祺不是用来学的，是用来爱的。热爱食物的人，往往是热爱生活的人，正如汪曾祺所言：万物有心，人间有味。他可以从家常菜中吃出人间至味，再艰难的遭遇，在他笔下也变成了生活的佐料，最终变得有滋有味。《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先生说：“拍摄《舌尖上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汪曾祺美食文化的影响。”有读者说，肚子饿的时候，不敢读汪老的文章。汪曾祺自己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
处世淡然满怀悲悯之心
汪曾祺比较幸运，他的家人是有趣的，并没有将他教成无趣的人，没有将他教成醉心功名利禄的人。汪曾祺从小就受祖父、父亲耳濡目染，对他后来的成长影响很大。他一生都在崇拜自己的父亲。作品里提到最多的是父亲，他曾说：“我想念我的父亲，我现在还常常在梦里梦见他，想念我的童年。”
汪曾祺一生处世淡然满怀悲悯之心，把每一个苦难的日子，都过得从容，过得快乐。他曾被迫卷进命运的漩涡之中，总是身不由己地被苦难洗涤和磨练着。在他的文章里虽然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但是在文字背后，却是他磨难的一生。汪老也有三十余年的沉默，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爆发，等到因《受戒》和《大淖记事》而被世人所熟知的时候，他已经60岁了。但是，他的文字里，我们读不出任何一丝抱怨和哀叹。正如汪曾祺所说：“有过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无论日子怎么样，快乐总没有错。被打成“右派”时发到张家口西山农村种树。走的那天，他给妻子留下一张纸条：“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就回来。”每天带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难以入口，怎么办呢？他想了个办法：山上的酸枣熟了，摘酸枣吃。草里有蝈蝈，就烧蝈蝈。咬一口大腌萝卜，嚼半个烧蝈蝈，就着馒头吃，顿时唇齿留香。
“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后，一时之间，汪曾祺不知道该去干什么，他就申请留在农业科学研究所打杂。研究所要画一套马铃薯图谱，把这个任务就给了他。汪曾祺就带着几本书，开始奔赴工作地点，白天画图谱，晚上灯下读书。他画各个种类的马铃薯，马铃薯开花，他就画花和叶子；等马铃薯逐渐成熟，他就画薯块。画完一种薯块，他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然后吃掉。整个房间弥漫着阵阵马铃薯的清香，对此，他颇为洋洋自得。因为像他这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没有第二个。“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能够不苦的人生，都是上天眷顾的人生，但是能够苦中作乐的人生，都是自己经营出来的。
汪曾祺在《随遇而安》开篇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对汪老来说，什么平淡，实为极其沉痛。从他的微型小说《陈小手》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出他内心的愤懑与抗争。后来汪老在散文《随遇而安》中回忆他当年被打右派和下放劳动的过程，已经年近40了，每天干的都是重活脏活。像起猪圈、刨冻粪、扛着一百七十斤的麻袋上高跳这样的脏活累活他都干过，遭遇了许多苦难和坎坷境遇，他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他不愿意过多渲染这些事情，而是想把生活中存在的美好的东西，加以剪裁或放大，呈现给读者。
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是的，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只有在各种生活境地中不断找出希望，找到乐趣，认认真真地活下去。有一颗历经岁月千锤百炼却始终至真至淳的心，才能过好这一生。
汪老说：“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力，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文革时期，汪曾祺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有人好心提醒他要小心隔壁的地痞。有一次，汪曾祺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当时北京有名的地痞。汪曾祺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曾祺，可否送一幅画给他。可见，汪曾祺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曾祺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他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曾祺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看到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汪曾祺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难以开口），最后作罢。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他笔下的世界既平凡又温暖，他的小说有如诗般的隽永，如散文般秀逸的美学品格，而他的散文更是深得中国传统文学的精髓，颇具名士风范，行云流水，挥洒自如。人如其文，就像他怀着悲悯之心看这人间百态，以赤诚之心写尽红尘见闻。
家人闲坐最深沉的颜色
汪曾祺潇洒，是真的潇洒。似乎不管什么样的生活，他都总能“玩”，别人觉得好的，他在玩，别人觉得苦，我也在“玩”。汪老的很多作品中都透露着“家”的影子。汪曾祺对家乡热爱至极，家乡不仅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是他灵魂生长的地方；而家，于他而言是记忆中最深的颜色，就像他在《花园》中写道：“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虽然生于动乱，3岁丧母，但是因为父亲和继母的呵护，他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欢乐幸福中度过的。他记住父亲跟他说过的话：“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正是这样充满爱和书香气息的环境，造就了汪曾祺，让他只记欢乐不记苦涩，写下的文字满是温爱和乐趣。妻子施松卿是他西南联大的同学。两人相恋相识，虽然汪老很少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妻子，可是在作品外，他却与妻子恩爱了一辈子。他们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养育了三个儿女。汪老和孩子们的关系也很好。他的儿子女儿都叫他老头子，连孙辈也这样叫，而他总是听得乐呵乐呵的；他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必须做到“没大没小”。
在七十三岁生日的时候，他写道：“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忆儿时。”无论是原生家庭，还是和妻子认真经营的家，汪曾祺的家庭，始终洋溢着爱和温暖，这也成就了他一生的肆意洒脱。
晚年的汪曾祺儿孙绕膝，对家人更是深爱有加。“老头儿”这个称谓，完全是他自找的。他的长子汪朗说过：“全家人都管他叫老头儿。最初是妈妈叫，后来是我们兄妹叫，再后来他的孙女和外孙女也都跟着叫起了老头儿。”他还都乐呵呵地答应，好像这就是他的名字。倒是外人有些看不惯，我的丈母娘到家里做客，回去就邹着眉头和我爱人说，卉卉怎么管爷爷叫老头儿啊？简直没大没小。老头儿听了哈哈笑，全然不以为意，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他对“没大没小”的看法，这就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收入《汪曾祺别集》之《逝水集》中）。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我的孩子有时管我叫“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都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意思。
不仅如此，两个孙女有时还会给他“上课”。有一次，他们一家人聊到汪曾祺的作品，大家都挑好的说，但孙女气哼哼地说：“爷爷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好。没词儿。”外孙女也在一边说：“就是嘛。另外中心思想一点也不突出，扯着扯着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按我们老师的评分标准，最多算个二类文。”他听后，哈哈大笑，嘴里还一再重复着：“没词儿，没词儿，说得好，说得好！”他喜欢画画，可是他的孙女觉得他画的鸟太丑，因为他画的鸟“瞪着眼睛，梗着脖子”。在与家人相处中也彰显他外圆内方的个性。家人拗不过，只好顺从了他的意思。有个有趣的故事，汪老和家中孙辈两个孩子之间。小孙女觉得爷爷画的鸟丑，于是到商店买了个鸟窝的模型回来。
“爷爷，你画的鸟太丑了，老是瞪着大眼睛，脖子还梗着。以后照着这个鸟好好画啊。”结果呢，汪曾祺笑呵呵地把鸟窝放进了书柜，不过他画的鸟还是原来的样子。
还有一次，他画了一幅荷花，两个孩子看了说：“荷花应该是长在水里的啊，怎么看不出来呢？咱们给他添上吧。”于是两个人便在画的下面添上了几道水纹。添完之后看了看，又说：“右边怎么空了那么多地方啊，添上两朵花吧。”于是又画上了两朵荷花。一幅画，变成了祖孙三人的共同作品。汪曾祺在一边，也不反对，甚至觉得有趣。
汪曾祺曾做过小诗一首：“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日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如此大度，怪不得有许多认识汪曾祺的人都说他人很随和，一块儿参加活动时很少跟人较劲，还经常抖点小机灵，逗得大家哈哈笑，和年轻作家的关系尤其好。
年岁越大，他似乎越懂得生活的乐趣。读者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他，但知道的都爱他。”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史航说：“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可爱成这样的，却不常见。”是的，他贪吃，贪玩，是一位贪恋美好人世间的可爱老头。今天，让我们一起重读汪曾祺，一起寻找那生活中失落已久的诗意与趣味。
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汪曾祺先生一生活得实在，干得漂亮，走得潇洒。生前一直期待：自己的写作“有益于世道人心”“人间送小温”，他把他的梦留在世上，留给后人。
作者简介
葛国顺，笔名草页，1954年7月生于高邮，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