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郁达夫《孤独是一枝花》
文｜思
远一程，再远一程。你且把我的身体，搬到世界尽处去，搬入虚无之境去，一生一世，不要停止。
——郁达夫
平时读书，毫无章法，都是随兴而起，从毕飞宇的《小说课》，读到汪曾祺小说集，权当休息间隙，转了过弯，翻完托尔斯泰的小册子《忏悔录》，又转向中国现代文学——郁达夫这本散文集子，读开头的两篇《归航》和《还乡记》惊呆了，正了正身子，不觉全神贯注起来。知道吗？于我，这种震惊是由于一个作家独具魅力的语言表述，是只有他才能写出的那种文字，而另一方面，总觉得一个时代有独属于它的语言文字系统，区别于别的时代，在我心中，像鲁迅、郁达夫、沈从文等属于民国那一系，木心继后，承继着那个文字系统的特色，对应的是台湾那一代诗人周梦蝶、杨牧、纪弦、痖弦他们。
比如鲁迅先生的那些散文（诗），如果去除那些时代政治的隐喻，我想说的是，单从语言方面讲，先生的散文（诗）已至登峰造极。比起《朝花夕拾》里记忆复明的温情暖意，巜野草》给人的感觉是尖锐、孤愤、沉痛、决绝，如前者是舒缓呢喃的小调，后者则是高亢凄冽的旷野号角。
惊叹鲁迅先生散文（诗）的语言造诣，一个字，美！一些用词，而今在大众语中已不多见，比如“烟篆、殒颠、悚息、威棱……”有一些，我们仍然单单能从字的组合里窥出其意，它们仍然保有汉字联想绵绵不绝的生命力。如今，不知这些孤儿般的词语散落在哪儿去了？有时，我们只在民国时期的诗集里偶然邂逅，遇上汉语家族这些不大露面的美丽“闺秀”，遗憾之……鲁迅这两本散文集里，一些用词简单别致，一种稀有的惊喜，令人印象深刻！当然散文诗绝不是词语唯美的堆砌，而是诗性诗意的骨立，感觉木心先生是延承了民国的语言传统。
汪曾祺的小说大多讲土地与人、职业与人的结合，那种深刻铬印，人与它们浑然一体，人为它们所“ 织成”，成为“社会人”。没有沉痛哀哭，只有生活和活着的顺应、服从，或迎难而上，汪曾祺的小说后面，是中国整个民族庞大的传统文化和民俗体系的支撑，不管是市民阶层或农民阶层，生活汹涌却寂寂无声，他为它们的无声立传、著史，言说那些我们曾领略却不曾记录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恰恰相反，他善于以孩子的视角和语气说话，构筑一个晶莹动人、返璞归真、未受“社会扭曲”的世界—— 只有在自然性中生长起来的人，由淳朴民风递过来的一帧帧风景画，这是汪老的“世外桃源”。汪曾祺的文字，总是能让人会心一笑，不像幽默来的那般烈，恬淡而意蕴悠长。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汪老已在尝试意识流小说了，而且写得非常成功，不亚于一些名篇，《复仇》即是精彩的一例。
回到郁达夫。我们先来看看郁达夫的文学理论：他认为，若让读者信赖，日记和书信体是首选，因为这种主体和主观的叙述，情感的展露，就是不知不觉的迷魂术，所以他的散文里有发自肺腑的自我坦言，有诚实的心理解剖，有买醉嫖妓的纪实，无疑他痛惜女人，不管堕落的雏娼还是美丽的闺秀，他善于从普遍中发现女性独有的美，单是“性”这一选项都让他沉迷不已、探究无尽，谁又能否认某些时候，这不是带入两性之间最深刻互动了解的路径，于是他总与女人们纠缠不休。
郁达夫曾在《归航》里把日本岛国喻为凌辱他的良娼妇，他既恨且爱，矛盾重重，爱她纯美的肉体和堕落，恨她鄙夷嘲弄支那的眼神，借助一个嫖客与妇人深陷肉体之谜的隐喻，把一个爱国留学生与日本的微妙关系揭示得恰到好处。十年青春的鲜妍飘逝在这个岛国，一个叫明石的地方，岁月甜蜜又蚀骨的记忆，岂是一朝能忘？把一个后来与我们交战的岛国写得如此性感，相爱相杀的矛盾，只有郁达夫才能表达得如此深情而沉痛吧！
说郁达夫眷恋日本，不如说他爱恋那地域独有的文化，“他们的享乐，他们的文化生活，不喜铺张，无伤大体；能在清淡中出奇趣，简易里寓深意，春花秋月，近水遥山，得天地自然之气独多”，而文学方面，和歌“只有清清淡淡、疏疏落落的几句，就把乾坤今古的一切情感都包括得纤屑不遗了。俳句虽只十七字母——而余韵余情，却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所自始，也不知其所终，飘飘忽忽，袅袅婷婷……”而他们的舞乐，“那种舒徐缓慢的舞态，耳神经听到几声琤琤琤与冬冬笃拍的声音，以单纯取长，以清淡制胜……”另外，这个大和民族刻苦精进，从明治维新后的飞速发展。文化本不应分国界，但人总是让它从属了政治，于是有了国界，有了井水不犯河水，而人民总想冲破它的界限。
不知道郁达夫何以与“春”有不了之缘。他的许多文章均题以“春”字，巜水样的春愁》、《寂寞的春朝》、《钓台的春昼》、《春风沉醉的晚上》……这些泛着旖旎春色的字眼，仿佛旁逸出作者的某种脾性，仿佛他的某种着迷的嗜好，仿佛他的艺术宣言——切近一种自然的永恒之美，美而哀伤，譬如相较时间之永恒，人生形同朝露的短逝。不仅仅是“春”字表面的色彩，还有人类怀春的隐喻、情的羁绊与放纵，仿佛“春”就是他追逐的美人，“春”是他的狂想和奏鸣，春是他那怀了胎的艺术，他为它死，为它生，为它死而后生。正如他在《春愁》是袒露，长住十年洋场，未免思念荒野之春，而人近中年，对春色又泛起淡淡的妒意来，春愁愈是浓厚了。
一句话，对春和美的倾慕让他发了痴，迸发出艺术力量。春在他妙笔下忽而带着苞叶徐展，忽而清丽绚烂，穷尽极盛之时的美态……我们何不把一个作家的慕春与生命不死的力即艺术之力联系起来？二十岁时在名古屋青楼妓院的破身，固然是青春欲望难耐，却也是渴求上等良家少女的不得（那时日本上流社会极其鄙夷支那人），而后的次等选择啊！欲哭无泪后选择索性一跌到底，不断沉伦……当然正如四季流转，譬如人生颠沛流离，一个文学家不可能忽略其它季节的斑斓的色调，《故都的秋》、《江南的冬景》、《北平四季》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郁达夫写给这些季节和地方的颂歌，尤是经历了一番人世，沉淀和涤荡，对生命的百般热爱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我们或可以探讨一下艺术家对自然之爱与艺术的关系，首先，大自然绝对诚实，它不相欺不撒慌（只有人的自欺和诈欺），就真实性上，这与艺术的宗旨是一致的，所以深得人们喜爱；另外，大自然虽然袒露无遗，它的神秘我们还是不能穷其究竟，我们给它定义、解释，说来说去，都是人类自说自话，大自然不需要人类，人类何其渺小、多情又自负，于是它成了我们永不厌倦的描绘目标，与人类相爱相杀的永恒局面形成对照。郁达夫谈到他如何热恋着山川景物，爱好四野旅行，而其中的精细描摹和情动于衷的细腻感受，凝成他最具华彩的篇章。源自唐宋八大家游记散文的传承，少时受清代散文桐城派的影响，对历史典故逸闻和地理文化知识的广博，又为郁达夫的一些散文增添了丰富的异质杂感，给人丰厚的感觉。
民国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有来往交际，我们来看看郁达夫眼中的鲁迅、周作人、徐志摩、林语堂、郭沫若。对鲁迅的斗士精神郁达夫是肯定、钦佩、仰慕的，他们是同乡，读过的民主启蒙书籍相差无几，又都有在日本的旅学经历，对中国救国图存的精神是趋同的，所以不致有什么大的龉龃，只是他们性格不大一样，致使他们并未有多亲密接近。在回忆鲁迅的文章里，他罗列事实，很少给予评价，但一个外表孤冷、内心热情刚硬的鲁迅跃然纸上，这个“刚硬”是说对原则的遵从，决不轻易让步。总觉得比起鲁迅，他相对柔和，而这种柔和源于对事物多样性的评判犹疑、拿捏不定和谨慎观望，这属于个人的性格气质，一种文艺倾向的气质。而鲁迅有一把狠刀，他原则分明，运气蓄力，准确定位，一刀砍将下去……
郁达夫用真正的英国绅士脾性来形容林语堂，说他真诚不欺，相当可爱，我相信在心理距离上，林语堂较之鲁迅于他更近，一种文化人共通的东西，而这个公共空间又分许多支系，是关于文学艺术的态度和理念趋同，使他们属于同一支，令彼此欣赏、仰望。郁达夫与郭沫同办过创造期刊，关系非常亲近，生活里家庭琐事，什么委屈，他都掏心窝子对他说，与之鸿雁往来不断。
郁达夫对周氏兄弟的失和作过澄清，他以为是误解，而国人对周作人的批判，郁达夫是满含理解和同情的，这一表态，或许他觉得已经够了！
郁达夫写过两篇悼徐志摩的回忆文章。留在他记忆里的是那个戴眼镜的、文气的瘦弱男孩，对世界充满新鲜的好奇，又有些许些调皮。他这样评价徐志摩：“志摩生前，最为人所误解，而实际也许是催他速死的最大原因之一的一重性格，是他的那股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的热情。这热情一经激发，便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不可。发而为诗，就成就了他的五光十色，灿烂迷人的七宝楼台，使他的名字永留在中国的新诗史上。以之处世，毛病就出来了；他的对人对物的一身热恋，就使他失欢于父母，得罪于社会，甚而至于还不得不遗诟于死后。”
郁达夫喜欢清淡的散文文风。在《清新的小品文字》里，他提到：“周作人先生，以为近代清新的文体，肇始于明公安、竟陵的两派，诚为卓见。可惜清朝馆阁诸公，门户之见太深，自清初以迄近代，排斥公安、竟陵诗体，不遗余力，卒至连这两派的奇文，都随诗而淹没了。”然后他例举宋罗大经的巜鹤林玉露》，觉得气味似同袁中郎、张陶庵的作品，大都描写田园野景，自然生活，纯粹情感之类，最为契合这一文体。远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近如沈复的《浮生六记》，及史悟冈的《西青散记》之类，皆如此。他认为日本明治末年的写生文体，近于这种体裁，源出于俳人的散文记事。
郁达夫认为西洋的essay倾向哲思，不及东方小品清丽，那么如何让文字出脱于“芜杂污浊”，那就需要细密的描写，细且清，而真切，还加上以景述情、缘情叙景等诀窍，总之，要作出这种情景兼到，既细且清，而又真切灵活的小品文字，当少用虚字，勿用浮词，文章便不古而自古了。难怪在风景描写寓情方面，郁达夫的文字总让人酣醉。
郁达夫的创作深受日本文学影响，不光是俳句的清淡印痕在他的散文里时有流露，他的小说也延续了某些东瀛文风。曾有一段时间，他一小一意模仿学习佐藤春夫，自我解剖般的大胆文笔，又附带几分颓唐美，对于女人极度的占有欲望，以及患失的自卑，冲击你到最后的，是对人间无尽的失望。但正如评论所言：“郁达夫有意在他的小说中创造了一系列对生活充满了失意和颓废的情感，以及患有严重忧郁症的落魄知识分子形象，即“零余人”形象，用以展示那些刚刚从封建礼教的羁绊中觉醒了的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闷。更是在表达对黑暗的社会和自己所处的军阀混战、最无价值的时代的不满。在这种环境下，郁达夫的颓废是想以一个弱者的形象向社会表达着青年的控诉。”
说郁达夫不得不提到他的女人，因为他的美学追求是与对女人美的追逐分不开的。我们来说郁达夫一生中重要的两女人，一是发妻孙荃，原名兰坡，另外一个自然是第二任妻子，人所共知的王映霞了。郁达夫在文章中称结发妻子为“女人”或“我的女人”，为其改名为孙荃，可想这个女子的某些自带的部分如何不被他承认，至少在某些精神文化方面，她与他相距遥远、格格不入，但既是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像当时大多数文化人一样，他仍接纳了传统的某些部分，连那么刚烈的鲁迅也遵命娶了三寸金莲的朱安，致使后来的许广平永远没有名份，落了一个“同居关系者”的尴尬身份，甚至，坊间还流传着鲁迅天寒地冻时不穿夹裤以消减火烈欲望，不去碰朱安的身子。这是那个转型时代遗留的悲哀，许许多多男男女女大活人的悲剧。郁达夫亲昵地、柔肠万千地称爱得热烈、愿为其赴汤蹈火的王映霞为“霞”。
1927年，郁达夫的日记里满是对原配夫人孙荃的歉意和怜悯，伤心至极，因为她即将临产，怪他没有信给她，仍从北京寄御寒的皮袄子给在上海办《创造社》的丈夫，关心备至。也是在这一年，孤寂深渊里的他常买醉解愁，上帝给他生命的恩赐也赐以毒药，31岁的他爱上了年轻的新式美人——19岁的王映霞，在追求她之前，他想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为一个女人心动的美妙感觉了，“若再把机会放过，即我此生就永远不再能尝到这一种滋味了，干下去，放出勇气来干下去吧！”郁达夫苦恼极了，终想不出两全其美的法子，他对孙荃无以报答却还要伤害他的那位“可怜的女奴隶”。他可怜巴巴尽在日记里倾诉：“我在无意识的中间，也在思念北京的儿女，和目前问题尚未解决的两个女性，啊，人生的矛盾，真是厉害，我不晓得那一天能够彻底，那一天能够做一个完全没有系累的超人。”另一边，他的魂早已被爱情勾引去了，有1927年一月的日记为证：
“今晚上月亮很大，看看千里的月华，想想人生不得意的琐事，又想到了王女士临去的那几眼回盼，心里只觉得如麻的紊乱，似火的中烧，啊啊，这一回的恋爱，又从此告终了，可怜我孤冷的半生，可怜我不得志的一世。茫茫来日，大难正多，我老了，但我还不愿意就此而死。要活，要活，要活着奋斗，我且把我的爱情放大，变作了对世界，对人类的博爱吧！”
她给他初恋恍惚的感觉，这甜蜜太吸引人了，就像上帝赐予你的礼物而你不受用，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来吧，来吧，爱情！他决定抛开一切人的束缚去拥抱它。虽然他怀疑她不及他爱她，否则不会有那么多顾虑，他满面泪流乞求她鼓起勇气，与他同居私合，这于爱情似乎天经地义。
同时，郁达夫在苦苦撑办创造社期刊及朋友要求收并的《洪水》刊物。他要常常阅稿赶稿，有时写得得意，有时仅是勉力为之，还有一次颇为遗憾地在日记里承认是写得最差的一次。听说上海当局要来封锁创造社出版部，郁达夫写信给徐志摩找人通融。后来徐志摩来信，说司令部要通缉百五十人，郁达夫提心吊胆，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在内。为了追求王映霞，吃饭礼物等开销是免不了的，他必须另作小说换钱。现在，能得到王映霞的爱和作小说间的微妙关系反而使他“活”过来了，他称它为“断肠的喜剧”，生的意义在发芽长大，革命理想、写作意义和爱情都融合在一起了，我想，这段时间，是中年郁达夫活得最生机勃勃的一次吧，虽然累而危险，1928年，他们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了婚礼。
他们相差12岁，令人不胜唏嘘的是，1936年一月，郁达夫还在兴高采烈与王映霞布置他们爱的巢屋——“避风雨茅庐”，紧接着，1938年7月他又在《大公报》上登载寻妻的启事，疑她卷着细软与一男士双双逃跑，我们可以脑补这两年的夫妻情变了。到底王去了军统局长戴笠处还是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棠处，或别的男人处，我们不得而知。
据说王映霞与戴笠有染（一说是许绍棠）而导致与郁达夫离婚。然而据王映霞后来说，她与郁达夫性格不合，他属于那种只能做朋友的人，又添了一句，似乎幽怨地为自己辩解：郁达夫一直未和孙权离婚。是真的原因，还是假的托辞，外人不得而知，总之是不爱了。1942年，38岁的王映霞又与钟贤道广而公告，在重庆举行令人嘱目的盛大结婚典礼，民众称她为“重庆第一美人”。王映霞在晚年回忆里说：“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他”和“他”，或者“她”和“她”，终究是我们的过客和附属，一个人终究独寻自己的精神道路。
郁达夫是个书痴，三天两头都在买买买，天天写或读，偶尔消沉时发些读书误了光阴的牢骚。他的日记里，频繁购书成了一道日常风景线，就像小孩子吵买棒棒糖、女孩控制不住买冰淇淋那种嗜好需求。他常常逛旧书铺或古物商处，购买西洋小说、日本小说，并研读它们和中国古书，也做些英译或日译。他也关注时局和当代流行思潮，比如新近一本 Beresford的《Revolution》（革命），看看英国这一位新进作家的态度。读了一本《莲子居词话》，觉得不好，除了讨论韵律可取。而在一本Wagner的书上，每章上，总引有作者的自传一节，证明作者叙述的出处，他觉得很不好，容易使读者感到disillusion（幻灭）的现实，这多此一举的介绍且与正文分离，大概反而是破坏了读者的信赖吧，破坏了读小说的自然进入情景剧场的代入感，这与他对写自传体作品的零距离的艺术观感一致。在最后的遗嘱中，我们得知，他留在杭州的藏书达500万卷。
郁达夫也写嘲弄暴政、讽刺时局的文章，《故事》就是一篇绝妙的讽刺文，讥讽那些指鹿为马、黑白颠倒、是非不凡的执政者，他也像鲁迅一样写呐喊文，从1921年成立创造社，到后来加入抗战，他写了不少激励斗志的时文，这时我们看见多面才能的郁达夫，他深爱着祖国，尽管民国时，这个“国”被军阀割据，连年战乱，后又被日本侵略，他深恐国将不国。他歌颂屈原以身殉国，与国俱损，沉于汩罗。他像鲁迅一样提携年轻人，鼓励他们，催促自己，常常思考为抗日救国自己的笔能做些什么，且身体力行。
1938年，郁达夫去了南洋，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新加坡沦陷之后，郁达夫就流亡至马来西亚，被日本宪兵盯上，他在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亚公务市化名赵廉，开了一家酒厂。1945年，日军宪兵找了一名印尼人骗他出来，把车开到苏门答腊丛林，在一个山崖下把郁达夫活活掐死。郁达夫从此完成了从浪漫诗人到永生战士的人生转型。南洋海面上，回荡着他为抗战奔走呼号的声音。人们曾批评他文学里零余人的病态，自守孤独，自甘沉沦，囿于个人小世界的辗转，但未看见郁达夫的另一面，他一直有一颗火热的心为一个理想中国跳荡！
我慢悠悠读着这本集子，读一两篇又闲荡去了，或做了生活中的许多琐事回来，又继续赏读，仿佛要与一个作家书中漫长的一生相匹配，急进不得。我随着郁达夫迁徒流离，从杭州、上海、日本、北平、福州、广州、南洋等地不断迁返，飘零，虽然郁达夫或迫于生计、或为着理想干着实事，但内心来讲，他总有一种文人的飘零状态，从十七岁起，到海外飘泊的十多年光景，让郁达夫始终觉得是个没有祖国的游民。如他所说的“零余人”，不被社会需要，完全自我隔离，而战时添乱，又增添了这种动荡、失去根基恍苦浮萍的感觉，也许到加入后面的抗战，才找到与现实立身的凭据吧！就像他在特别疏懒和无聊时恨不得来一场灾祸、一场事故、一场戏剧折转，让他流血流泪……
说到这里，想到读书也是这样，我们不大可能不眠不休，每天沉醉在超现实的诗歌里，那是不全的人生，那会烦躁，我们也需要读历史、哲学等其它类书，就像人生与生活的节律，需要诗歌的美妙，需要哲学的沉思，也需要在历史和书本中抽身、转身，近观远观反观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以及投入到与现实生活热烈的关系里。
这本散文集里，也有仅作为史料留存的文章，文学价值不大，是应时之作，参与当时声势浩荡的大环境，时过境迁，我们看见是一个文人与国存亡、共赴进退的身影。还有小篇幅的为写而写的闲作，当作一个作家的也有无聊生活一窥的角落吧，或者当他说自觉的书写成为习惯，其实有着他所不知的主动意味的。
一张泛黄的老旧照片里，组织文学团体“创造社”成员中，郭沫若等许多同行友人西装革履，回应着“五四”以来由内至外的精神变革，独独年轻的郁达夫还穿着那一款承接着过往历史和文化的旧式长衫，坐在前排，那样醒目，如同他在传统文化里寻找着遗珠，擦拭干净，安插在属于他的文字共和国里，泛着特别的韵光，余味幽幽。
202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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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思
左手握文字，右手握生活，並時常被兩者拋棄和接納，她不想過多言說自己，更相信日色賜福予生命的公允，她的夢與你日日夜夜寓居的夢交纏、共生，並沒有太大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