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近日在微博中看到一则“见闻”，日本东京郊区某地有家东北人开的中餐厅，据说对中国人爱搭不理、对日本人笑脸相迎。某君颇为不满，在发现他家菜单后面的介绍后，偷拍了下来，大意是：他作为一个东北人，无比怀念爷爷奶奶当年的伪满洲国，生活安定治安好，是当时中国人最向往的地方，而他生活的年代中国人只能啃树皮。他还说在东北其实很多老人都怀念伪满洲国，热爱日本人的统治。最后呼吁日本青年不要忘记日本传统，不要向中韩两国的反日势力低头。
看到此见闻，我不禁想到民国时期的两位大文人：周作人与钱稻孙。
他们两位，真的有很多地方相似，都在日本求过学，都从事过日本文学的翻译工作，他们的日本古典文学翻译水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重要的相同点是他俩都担任过日伪时期的官员，周作人的职务是“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钱稻孙与日伪合作、职务是“北京大学秘书长、院长”，两人因此在后半生背着“汉奸”的罪名，并在文革开始后深受折磨，并分别在1967年、1966年被折磨得凄惨离世。
1938年2月9日“更生”座谈会。右起坐者：三池、何其巩、周作人、张燕卿、汤尔和、泷川、成田、钱稻孙，源自《每日新闻》
这两位文人真的很有才，民国初期就已经是蛮声海内外。可惜抗战时期，民族气节不保，留得一身骂名。当然，现在的我们可以更为客观地看待他们的“汉奸”罪名，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他们的“苦衷”和“身不由己”。
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三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过“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也因此在周作人后来受审时，曾书面作过证。
1939年元旦发生的枪击案，可能使周作人受到冲击，并走向为汪精卫伪政府的合作。而在此之前，周作人并没有出任傀儡政权的任何行政职务。有关枪击案的杀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战后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是当年学生，不满周的亲日行止而下的手。不管怎么样，1939年1月是分水岭，周作人走上了与日伪合作的道路，并担任了一系列的职务，日伪也拿这个大文人来装点门面。
钱稻孙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他历任北京大学秘书长（1938年起，辅助职称“总监督”的首长汤尔和）、校长（1940年起，1942年到1943年兼农学院院长）。尽管80年代初，钱稻孙的政治问题终于得到了平反：日伪时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事，不作汉奸论，但他及五个子女（共有十个子女）都已去世。（备注：“不作汉奸论”也有一种说法，钱稻孙的后代称不知道此事，也没收到正式文件。）
应当说，周作人与钱稻孙都是“好人”，但在民族气节上“一失足成千古恨”。他们与日伪合作，与他们的留日经历及亲日感情是分不开的。时至今日，我们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亲日派，觉得日本的社会如何如何好，等等。在“大是大非”的抉择上，民族气节、国家意识是很重要的。你可以欣赏别国的文化、政体等，但你不可以“卖国”，否则历史是不会宽恕你的。在同样的问题上，梅兰芳的蓄须名志，大批教授不顾一切奔向大西南、创办西南联大，足以说明问题。
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足见傅斯年的民族气节之爱恨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