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 在美国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用法律保障新闻自由的一个关键判决。
该案件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林肯在1862年发布了著名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黑人在法律上成为自由人。内战结束之后，美国黑人开始了争取获得平等普选权的艰苦斗争。迫于压力，美国国会先后在1865年、1868年和1870年通过宪法第13、14和15条修正案，将自由权、公民权和选举权赋予黑人。但是各州通过具体的选举附加条款对黑人参政加以限制，黑人仍无法取得与白人一样的平等地位，依然处处受到歧视。直到上世纪50年代，南方各州依然通过地方法律限制黑人及有色人种的选举权，并在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小孩不能到白人学校读书、黑人不能到白人出没的公共场所（酒店、餐厅、电影院、商场等）、公交车上黑人只能坐在后排、选举登记时黑人要进行教育水平测试，等等。北方各州的媒体开始报道各地方的严重种族隔离政策及黑人生活的悲惨境遇，大众开始了解到南方各州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田园风光”。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地方势力开始“坐卧不宁”，惧怕媒体的力量和民众的觉醒。该背景直接导致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诉《纽约时报》诽谤罪以及其他官员相同的诉讼案，共向《纽约时报》索赔300万美金。他们想通过地方保护势力向联邦施压，同时给北方媒体以“惩诫”，使媒体都“噤声”，以保持自己的种族隔离政策。
案件的起因是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载的整版广告《留心他们高涨的呼声》，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受阿拉巴马州伪证罪指控的辩护筹集资金。在广告中提及一些阻挠民权领袖的行动，但部分内容失实，且涉及到蒙哥马利市警察。尽管市政专员（警察局长）沙利文并没有在广告中被指名道姓，但是鉴于他的职责是监督警察部门，时报对警方的失实批评被认为是对他个人的诽谤。显然，沙利文的诉讼是有预谋的。在阿州法庭的判决中，沙利文胜诉，获赔50万美元。随后《纽约时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对于政府官员公职行为的诽谤案，阿拉巴马法院在适用法律时，缺乏对宪法第1修正案和第14修正案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保障。判决认为，从宪法角度看，原告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真实恶意，证据不足，因此判决原告败诉。实际上，该案件的发展和进程是相当复杂的，上述只是简单的叙述。
在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给全体国民同等的权利是历史的潮流。案件发生后，南部各州起诉新闻机构的诽谤案件赔偿额已近3亿美元，如果《纽约时报》败诉，不仅《纽约时报》及以后各媒体将倒闭，最重要的是“自由、平等”的民权运动将受到重创，美国的“立国之基”将会动摇。所以联邦最高法院是不允许历史倒退的。
1964年3月9日，庭辩结束两个月后，最高法院作出判决：9位大法官以9票对零票一致通过裁决，撤销原判。判决书由布伦南大法官主笔完成。他曾经协助沃伦大法官，推动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在沙利文案的判决意见中，他对媒体批评官员的权利进行了更为强化的界定：“媒体在‘对错误陈述信以为真’的前提下发布不实之词，应豁免于诽谤诉讼；官员履行职务时，享有言论免责权，那批评官员的公民也应当享有同等特权；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的职责”。
1971年6月对于“政府限制《纽约时报》刊登涉及越战的报道”，刚刚出任联邦法官的默里.格法因在裁定中写道：“国家安全并非自由堡垒内的唯一价值。安全必须建立在自由体制的价值之上。为了人民的表达自由和知情权等更为重要的价值，政府必须容忍一个不断找茬的新闻界，一个顽固倔强的新闻界，一个无所不在的新闻界。”
其实从林肯开始近一百年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联邦法院也是不断顺应历史的发展，在妥协中发展，在逆境中寻找出路，正印证了“与时俱进”的内涵。1876年的总统大选，拉瑟福德.海斯靠共和党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大力支持，勉强以一票优势当选。作为回报，共和党允许南方自行处理种族事务，使得南方各州再次推出压制黑人权利的法令，实行严格种族隔离政策。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宣布路易斯安那州采取的种族隔离措施并未侵犯第14修正案规定的“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在此纵容下，种族隔离愈演愈烈。随着时代的前进，最高法院开始转变到支持民权运动。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九位大法官一致裁决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措施违宪。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并未说明“普莱西诉弗格森案”是应被推翻的不当裁决，他只说：最高法院无法令时光倒流，但教育机构推行的种族隔离原本就是不公正的。
“宪法的生命力之所以能恒久延续，源自法官们在适用与解释上的不断创新，以适应制宪先贤们未能预测到的社会变迁。”
让我们记住沙利文案中的这九位大法官和本案《纽约时报》代理律师赫伯特.韦克斯勒律师，是他们的远见卓识和超凡智慧，推动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美国的真正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