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牛虻》这本书在中国文学界的影响是非常深厚的，它以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殖民统治的斗争为背景，以爱国志士“牛虻”的命运、遭遇和结局为线索，猛烈抨击了天主教会虚伪的反动本质，热情歌颂了意大利人民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所作的英勇斗争。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最需要的是“牛虻”式的革命家和革命激情，该书受到中国文学家深爱也是情里之中的。亚瑟、琼玛成为无数革命青年的偶像，成为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的最好注本。
牛虻身上无疑凝聚着强大的精神力量，从天真的青年、从生活在蒙太尼里神甫无微不至关怀下的亚瑟，蜕变到革命斗士“牛虻”，最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在牛虻内心世界里充满着激烈的矛盾，根本无法调节。
首先，对于蒙太尼里神甫（他的生父），牛虻始终是爱他的，尽管他早已认清教会的本质和残暴。我相信，多少个亡命天涯的夜晚，牛虻在思念琼玛的同时，肯定也在思念蒙太尼里神甫：多少次回忆起年少时，爬在父亲腿上，受到父亲慈祥的抚爱，尽管当时他不知道神甫就是自己的生父。失去母亲的亚瑟能得到这么多的父爱，在他心理留下了不灭的甜美回忆。所以，当牛虻面对蒙太尼里神甫时，他怎么忍心用手枪打他，从而导致他的被捕。在小说快结束时，蒙太尼里神甫来到监狱，当得知这个犯人就是自己亲爱的亚瑟时，对于父亲该是多大的激动。亚瑟试图劝说神甫抛弃宗教、和自己走，徒劳无益，神甫是无法放弃自己的宗教的。所以，结局是悲惨的，双方都无法放弃自己的“追求”。蒙太尼里神甫本身并不坏（尽管违反教义，与人私通生下亚瑟），就象他讲的“我毕生反对高压政策和残暴，到哪儿我都是这样。我一直都不赞同各种形式的死刑。前任教皇在位的时候，我再三强烈抗议设立军事委员会，并且因此失势。直到现在，我所拥有的影响和权力都用于布施慈悲。”错就错在他生活的年代，宗教不是造福人类，而是统治、残暴人类。所以牛虻和父亲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解的。我记得当神甫痛苦地离开监狱时，牛虻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噢，我受不了啦！回来！回来！”整夜在哭泣。看到这里，我也在流泪。最后，蒙太尼里神甫发狂而死，他实在无法承受自己儿子被送上绞手架、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也许此时宗教在他内心里已经死了。
其次，和琼玛的爱情是无法圆满的。由于自己年少无知，向卡尔迪神父做忏悔时透露了青年意大利党的活动而导致波拉入狱，琼玛扇了他一记耳光，并视他为叛徒。加上得知蒙太尼里神甫就是自己的生父（当时神甫是不能结婚的），崇高的宗教一落千丈，他跳上一艘开往南美的轮船，沦落天涯。往后他成为革命的斗士，象“牛虻”一样犀利地攻击教会。牛虻深深爱着琼玛，这是他一生唯一的爱情、初恋。其实对于他的初恋，某种程度上是单相思，琼玛可能更喜欢波拉，年少的亚瑟太单纯、太幼稚了，他还没有成为一位成熟的男士。牛虻早已不嫉恨琼玛的一记耳光，琼玛后来也知道自己误解了亚瑟。多年后，满脸沧桑的牛虻出现在琼玛的面前，琼玛已无法辨认“他就是跳海而死的亚瑟”，此时的琼玛已是死了丈夫的波拉夫人。有多次，琼玛疑惑于牛虻身上亚瑟的影子，但牛虻丝毫不为所动，尽管他恨不能立刻紧紧抱住琼玛。即使牛虻不死，他们也无法圆梦，因为牛虻已经不是当年的亚瑟，他的所有一切已经献身革命，即使这次不被捕，还会有下次，他已经视死如归了。同时琼玛也无法从情感上把牛虻作为自己的恋人。
小说最后，当琼玛接过狱卒偷带出来的牛虻亲笔信，“琼玛拿着那封信，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在敞开的窗子旁边坐下来读它。信上的字是密密地用铅笔写的，而且有几处字迹已经模糊。但是开头的几个字十分清楚，是用英文写的：‘亲爱的琼’。纸上的字迹突然模糊得象一片云雾。她又一次失去了他——又一次失去了他！她一看到那熟识的孩子气的称呼，满腔哀悼绝望的感情就又重新把她压住了，在无可奈何之中，她茫然地伸出双手，好象他身上堆着的泥土正压在她心上一样。”每次读到这一段，我的泪水也禁不住流了下来。
我读《牛虻》，是撇开其“革命情节”的，是感受书中描写的人间悲剧、对感情的执着和无奈。毫无疑问，《牛虻》是一本出色的小说，它反应了人类情感的真实。你可以说它是革命题材的小说，但是如果没有小说中的父子情、恋人情感、误解与宽恕等等，那将是本苍白的革命小说。
让我们记着结尾处牛虻留给琼玛的小诗：
“不管我活着
或是我死去
我都是一只
快乐的飞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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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牛虻》作者伏尼契（1864—1960）爱尔兰女作家，出生在爱尔兰，常住伦敦，在纽约度过晚年，她于1885年毕业于德国柏林音乐学院。1887年在伦敦结识了不少流亡工作者，其中以俄国民粹派作家克拉夫钦斯基对她的思想和创作影响最深。1892年与波兰流亡者米哈伊·伏尼契结婚。1897年她的小说《牛虻》在伦敦出版。伏尼契还写过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奥丽维亚·塔拉姆》，及叙述牛虻出走后经历的《中断了的友谊》等，她不仅创作小说，而且还翻译过很多俄国文学作品，写过不少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