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蒲剧现代戏《红灯记》

（2000年）10月18日晚，我们在稷山县南梁村观看了河津市蒲剧团演出的现代戏《红灯记》。第二天上午，又在河津市参加了一个气氛热烈的座谈会，了解到了有关此剧的种种盛况。平心而论，这出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以此为开端，河津市蒲剧团将会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

一、观剧的感受

我们在南梁村观看的这场演出，是该团在河津市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之后，赴临猗、永济、稷山、闻喜等地巡回演出的其中一场，除了“打炮戏”《红灯记》外，还同时演出该团擅长的多出传统剧目。
蒲剧《红灯记》阔别舞台已有数十年，童年时代的观剧印象如今早已荡然无存。坐在台下，我脑子里几乎全是近几年听熟的京剧《红灯记》的经典唱段，蒲剧《红灯记》是个什么样子？它的唱腔韵味如何？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听介绍说，河津市蒲剧团早年即以《红灯记》誉满三晋，老一辈的艺术家如今已不再登台，这次演出的全是新一代演员，他们能不能演好这出戏，也是我心里的疑问之一。
南梁村的观众们安静地坐在台下等待，夜风虽然很凉，但这无法干扰人们心中的期待。锣鼓响起，开场的首先是一折传统戏《挡马》，演得虽然很精采，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喝采和掌声，因为人们是冲着《红灯记》来的。
《挡马》落幕，观众仍然很安静。音乐忽然一变，除了传统蒲剧的乐器外，加上了小提琴和几种铜管，节奏旋律完全不同于人们听熟了的传统蒲剧，观众心里那根尘封已久的琴弦被拨动了，我的心里也不由一震。幕拉开，灯光效果也不同了，李玉和上场，器宇轩昂，精神抖擞，让人眼里一亮。他唱了几句，接着铁梅上场，然后就是那段动人的“提篮小卖拾煤渣”。
我心里所有的疑问至此便完全释然了。它和京剧完全不一样，是地道的晋南蒲剧，人物的道白、唱腔，完全是我们的蒲剧风格，但它和京剧几乎一样地美。我非常欣赏扮演李玉和的演员马建艺，他的扮相英武豪爽，道白清晰有力，唱腔干爽浏亮。其嗓音，有如轻云蔽月，不掩光华，可以说正是戏曲界激赏的“云遮月”嗓子。
这出戏完全按照以前样板戏的剧本路子排演，情节、道白、唱词等都没有改动，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我因为对这出戏比较熟，所以注意力不在剧情，而在它的蒲剧味道。但是当我看到日本鬼子搜寻跳车人，在台上一起卧倒，灯光暗下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是以前那个时代独特的审美观，一种藐视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观，一种自信、自豪的情感。
看着看着，我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鼓起掌来，天寒手冷，拍起来竟感疼痛，但是也顾不得许多。为真正的好戏拼命地鼓掌喝采，既是观众的权力，也是观众的责任。
我前些日子听过“十三红”张庆奎的一些唱段，比如《秦琼观阵》等，这次听李玉和的唱腔时，感觉有一种神似。坐在我旁边的朋友则悄声说：“你听，这几句多像张庆奎的《跑城》。”散戏以后我向马建艺询问，他谦虚地说：“可能有那么一点吧。”实际上《红灯记》这出戏，马建艺主要继承的还是著名蒲剧演员温俊祥的风格，《红灯记》以前誉满三晋，就是温俊祥那一代演员唱红的。这次重排，老一代演员手把手地传授，老李玉和教新李玉和，老铁梅教新铁梅……，所以才有这次的成功。
看完戏以后，大家在一起议论。有人说美中不足的是马建艺脸稍窄，不像钱浩梁。我心里想：他是不像钱浩梁，腮帮子小一点，可是要仔细看，他长得更像李少春－－钱浩梁的老师，李玉和最初的扮演者。

二、听座谈会

10月19日上午的座谈会，邀请到的主要是河津市文艺界的名家，其中包括原来排演《红灯记》的团长、导演、音乐设计、演员等。大家很畅快地交流了自己对新排《红灯记》的看法。负责策划、组织这次《红灯记》排演的河津市文化局局长原加生，则谈了许多《红灯记》演出期间的趣事。
《红灯记》在河津市礼堂连演11场，场场爆满，后来的几次，剧场出现紧急情况，竟不得不调来民警维持秩序。有一位观众，11场演出，他连看了8场，邻居们嘲笑他是“憨憨”，他后来给人说，自己是顶着做“憨憨”的压力看完8场的。还有一位观众，每天开着212吉普车回村里拉亲戚朋友到市里看戏，结果11天下来，他竟不能满足所有的亲戚朋友，招致了许多埋怨。有一位科局级的干部最有趣，他拿着票进剧场，结果座位被人占了，人家不肯给他让座，他觉着自己是个干部，和人家吵嘴有失身份，就蹲在过道里看戏，但过道里也蹲满了人，他蹲累了想动一动，可一动就影响后面的人，人家用脚踢他屁股，一场戏看下来，受了不少委屈。
我想剧场里的这些情形，是多少年难得一见的。有一段相声叫《卖挂票》，说站票卖完了就把人挂在墙上看，这是相声演员开玩笑。这次《红灯记》演出情形，却是真事。
原加生局长介绍说，这次巡回演出，所到之处也是场场爆满，不仅给剧团带来了经济效益，也照顾各地的礼堂、剧院等单位发了一笔财。以前剧团担心没有“台口”，现在河津市蒲剧团的“台口”已经排到了明年正月十五，最担心的是所到之处要求加演，影响日程安排，产生不必要的纠纷。我想，这正是所谓“成功的烦恼”吧！
这次座谈会的另一可喜之处是，与会的专家们在肯定、赞赏《红灯记》演出成功的同时，都保持着一种冷静心态。不仅认真地指出该剧现存的不足，而且把眼光放在振兴剧团、繁荣蒲剧市场这一长远目标上，提出许多需要思考的问题和各种合理化的建议。一出戏救活一个剧团，振兴一个剧种的事情，在戏曲发展史上并不鲜见，以前的昆曲《十五贯》就是一例，但要真正讲救活、讲振兴，却需要冷静地思考和不懈地努力。

三、《红灯记》成功的思考

我们在采访河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郝方和文化局局长原加生时，他们都曾客观地分析过《红灯记》一炮打红的原因。实际上，河津市蒲剧团之所以重排现代戏《红灯记》，正是他们在认真分析蒲剧演出市场现状之后的一项重大决策。演出的成功，说明他们当初的判断、决策正确了。
参加座谈会的许多专家也说明了其中的道理。以前只演现代戏，传统剧目绝迹于舞台，戏曲观众期待的是能看到老戏，所以老戏恢复后，一度万人空巷。而现在，几乎所有的舞台上都只上演传统老戏，现代戏基本绝迹，观众看老戏看厌了，自然而然就想变换口味。《红灯记》作为蒲剧现代戏的经典之作，以前的演出就曾大获成功，它在艺术水准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按照原汁原味排出，轰动一时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另外，《红灯记》讲述的是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的故事，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崇高理想，不仅可以藐视毒刑、屠刀、利益诱惑，而且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前人遗志后人继承。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正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缺少和需要的。在成克杰、胡长清等腐败分子的劣迹恶行暴露于世人面前时，人们最怀念最向往的莫过于李玉和这样的共产党员了。所以《红灯记》的排演，同时也满足了观众的这种期待心理。
人们欣赏艺术，不仅要求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与完美，也要求内容、主题上的契合时代；不仅要求美的享受，也要求心灵上的震撼和感动。这是不可或缺的。当演出萧条，剧场零落的时候，许多人大发感慨，认为戏曲的观众群消失了，戏曲没有市场和出路了，戏曲被时代抛弃了；但当一出好戏登场，观众蜂涌而至，剧场爆满时，以前的观点就忽然被推翻了。这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衰落与繁荣的表象，冷静、客观、认真地探讨艺术发展规律，付之以坚韧不拔、勤奋不懈地实践，就会发现艺术是那样的真实，观众是那样的真实，成功也是那样的真实。
作为普通的观众，我们期待着河津市蒲剧团以《红灯记》的成功为契机，凭借此剧在观众中造成的良好影响，继续排演新戏、好戏，以更多的能给人带来享受和震憾的精品剧目，繁荣戏曲市场，振兴戏曲艺术。
（2000年10月20日）

戏台上下

那次看蒲剧现代戏《红灯记》时，曾和郝方及原加生等人聊了许多，并到后台转悠了半天，问候团长和演员们，看戏的时候，又坐在台下的乐队身后，了解到了不少平时看戏没注意过的事。
蒲剧演出，乐队现在都在台下。我正坐鼓师的身后，可以观看其操作。这位鼓师工作很卖力，他仍然循老例，担任着乐队指挥工作，指挥棒就是手里那根鼓箭子。他除了打鼓打板之外，有时还要敲一种铜器，我不知道那该叫镲还是铍，只有一个，用绳穿着挂在铁架子上。由于他太用力，到后半场时，绳子忽然断了，旁边一个打锣的小伙子便负责帮忙，当需要敲那铜器时，小伙子就用手把绳头抓起来悬起，鼓师敲完他再放下，专心打自己的小锣，这种合作是默契的。我要不是得专心看戏，一定帮他这个忙。
后来原加生局长对我说，剧团每年乐器的消耗也是很厉害。鼓师的鼓箭子过几天就得换几根，琴弦也要经常买新的。看样子这个文化局长很心疼东西，可又不能让人家敲轻一点。戏到了高潮，演员狠劲地唱，乐队狠劲地伴奏，不使劲是不行的。
蒲剧的行头（戏装）有个专用名，叫“箱”或者“戏箱”，意思是装在箱子里的东西。这些戏装不能洗，一洗就坏了。前任团长韩有恩是名须生，善演《八义图》，他演戏有个特点，就是“恨戏”，太卖力气，一场戏演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新戏装经他穿上几次就成了毡片了。所以剧团有时舍不得让韩有恩演戏，他现在也不当团长，调到别的文化单位当领导去了。
《红灯记》中“粥棚脱险”一场中有几个群众，后来原加生局长问我注意那个卖粥的大嫂没有，我当然说没有。他说这个妇女，本来是某村的农民，因为太爱戏了，非要跟着剧团不可，一分钱工资不要。后来就收下了，在后台管服装，偶尔扮个小角色。原局长说人家不要钱，咱们还能真不给人家出工资啊，后来就按临时工对待，出了较低的工资。还有给剧团做饭的大师傅，也是一位农民，非要跟着剧团不可，也不要钱，只要管饭就行，后来当然也出了一点工资。这都是原局长自己干的光彩事，所以他讲给我听。剧团养不起太多的人，为了节约人，大部分演职员都是夫妻两个在团，原局长一一讲给我听，谁和谁是一对等等，我发现演员和乐队之间结亲的比较普遍，演员之间、乐队之间，是夫妻的很少。当然，有了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有了种种矛盾，闹了事，一走就是一对，领导见这个很害怕。而乐队和演员，谁爱伺候谁，谁不爱伺候谁的事情也比较普遍。团长有时平衡不了，就得局长出面批评教育。
原局长干的最光彩的事，是去年冬天的一次送大衣。剧团在农村演出，天寒地冻的，演员很可怜。原加生去村里看望剧团，没吭气，回来就去商店找军大衣，一问价钱太贵，一人买一件得几千块钱，砍价砍不下来，他一气之下带了两辆车赶到侯马的批发市场去找，结果便宜得多，买了大衣直奔剧团，一人发一件，大家的高兴劲和他的得意劲就别提了。
戏演完了到后台向演员道辛苦，团长马建艺客气地让我们提意见。我说柏山游击队为什么都穿着正规八路军的服装，而和鬼子开打时手里又拿着红缨枪？为什么鸠山手里拿的是一柄中国式的单刀？团长嘿嘿嘿地笑道：“我们的道具马上就买回来了，到时候这些问题就没有了。”看来也是不容易。
这次排演《红灯记》，原加生向市里要了几万块钱的经费，算是对付下来了。演出以后，票卖的不少，不但能够收回成本，还会有不少盈余。原局长给我算过这笔账，他计划把多余的钱用于以后排演新戏和添置家当。
剧团一般喜欢在城镇和较富裕的农村演出，一场戏可以收一千元左右，经济水平一般的农村，一场戏下来只能收七八百元甚至更少。这些地方都不卖票，属于包场性质，只要演了就有钱。而在城里，演出效益不但要受票房的影响，还有“关系票”的问题。一般在机关工作的人，都没有花钱买票的习惯，千方百计也要托关系白要票（我就属于这种家伙，本来也想买票，怕人笑我傻。）。这种票，不给还不行，给少了也不行。我想剧团对此是很头疼的。现在的戏票，好一点的二三十，一般的也得十几块，票价太低了剧团和剧院不划算，太高了老百姓也看不起，麻烦！
散戏以后，演员有一顿夜宵。我看见大锅里是酸汤面，演员像饿坏了似地争着给自己碗里舀，有几位还跟我们客气，非要劝我们吃一碗，好像酸汤面是了不起的好东西。这也让人很感慨，我因为喜欢看戏，以前总以为演员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还不知吃什么好东西呢。现在看来，唱戏这一行，真是辛苦，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