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梁启超
自从认识了董宇辉，越发觉得读书的重要性及真正魅力的体现并非来自于外在。由知识构建起自内而外的魅力处处闪着光环。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听他说话、讲故事总是不自觉地被吸引。
因为他，读书的效率提高了不少。
前几天在董宇辉的直播间买了一套《南渡北归》，刚刚看了个开头就被里面的大学者、革命家、教育家等人物吸引。在看到“梁启超”的部分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之前都是在课本或历史书中简单了解过这位先贤，读《南渡北归》之后发现梁启超的伟大之处不只是课本上的寥寥几笔。
梁启超虽功过皆有且褒贬不一，但并妨碍我们去了解一位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及一位极其优秀的父亲。
01
“北洋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那个时代里，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充斥着整个国家。国土被分割，人民生活日益穷困，不少读书人站出来，意图用自己所学来救国救民。那个时代里，出现了不少伟大的人物，这些人物的行为都影响了中国近一个世纪历史的走向。
梁启超生于1873年，自小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父亲都在广东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他4岁开始跟着祖父学习，期间他不仅学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这种带有爱国情感的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他崇拜尊敬历代那些忧国忧民、舍生忘死和顽强不屈的杰出人物。
光绪十年，梁启去广州应试，中了秀才。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光宗耀祖，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
到了光绪十一年，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在这里学习汉学。
康有为/梁启超
光绪十五年，梁启超参加乡试并且中举。
光绪十六年春，梁启超无意中学习了一本叫《瀛寰志略》的书，这本书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地理情况，开阔了他的视野，他开始致力研究西方的政治和文化。
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对康有为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向康有为学习变革的主张，以及变法的理论知识。
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他开始走上了改革维新的道路。
光绪二十一年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
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
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聚集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至此“维新变法”拉开序幕。
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
光绪二十二年，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
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让其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可惜的是在清廷保守派的镇压下，戊戌变法仅仅100天就以失败告终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在海外逃亡期间，梁启超很快办了一个《清议报》，继续在《清议报》上宣传自己的思想。
光绪二十八年一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超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
自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高潮。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开明专制”论。
光绪三十三年，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超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
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
梁启超感到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民国元年二月清帝退位，三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得到袁世凯的赏识。民国二年九月内阁组成，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民国三年一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颁发“二十一条”令，企图修改帝制。梁启超看出了袁世凯的野心，开始与袁世凯保持距离。后来由“二十一条”引起的政治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
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终于发出了讨袁檄文。
八月二十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
民国六年三月，段祺瑞、黎元洪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梁启超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
当参战案被国会否决后，梁启超甚至指示研究院议员辞职，以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在两派互相倾轧的斗争中，段祺瑞及梁启超运用各种手腕，以“再造共和”为资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
梁启超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超还挂上了财政总长的头衔。
民国六年九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十一月十五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
从此以后，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
民国七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十九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赴欧考察团在巴黎
02
梁启超有9个子女，个个成才，其中还有3名院士。
梁思顺，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成，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梁思忠，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逝。
梁思庄，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梁思礼，五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妻子，名叫李蕙仙。
李蕙仙，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李朝仪是清道光年间进士，官至顺天府尹；其堂兄李端棻曾任从一品大臣、礼部尚书。
受家学熏陶，李蕙仙除了受过完整的古典教育，同时也深具维新思想。
因此，对外撰稿办报、对内抚养家庭，她都处理得极为妥当。
梁启超对她非常敬佩看重。
在家庭教育上，李蕙仙一手操办了家中幼儿的启蒙，包括自己的子女、梁启超年幼的弟弟妹妹，都是她在陪伴和监督日常课业。长大些选择学校什么的，也都是她在安排照顾。
梁启超说，这些事情，他自己是完全没过问管过的。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只身逃亡日本，在极为混乱的局势下，李蕙仙独自在广东老家侍奉双亲，主持家政，照顾梁氏亲属，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
袁世凯复辟，梁启超写出了气势汪洋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掀起声讨狂潮，同时也将自己处在危险的风暴中心。但李蕙仙掷地有声：“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无反顾也。”
从《梁启超家书》来看，梁启超对各个子女的重视程度，有不小分别。
但没有太大分别的是，他对子女立业问题的重视。
梁启超认为，立志是人生的大事。
在具体把握上，他划出了“不做”和“要做”两条线。
“不做”——不做官，不受无汗水之金钱。
梁启超反对子女做官。
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他从自身在段祺瑞政府的从政经历出发，讲述不主张子女做官的道理。
梁启超认为，做官容易损坏人格，习染懒惰和巧滑，不是能够安身立命的职业。
他自己在1917年以后，也再未从政做官。
梁家成年的9个子女，也都没有做官的，大多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
梁启超也反对不劳而获。
为贴补家用，妻子李蕙仙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期货投机，梁启超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谆谆劝说，表明我们家断不能受无汗水之金钱，希望长女也一同劝诫母亲。
梁启超自己也拿出实际行动，讲课讲学，办报写稿，以各种正途大幅开源，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宽慰妻子在经济上的焦虑，向子女以身示范。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政治局势晦暗不明，不做官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明确了“不做”，作为父亲，梁启超对子女“要做”的事，也界定了方向。
“要做”——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要做有益社会的事。
梁启超一生学术研究涉猎极广，思想不断变化改进，政治主张也不断随时代而变，但有一点是核心不变的，那就是爱国。
他主张尽性主义，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将自己的天才尽量发挥，不必存一毫瞻顾，更不可带一分矫揉。”
如此，个人能够自立，“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同时，他也主张，一个人要用其所长，天下的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耕种其十亩田所取得的成就相同。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就是第一等人物，于社会亦有益。
梁启超子女所生活的年代，包办婚姻尚未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婚姻缔结方式，也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如鲁迅，如徐志摩头婚，这些同时期的人物，都还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相比之下，梁启超是一个开明而进步的父亲，摸索出了自己的独家方式。
即，由梁启超推荐人选给子女，双方经过相处磨合，合适才结婚。
这种方式，梁启超曾极为得意。
用这种方式，他向长女梁思顺推荐了周希哲，向长子梁思成推荐了林徽因。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方式有效可行。
“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
他以曾国藩的“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训诫孩子们：
“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作甚？着急他作甚？……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梁启超对子女的引导，是建立在他自身的高度之上的。
他自身学识不凡，又见多了各类革新浪潮中的青年，因此有了自己的一套教育心法。
在写给三儿子梁思忠的信中，他说：
“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
梁启超先生一生致力学术研究，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
他一生勤奋，著述很多，在将近36年的政治生涯中，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她自幼爱好诗词和音乐，从小就在家中由父亲梁启超指导读书，曾编有《艺蘅馆词选》。
长子梁思成，著名建筑学家，生于日本。
早年入清华学堂学习，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
回国后，他选择在当时比较艰苦的东北大学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成与学社部分同仁在大后方极端困难的境况下坚持学术工作。这时，他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完成了他的“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空白，竖起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深感国家缺乏建筑人才，又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并于1946年赴美讲学，考察建筑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他亲自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
梁思成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
他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他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次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生于澳门。
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
抗战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往长沙，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
他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躺在病床上仍主持考古所的工作，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热心培养青年一代。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说：“梁思永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也说：“梁思永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三子梁思忠，生于日本，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
1932年患腹膜炎，因贻误治疗而去世，年仅二十五岁。
次女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生于日本。
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
1931年学成归国后，立即投身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
建国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梁思庄一生致力于西文编目工作，在这方面被公认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专家。
北大图书馆的几十万种西文图书的目录都经她亲自或指导编制而成。
四子梁思达，生于日本。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作研究生。
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职。
1949年在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国家工商管理局）任职。
三女梁思懿，主要从事社会活动。
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初念医预班，准备升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为了参加革命转入历史系。
她一直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四女梁思宁，生于上海。
就读南开大学一年级时因日军轰炸学校而失学。
1940年，投奔新四军，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
五子梁思礼，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也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生于北京。
1941年，十七岁的他赴美留学，获普渡大学学士学位，接着在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梁思礼回国，初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国务院组织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负责起草运载火箭的长远规划。1956年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
梁思礼是第一代中国航天人，也是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其中，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俩同时于1948年4月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礼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补充：
梁启超与李惠仙结婚时带来了两个丫鬟，其中一个叫王桂荃，她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家中事务都交由她掌管。同时，她对梁启超问寒问暖，与他的相处颇为亲密。
梁启超是一夫一妻制的倡导者，对于他这样看重“生前身后名”的人来说，不敢越雷池—步，而丫鬟身份的王桂荃对梁启超的敬爱之情油然而生，却不能也不敢表白自己的心意。
大概是感受到了梁启超与王桂荃炽热感情，妻子李蕙仙主动向丈夫提出，将王桂荃纳为“二房”。
梁启超听到夫人的这个决定后，颇为震惊，经过几番推辞后，就同意下来，与王桂荃结为百年之好。
王桂荃
李蕙仙一共为梁家生了三个儿女。除了他们的长子从小夭折之外，为他生下了长女梁思顺，次子梁思成和次女梁思庄。（1924年，乳腺癌病逝）
王桂荃为梁家诞下了儿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1968年肠癌病逝）
梁启超年表
一岁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
五岁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
十二岁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甲申 应广州童子试 中秀才。
十六岁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 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
十八岁 一八九０年光绪十六年 卯寅 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
十九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入京与李蕙仙完婚。
二十三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
二十四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 丙申 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
二十五岁 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 丁酉 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
二十六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 戊戍 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末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
二十七岁 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 已亥 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
二十八岁 1900年光绪廿六年 庚子 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
三十岁 1902年光绪廿八年 壬寅 《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
三十五岁 1907年光绪卅三年 丁末 《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
四十岁 1912年民国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
四十一岁 1913年民国二年 癸丑 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
四十三岁 1915年民国四年 乙卯 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导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
四十四岁 1916年民国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戾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四十五岁 1917年民国六年 丁已 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 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
四十七岁 1919年民国八年 已末 到欧洲各国考察。
五十岁 1922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
五十三岁 1925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五十七岁 1929年民国十八年 己已 因肾病于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