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鹿原到青海

郗崇民

当年，在白鹿原上的一个有志青年，满怀着一腔热情和无限美好的梦想，随着国家建设的大潮，来到青藏高原上的青海。他为当地水电事业的蓬勃发展，努力辛勤工作了40余年，贡献出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和毕生的精力，这个人就是我的五叔父郗建平。

五叔父1941年农历五月廿四日，出生于白鹿原上的大亮村，他有一姐一兄，是家中老三，父母昵称“平”，在五个堂兄弟中排行最小，是我的堂叔父。我们晚辈一般都习惯地称呼他为平大、或五大。出生在旧中国，成长在新旧社会制度交替和剧烈动荡变革时期的五叔父，是朴实、真诚、勤奋努力拼搏的一生。随着五叔父的离世，也随之带走了属于他们那个特定时代的一段遥远的历史。我在五叔父生前，有幸聆听了他讲给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我今天再把它说给大家来听，谨表示对五叔父深情地怀念。

1943年，五叔父29岁的年轻母亲，在那个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因患病缺医少药，恋恋不舍地撒手人寰，丢下了年仅6岁的姐姐、4岁的哥哥和两岁的他，姊妹三人和父亲相依为命。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五叔父小时候就很懂事、且勤快，稍长大些就能主动地帮家里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和农活。他九岁时开始上学，在学校是认真学习的好学生，每天下午放学一回到家，就又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农民”。放下书包，就急忙忙地先推土给牛垫圈，再把栓在外面的牛在太阳落前及时拉回到牛圈里，拌草料饲养。还要把大场上晒干的碎土收到土房，又要在涝池给水缸担水。一直忙到天全部暗下来看不见干活了，全家人才顾得上吃晚饭。白鹿原上的人们一般把吃晚饭称为“吃黑了饭”，顾名思义，就是这个意思。人们把吃晚饭又称为“喝汤”，亦是生活极度清苦的年代里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特别是一到星期天，五叔父就更忙了。天还未亮，就被父亲从火炕上的甜蜜睡梦中叫醒。在若明若暗的晨曦中，推着独轮推车，车上放着老笼，从土壕里把挖下的湿土推到场上，打碎铺开凉晒。再拉牛出圈、垫圈、担水，搅土凉晒、收土，忙的一刻也不能停。午饭后又要背着笼，去南原坡下的河滩给牛割草，当夕阳西下时，他和一众小伙伴们把满满的一笼草背上塬。再拖着疲惫的双腿，赶回到家时，已经是月高星稀。随着年龄的增长，五叔父逐渐成长为一个种庄稼的“行家里手”，几乎各种农活都能干。他十二岁夏收时，就能挥镰割麦，一招一式，象模象样，不输大人；十三岁扶犁耕地，一声吆喝，鞭起牛走，犁沟均匀笔直。村里人都赞不绝口，纷纷夸奖他是个“小长工”，这可能是对他聪明、能干的最高评价。

五叔父长到16岁时，父亲已把他完全当一个大人来使唤。那年暑天的一日，晴空万里。他一大早就按照父亲的安排，从村外约半里地的土壕里，把打好的“胡基”用独轮推车，运回到家里的院子里，再在廊沿下垒好。独轮车本就不好掌握平衡，车上再放16页胡基，有300多斤重，一推起来，车子左右摇晃，不好掌握平衡，出土壕还是高低不平的上坡土路，一推起来走，就震得浑身发抖。稍使不上劲，还不进则退，就只好赶紧把车子先放下，待鼓足劲后，再一鼓作气向坡上推。好不容易推出土壕时，已是汗流满面，睁不开双眼，汗水湿透了衣衫，两腿发软。到平路上才稍好些，能缓口气。就这样硬是将土壕里的500页胡基全部运回垒好。干了一天活的他晚上躺在炕上，累得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点都不想动弹。

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期，五叔父的父亲是村干部，整天在外面忙集体的事，几乎顾不上回家。17岁的他在生产队里已是一个强劳力，有一天，村里通知每家要立即将屋里的火炕全部拆除后，把打碎的炕土作为肥料。当时他的父亲外出给生产队里办事，五叔父除按时喂好生产队里的7头牛外，晚上干了整整一个通宵，拆了家里的两个火炕。待到旭日东升时，他已将全部炕土打碎，等待村干部来检查验收。

在农村的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五叔父每天面对的都是超强度的、繁重而单调的各种农活和家务劳动。人生漫漫，敢问路在何方？年轻气盛的他，不甘心于庸庸碌碌地一直就这样面向黄土背朝天地在农村生活一辈子，也想走出去闯一闯，看一看外面多彩的大千世界。1958年的秋天，听说青海搞开发建设、需要招收大量工人，五叔父就和村里的胡悦明、王旺才三相约，准备到那里去找工作。还有同村的一位女青年胡粉线听说后，也要跟他们一块去。四个人一商量，事不迟疑，说走就马上走。五叔父当天晚上就先急忙忙地从家里背了一床被子，赶到王旺才的家里，大约晚上十时许，四个人就背着被子和简单的行李出发了。他们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在皎洁的月光下，悄悄地出了村，沿着乡间土路，大踏步地向西安的方向走去。

月明星稀，微风轻拂，只听见四个人清晰而有力的脚步声。他们一路上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当赶到白鹿原西边的八里坡塄上时，大约有五时左右，月亮已落，是黎明前的黑暗。八里坡是白鹿原上通往西安的一条下塬的土路，坡长、路陡难走，全长约有八里，故而名之。因这条路比较偏僻不安全，特别到夜深人静的晚上，还经常发生一些谋财害命的恶性事件。他们开始下塬时，心里都不由得紧张，感觉头发都直立起来。互相走的很近，谁都不说话，自觉地加快了步伐，只顾着走路，待一口气小跑着走下塬时，紧绷的心才稍许放松。走了几乎一夜，终于到了西安的东郊，这时东方天边也露出了鱼肚白色。五叔父走时身上带着父亲给的15元钱和姐夫给的7元钱作为此行的全部盘缠，四个人径直走到火车站，就马上买了当天下午从西安去兰州的硬座火车票，按时上车了。

五叔父记得非常清楚，那天从西安出发时，正好是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在万家欢聚的日子里，他们却第一次离乡背井地出远门。望着车窗外一晃而过的、略显荒凉的村庄，过了宝鸡，车就进行驶在连绵不断的秦岭山中，忽明忽暗，不时穿洞而过。“西出阳关无故人”，此行前途未卜的他，就别有一番滋味，霎时涌上了心头。第二天下午，他们到达兰州火车站。刚一出站，在广场上，就见有好几个招工的人，手里拿着用铁皮卷的传话筒呼喊着自己单位招工的信息，这是当时普遍使用的一种最原始的扩音器。这些招工单位大都是道路施工或建筑公司等。给五叔父他们的第一印象就是，看来工作还好找，心里反而不着急了。几个人就寻思着，既然跑这么远的路来了，咱就多比较几家单位，找个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四人不慌不忙地就向市区的方向漫步走去，一路上东张西望，沿途两边新鲜好奇的景致，令他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乡下人大开眼界，目不暇接，看啥觉得都很稀奇新鲜。当他们边走边聊时，猛然看到有一蓝皋饭店的大门前，贴有青海省水电厅的招工广告。这个单位感觉应该比建筑公司要好些？他们就径直走了进去。

四人进入皋兰饭店大厅后，按照提示沿着楼梯直上到三楼，从楼道再向里走时，见一虚掩的房门上贴有青海省水电厅招工处的条幅，从门缝向房内看，只见室内靠窗户摆有一张办公桌，桌后坐有一干部模样的人，好似正在专注地看什么文件。他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年轻人，都没见过世面，反而站在门外，畏畏缩缩地都不敢进去。里面的人听到门外有响动和说话声，就问：干啥的？五叔父随口回答：来找工作。屋里人抬起头对着门口说，请进来！随着招呼声，他们就一块推门进去。坐在办公桌后的人先问站在前面的五叔父：你叫啥名字？哪里人？今年多大了？啥文化程度？五叔父都一一如实回答，他说自己今年18岁，实际他17岁刚过，一般农村人都习惯地说虚岁。当他说自己是高小文化程度的同时，就很自信地从上衣口袋里迅速地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高小毕业证书，双手恭恭敬敬地递给对方。招工的那位干部看后，对他的情况很满意，随手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张招工登记表，将五叔父的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等基本信息都填好后告诉他说：你被录取了。此刻五叔父的激动心情，犹如范进中举。他后来才知道，负责他们那次招工的是青海省水利电力厅人事科的科长，军人出身。对于改变了自己一生命运的大好人，五叔父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位科长的大名，他叫杨铭岐。

当杨科长接着再问其他人说，你们可都是来报名的？谁先说？这三个人因心虚，反而你推我让地互相“客气”起来，谁也不敢向前。胡悦明和王旺才都没上过学，年龄也快30岁了；丁粉线一个农村女青年，更是没见过世面。五叔父见他们一个个吞吞吐吐、张口结舌的狼狈相，就立即向前插嘴解围：我们是一个村的，他们三个人都是高小毕业，晚上一块偷偷地跑出来，走得急没顾得上拿毕业证。三人这时才如梦初醒，怕不被录取，也赶紧随声附和地争着说：就是的！俺们走得急，把毕业证忘带了。杨科长心里还犹豫着，说胡悦明和王旺才俩人的年龄有些偏大。五叔父见状又连忙补充解释：他俩还是俺村里的青年突击队队长，都很能干。这时，杨科长沉思片刻，再没说什么，就把他们三个人的招工登记表也都分别一一填好。自此，从白鹿原上到兰州来找工作的这四个地道的农民娃，就这样还算顺利的都被青海水电厅录取了。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刚解放不久的新中国，还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建设都急需要人。虽然当时国家也普及小学教育，但由于受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特别是在偏远落后的农村，那个年代的青年，大都是没上过学的文盲或者半文盲，有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所以有“小学文凭”的人，在当时的农村就是大家公认的“知识分子”，更是招工、招干时，被优先录取的“金字招牌”而特别吃香，几乎是畅通无阻；恐怕就连现如今的硕士研究生文凭，在找工作时的难易程度，也不能与其相比。当时负责招工的杨科长虽然心知肚明他们三个人是在说谎，但还是充分理解他们在求职心切心情下的这种善意的“谎言”。而单位因建设又急需用人，直观看他们还都聪明精干，且“小学文凭”并非是此次招工录取的必需和唯一的条件，也就拿着明白装“糊涂”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他们就全都录取了。至于每个人具体安排什么工作，量才录用，他已心中有数。办完登记手续，所有新招的人都统一安排住在皋兰饭店的一临时宿舍里，他们每人领了一张餐劵，高高兴兴地去饭店一楼的餐厅吃饭。那次吃的菜是炒豆角，馒头不限量随便吃。五叔父说他一次就连吃了五个白蒸馍，打着饱嗝儿，好象又有一种过新年时的幸福感觉。

如愿以偿地成为青海水电系统的一名正式职工后，他们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心里都非常高兴，几个人在兰州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愉快地尽情游玩了两天。这里众多的名胜古迹和灿烂文化，令他们留恋往返。当登上传说中的霍去病西征时，用马鞭打出五个泉眼、而闻名的五泉山公园的顶峰时，极目俯瞰，兰州古城尽收眼底，滔滔的黄河从天而降，象一条飘逸的彩带穿金城而过，又飞向远方，真是美不胜收。再来到白塔山下这座历史悠久的黄河大铁桥上，它象一条巨龙座落在黄河两岸。铁桥横匾上题有“三边利济”“九曲安澜”的字样，笔力雄健。从小就对书法喜好的五叔父，更是仔细地品味欣赏。望着滚滚奔腾而去的黄河，对于他们这些旱塬上来的农村青年，更多的是心灵的强烈震撼。还有显明地域特色的、回味无穷的兰州牛肉拉面，都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三天大早，他们这些新招来的职工，在领队的统一安排下，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从皋兰饭店出发了，大家将自带的被褥放在车厢里，再坐在上面。汽车出城后，沿途是高低不平的土路，直向西宁方向摇摇晃晃地开去。车走一会就无路了，成为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滩。汽车行驶过后，尘土飞扬，好似浓烟滚滚。汽车上下颠簸的很厉害，像行驶在波涛汹涌大海里的一叶偏舟，人在车厢里似跳舞，又如喝醉酒一般，一个个浑身是土，如土地庙里的泥菩萨，粉尘迷的人挣不开眼，鼻孔里也全是土。下午约四时许，汽车到了青海的民和县。领队要求大家都下车后，先安排在镇上的食堂吃完饭，随后开始集体徒步继续前行。大家都背着被褥，头顶似火骄阳，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一个个热汗淋漓，口干舌燥，喉咙冒烟，腿脚也不听使唤。在经过一个村庄时，见路边有一小水坑，里面有少许已泛黄的水，上面还有苍蝇、蚊子乱舞。为了解渴也顾不得什么，当五叔父说他双膝跪在水坑旁，双手扶地俯下身子接近水面时，一股难闻的马粪味直冲鼻腔，熏得差点晕过去。没办法还是慢慢地吹开水面上的漂浮物，再憋着气猛喝一大口污水以解渴。好在当时由于年轻身体抵抗力强，并未造成肚子不适的后果。队伍继续前行，至天完全暗下来，还走了一段路，赶到一个不知名的村庄吃饭休息。晚上安排大家睡在当地生产队飼养室的麦草堆里，五叔父说他找到一块羊皮盖在身上，靠着墙合衣坐着刚有点迷糊，就响起了紧急集合出发的哨声，时间约是午夜12时，又是急行军，独特的塞外月夜风光，当时每个人都只顾着匆匆忙忙地赶路，並无闲情逸致地去仔细欣赏这独特的美景。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至第二天下午6时许，领队的告诉大家到西宁了。他们还半信半疑的，五叔父说他知道西安城有高大雄伟的城墙，这西宁破破烂烂的，咋看都不象是一个省会大城市的样子，倒更象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集镇。出西门后不远，端直再向北走，终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青海省水利电力厅。

当时省水电厅的条件还很艰苦，让大家晚上睡在大礼堂的地板上，每天吃饭就只是单调的馒头，很少有菜吃。在大跃进的年代，单位响应市里的号召，经常组织职工参加一些义务劳动。记得一次参加抢修河堤，时间是10月底，青海最低温度已降到零下10度左右。单位一批年轻小伙子们个个都情绪高昂，每天从上午10时干到下午4时，吃惯苦的五叔父，脱掉裤子站在冰冷齐腰的污水里清淤挖泥，从不叫一声累，受到领导的表扬。

为了尽快适应工作，1958年11月初，他们这批省水电厅新招来的职工，统一被安排到青海水利电力学校培训班去学习。在紧张的学习期间，还要积极参加学校多次组织的义务劳动。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五叔父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从零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水电知识。在零下十多度的寒冷冬季，无任何取暖设施的晚上，宿舍里三四个同学的被褥合起来，挤着睡在一起来“抱团取暖”。使五叔父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在遥远的异地他乡，偶患重疾的他得到好同学苏文学无微不至地照顾，使他得以很快康复。同学情深意长，使他永志不忘。

培训班学习结束后，1959年的元月份，五叔父被正式分配到西宁人民发电厂，他非常珍惜这份难得的工作，并积极努力勤奋学习，很快就独当一面。1960年刚过完春节，在厂里组织的干部职工清理厂前区喷水池里淤泥的义务劳动时，他第一个带头跳进冰冷的污水里，赤着脚刮泥。他由于在各项工作中都表现突出 ，多次被评为厂里的“先进生产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等，并受到组织的重用。五叔父1960年任部门副班长，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任东方化工机械厂动力车间书记，1978年任局家属工厂党支部书记；1979至1981年，任青海海宴县供电站长；1982至1989年，在湟源供电站主持农电工作，1990至1998年在西宁供电局湟中电力局城西供电所主持工作。他坚决服从分配，在任何单位工作，都认真负责，受到普遍好评，多次被评为模范党员、获安全生产奖等荣誉称。五叔父在多年的工作中，从不受任何外部的干扰和不利影响，无论是上世纪的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时期，还是“文革”及改革开放时期，他都坚持始终如一地勤勤恳恳工作，作为水电系统一个多年来在基层部门主持工作的负责人，他的敬业精神受到周围群众的积极拥护和组织的充分肯定及信任。

1979年农历五月中旬，正在工作岗位上的五叔父，突然接到父亲重病的消息后，连夜坐车从西宁赶回到白鹿原上的老家。此时的老父亲静静地躺在火炕上，紧闭双眼，已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他坐在父亲身旁，千呼万唤，始终叫不醒。望着在岁月的摧残下，父亲那饱经风霜的苍老面容，五叔父思绪万千：父亲大名郗德安，擅长书法篆刻，解放前曾在西安经营刻字作坊，而小有名气，人称四掌柜；父亲热心为民，是解放后大亮村的第一届农会主任；亲自主持筹建了大亮村第一座初级小学，中西合璧、古朴而雄伟的校门楼上，是父亲撰写并篆刻的、刚劲有力的《为国树人》四字匾额。父亲多才多艺，喜爱秦腔，吹、拉、唱、导，无所不能；思维敏捷、出口成章，当年触景生情编的一些风趣幽默段子，至今还在街坊里，被人们口口相传。1979年农历五月廿一日，他的父亲不幸因病医治无效而与世长辞，享年72岁。五叔父回忆着父亲艰难的一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自己17岁离开白鹿原后，父子就离多见少。自古忠孝难两全，现如今再想伺奉在老父亲床前进孝，已是难于上青天！

五叔父自幼受其父熏陶，终生爱好书法。无论生活多艰苦、工作再紧张，他多年来持之以恒、见缝插针地挤时间练习书法。1987年，他46岁时还报名参加了天津茂林书法学院的函授学习，在三年紧张的学习期间，他坚持每天严格按照教学要求，认真练习书法，都在8小时以上。功夫不负有心人，单位和他一块报名学习的3个人，只有他坚持学完全部课程，并顺利拿到结业证书。在参加西宁电力局举办的书法比赛中曾获二等奖。五叔父是青海省老干部书画学会会员、西宁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其书法作品在各种比赛中多次获奖。1998年10月，五叔父光荣退休后，还积极发挥余热，在省电力局的老年大学担任书法老师。

几十年来，五叔父都是一个人在遥远的青海工作，他的妻子辛辛苦苦地带着两女一儿三个孩子，一直在大亮村和老人生活在一起。他一般情况下，只有每年春节时，才能回家探亲一次，过着名副其实的“牛郎织女”式的两地分居生活。这是在那个年代，凡是白鹿原上在外工作人的一种常态。这种被称为“一头沉”的情况，竟成为约定俗成。如果有个别人“违背常规”、而在外面“自由恋爱”、找对象结婚，则会被村里人背后指脊梁骨，视为大逆不道。我当时就亲耳听到村里某位有些名望的、长者的一番“著名理论”：在城里工作的儿子千万不能找城里的媳妇，否则，妈爸不但不能“使唤”儿媳妇，连亲儿子都“丢了”。农村的父母若要进城去，还会被城里的儿媳妇“嫌弃”、看不起而下眼观。

直到父亲去世两年后的1981年，年届40岁的五叔父才将妻子和儿女们都迁往青海的西宁生活，一家五口人，方始团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五叔父在我们大亮村结婚时的热闹场面，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大约在1985年，我因工作出差去兰州市，抽空专门绕道坐火车去西宁看望五叔父。五叔父见我去非常高兴，他和叔母热情地招待了我，还诚心地让我多呆几天，他要好好地陪我在西宁玩玩。我无奈公务在身，谢绝了叔父、叔母的盛情挽留，答应有机会，还会再来看他们。五叔父一直把我送到西宁火车站，才面色凝重地和我依依惜别，并目送我进了站。当我走了一会再回过头时，见他还静静地站在那里，我再次挥手和他道别。山高路远，多年来，从白鹿原上去到青海看望五叔父的本家人，我恐怕是第一个去，也可能就是最后一个。

漂泊在外多年的五叔父，叶落归根是他的迫切愿望。退休几年后，他们的儿女都已成家立业，2000年，五叔父携同叔母，又回到了白鹿原，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大亮村老家，在那里安度晚年。他回来后把原来的老房屋和院子及院门楼，都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了重新装修，在他家里的二楼上，是自己的工作室。五叔父每天都很有规律地在他的工作室里认真研习书法。他热情为村民办事，凡村里有“红”“白”喜事，他有请必到，认真书写楹联或挽联，还是当然的“账房先生”。五叔父热心公益事业，每到春节前夕，都积极参加村里为村民组织的义务书写春联的活动。2012年5月25日，五叔父送别了和他相濡以沫多年、忍劳忍怨、心地善良的妻子。五叔母、我称五娘韩佩兰，她不幸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3岁。

五叔父对自己因公英年牺牲已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贤兄，更是怀有深厚的手足之情，只要他在老家，每年的清明节和寒衣节，都要亲自到哥哥的坟前去祭扫，在焚烧纸钱的同时，还要陪着哥哥说一会儿知心话。似乎在冥冥之中有一种预感，五叔父在他去世前一年的2018年春天，亲自精心撰写碑文，为建贤兄立了墓碑，并举行了简洁而庄重的立碑仪式，以告慰兄长的在天之灵，也算是了却了自己多年以来的夙愿。

2016年农历十月一日，我敬爱的父亲不幸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后，孤独的五叔父站在三兄（我父）的遗像前，回忆生前兄弟们之间的一往情深，悲伤凄惨，痛不欲生：
手足情深密无间，

悲沧四兄皆升天。

凝视遗像珠泪落，

阴阳隔断难再见。

我父亲去世后，堂兄弟中就仅剩下五叔父一个人，他们那一代人及更久远的家族历史，对于晚辈就更加生疏。一种紧迫感促使我和他不约而同地提出编修《王河大亮村郗氏家谱》的倡议，因为家谱不但是对家族历代人事文化的记录和叙述、以及对家国孝善根源文化的传承，更是对本系家族祖先神灵的崇高敬意和对后世子孙知晓自身家史文化来龙去脉的最好交代，所以一经提出就受到众族人的一致拥护和大力支持。五叔父对编撰家谱的热情很高，他多次和我主动联系，并给我详细介绍家族的历史，还认真撰写了一万多字的、极为珍贵的家族历史的文字资料。

获悉五叔父病重的不幸消息后，我立即赶到他的床前，这时，因病痛折磨的五叔父已是骨瘦如柴，虽不能言语，头脑尚清晰。我拉着他的手，告他请放心养病，家谱编写工作正抓紧进行，一定会顺利完成。他眨了眨眼，算是对我的满意回应。我眼含热泪、强忍悲痛，与他作最后的决别。2019年8月10日，五叔父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去世，享年78岁。他的魂归故里，永远地安息在了大亮村老家的墓地里，头枕莽莽白鹿原，远眺巍巍终南山。

时间过得真快，2022年8月10日，就是五叔父逝世三周年的忌日。他一生虽并无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锲而不舍、勤奋努力、顽强拼搏的可贵精神，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不断发扬光大。我的拙笔无法全面详细地描述他的一生，谨以此小文，表示对在天堂的五叔父郗建平发自肺腑的、最真诚的祭奠！

作者:郗崇民，祖籍陕西蓝田白鹿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毕业，高级工程师。曾任陕西省建材工业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等。闲暇之余，重拾旧梦；乡愁随感，倾心笔耕；偶有拙作，散见媒体。现为蓝田县作协会员、《蓝天文苑》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