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狂狷的中国学人
史飞翔
翻阅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我发现学林中那些大凡有才华、做出大成就的学人通常都很狂，有的甚至是以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托命人来自居。
提起清末民初的学术思想界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绝对是开一代先河之人物。但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非常的狂。康有为自称“圣人”，意与孔子比拟。梁启超稍好一些，但也是狂妄不已。他在清华演讲开场白第一句话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也是有一点的喽”。你说，他这是自谦还是炫耀呢？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天涯，但是即便如此，他依然写下了一句慷慨狂妄的诗“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若狂欲语谁?”
近世学人章太炎一直以中国文化的代表自居，将自身等同于中国文化。民国初年他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他在给夫人汤国黎的一封信中写道“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也！”这分明就是以中国文化的托命人自居嘛。章的弟子黄侃同他的老师一样也是狂妄不已。黄侃在金陵大学授课时表示：“余于中国学术，犹腰蜂也。其屑微已甚，然不可断。断，学术其亡乎！”黄氏对传统经籍用力尤甚，拟五十岁后著书，不想却在四十九岁病亡。
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熊十力堪称“一代狂哲”。或许是因为天生“慧根”，熊十力从小便表现出与众不同，他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熊十力原名继智，中年学佛，改名“十力”。“十力”是佛家语，原指佛祖或菩萨智慧超群、神通广大，具十种超凡智力。熊氏著作多署“黄冈熊十力造”。“造”在印度唯被尊为菩萨者才干用，他甚至直接称“熊十力菩萨”。
梁漱溟，这位一生致力于人生与社会问题研究的“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一直有一种使命感和担当精神。他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抗战时，他自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偷渡离港时，船在海上遭遇风暴，同行的人个个面呈惧色，惟梁怡然自若，若无其事，因为他相信“安危自有天命”。脱险后，他给儿子写信：“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国学大家刘文典学贯中西，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他恃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此自夸绝非信口开河。他连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沈从文都看不起，沈从文评教授时他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西南联大时，有次大家躲避日军飞机袭击纷纷奔逃，沈从文经过刘文典身边时，刘大怒，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
“文化昆仑”钱钟书在一般人的眼中是一个谦虚、温和的人，其实不然。钱钟书骨子里有传统士人的那种狂狷。1933年夏，钱钟书清华将要毕业，外文系的教授都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是他一口拒绝了，他对人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
余英时先生是当代华人世界著名的历史学者、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声誉卓著。他在接受采访时提及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在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时曾对记者说：“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余英时接过托马斯•曼，笑着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近世学人，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学人他们往往都很狂，或固执，或狷介，或桀骜，或刚强。但他们的这种狂，狂得有水平，狂得有思想，狂得可爱、鲜明，狂得让人过后不忘。今天的学人倒是温顺了，但同时也少了一种风骨、一种性情。
史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