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费巩：被遗忘的民国教授
史飞翔
在民国史上，有一批教授他们才华横溢、学问淹博、品行高洁、特立独行。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尘封的历史，很少为今人所知道。费巩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费巩，原名费福熊，字寒铁、香曾。1905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县同里镇。父亲费树慰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是连襟，原因是费巩的夫人袁慧泉即袁克定的女儿。1923年，费巩考入复旦大学政治学系。1926年6月毕业后，他自费学习外语两年，然后赴法国留学，1929年转入英国牛津大学主攻政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1931年学成回国，先在中国公学任教。翌年，回母校复旦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政治制度。1933年秋，费巩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并兼注册课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费巩随浙江大学内迁至贵州遵义。此时正值兵荒马乱。目睹学生求学之苦，出于学者的良知，费巩经常上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以求最大限度的保护学生。竺可桢也是一位有良知的学人，他有感于费巩的仗义执言和对学校事务的关心，力劝其出任校训导长一职。费巩虽然教授政治，但他本人却并不想参与政治，他认为学问重于行政、教授大于官员。对于政治他颇为不屑，所以几次拒绝竺可桢的盛情邀请。他越是拒绝，竺可桢就越是坚持。后来经不住竺可桢的苦口婆心，费巩只好勉强答应。对此，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校中看不惯之事太多，一向只有愤慨痛恨，至多以个人之势力求稍补于万一。今既征聘及余，以全校学生之幸福托之，正可要求便宜行事之权为种种改革，以申其夙志，则虽牺牲亦觉值得。”
费巩虽然答应了竺可桢的邀请，但却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不入党；第二，不领训导长薪俸。竺可桢答应后，费巩才接下了浙江大学训导长兼主任导师的聘书。1940年8月12日，费巩发表了《就职宣言》：“吾的立场，不是政客，不晓得用手段。吾的位置不是活动得来的，运动得来的是政治家。出来做事，是为发展抱负，施行政策，是为学生做事，不是为了私利。同时，吾是个自由主义者，不统制干涉，但并非放任不管，想给你们的是领导，而不是压迫。训导长有人称之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探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意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吾出来靠别人的是信任，——同事的合作，同学的信仰；靠自己的是一股刚直之气和一腔热忱。浙大校风向来是纯洁的，浙大学生是最可爱的。吾在本校今年是第八年，与学校及同学有浓厚的感情。现在既然担任这个职务，最愿意晓得同学的痛苦，希望能够常常与同学接触。训导处从今天起改走前门，不走后门，大门洞开。你们有事尽可进来谈话……任何人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告知我，或写信给我。吾还要常到宿所去，男女宿所都常常要去，但不是来侦察的，是来访问你们，想与你们多接触的。”此后，需要发布有关文字通告时，费巩总是坚持这样签署自己的名字：“政治学教授费巩兼摄训导长”。显然，在他的心目当中，自己的教授身份永远是第一位的。在他心中教授永远大于官员。以非国民党籍而任大学训导长，费巩恐怕是惟一一个，所以他只当了四个月就被迫辞职。
1944年2月起，一向不问政治的费巩连续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国民党腐败统治，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此外还多次公开演讲，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费巩的这些言行直接激怒了国民党。1945年3月5日凌晨，费巩准备到北碚复旦大学讲学，在重庆千厮门码头遭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被关进重庆渣滓洞惨遭杀害，尸体被丢进硝镪水中“化掉”。一介书生40岁生命即戛然而止，但他的才情、学问、人格、精神以及由此而表现出的道义和勇气却永远地留在了人间。
1978年9月5日，上海市政府正式追认费巩教授为革命烈士。
史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