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陈寅恪为何将得意弟子逐出师门
史飞翔
汪篯一度曾是陈寅恪最得意的弟子。抗战胜利后，陈寅恪重回清华园。当时他已双目失明，为了协助他开展教学和研究，清华大学给陈寅恪配了三个助手：王永兴负责和授课有关的工作，陈庆华负责外语，汪篯则负责研究工作。
当时，早上王永兴会先到，下课后离去；接着陈庆华来，为陈寅恪读外文文章，吃过午餐后离开；下午则由汪篯陪同陈寅恪散步，讨论学术问题。陈寅恪很喜欢汪篯，原因是汪篯数学特别好。陈寅恪与一般研究文史的学者不同，他很重视数学。陈寅恪曾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 ”
1953年，以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刚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第一所 （上古研究所）、二所 （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名单上报后，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最高层的认可。
为了能让陈寅恪北上担任此职，有关方面先后派遣了陈寅恪的老友李四光、周培源、张奚若、章士钊以及陈寅恪的弟子周一良等人多次劝驾，但都遭到婉拒。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他愿意前往广州说服陈寅恪。此人便是陈寅恪的得意弟子汪篯。
1953年12月1日上午，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来到陈寅恪家中。或许是自恃昔日曾是陈寅恪最得意的弟子，汪篯抵达陈寅恪家后，即以一种“教训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对陈寅恪进行劝导。不料，陈寅恪勃然大怒，指着汪篯说：“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 ”
汪篯见大事不好，只好灰溜溜地离开。本想劝说老师北上到科学院任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不但劝说未成，连师生关系也弄丢了，汪篯异常懊悔。
此后几天，汪篯一直试图亡羊补牢。念及当年师生情分，陈寅恪最终答应与汪篯做一次长谈，算是对北京方面的正式答复。谈话中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
陈寅恪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 《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
接着，陈寅恪提出自己出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不仅如此，陈寅恪还要求汪篯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这便是日后学界盛传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由于以上这些史实，长期以来人们对汪篯多有微词。事实上，汪篯在治学上颇得其师真传。他治学严谨，且一直能恪守陈寅恪提出的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与其师陈寅恪一样，汪篯也是命途多舛。 “文革”风潮刚起，汪篯便遭到批判和围攻。
1966年6月10日晚，汪篯因不堪凌辱，在家中服毒自杀，时年50岁，成为“文革”中第一位殉道的北大教授。汪篯以他的死证明了其师陈寅恪提出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因而成为又一位在学术领域以生死抗争的学人。
史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