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李健吾:真正的批评从不伺候人
史飞翔
李健吾（1902—1982）笔名刘西渭。他是上世纪30年代很活跃也很著名的一流批评家。他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出版了《咀华集》、《咀华二集》等四本书批评专集，影响很大，至今也为人称道。香港有一位学者在自己编写的一部现代文学史中这样评价李健吾，他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评论家，即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其中以刘西渭成就最高。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比周作人更通明；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但比朱光潜更圆熟；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但比朱自清更圆融无碍；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比李长之更有深度。他的作品为中国文学批评树立了典范。再进一步说，没有刘西渭，30年代的文学批评几乎就等于空白。
李健吾之所以会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并不是因为他的文学批评多么正确、多么深刻，而主要是因为他有主见、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有着空前的良知与勇气。
李健吾和巴金是一对十分要好的朋友，平时两人以兄弟相称。但是即便是如此，他还照样是照批不误。1935年，李健吾写了长达万言的文章评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巴金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在《文学季刊》上公开发表了《〈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对李健吾的评论进行反驳。李健吾看了他的《自白》后，不以为然，又写了《答巴金先生的自白》。这是一场持续半年、三个回合的笔墨“官司”。李健吾评《爱情的三部曲》，首先肯定了作品的积极方面，但认为巴金的作品只有热情，只有革命加爱情，没有风格，是失败的，他的主人公慧是“恋爱至上主义者”。“革命和恋爱的可笑言论，把一个理想的要求和一个本能的要求混在一起。”“《雾》的失败由于窳陋，《电》的失败由于紊乱”等等。巴金看后，立刻写了反驳文章，批评李健吾没有看懂《爱情的三部曲》，只是在书斋里，看着福楼拜、左拉、乔治桑，看花了眼，是“坐着流线型汽车”，“指手画脚”，没有看到应看到的东西，没有看到作品的实质。巴金说，“我不承认失败”，“三部曲写的只是性格，而不是爱情”。“《电》并不紊乱”，说《雾》窳陋，“是你的眼睛滑到别处去了”。“你说《雾》的海滨和乡村期待着如画的景色，我就埋怨你近视了，你抓住了一个支点，放走了主题。我并不是写牧歌。我是在表现一个性格。而这性格并不需要如画的背景。”还说“你从头到尾只看见爱情，你却不明白我从头到尾就不是在写爱情”，“从《雾》到《雨》，从《雨》到《电》，一路上只有一件东西”，就是信仰。在巴金作了反批评之后，李健吾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在《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中说：“作者的自白重叙创作的过程，是一种经验；批评者的探讨，根据作者经验的结果（书），另成一种经验。最理想的时节，便是这两种不同的经验虽二犹一。但是，通常不是作者不及，便是批评者不及，结局是作者的经验和书已然形成一种龃龉，而批评者的经验和体会又自成一种龃龉，二者相间，进而成一种不可挽救的参差，只得各人自是其是，自非其非，谁也不能勉强谁屈就。”“我不惧悔多写那篇关于《爱情的三部曲》的文字”“我无从用我的理解钳封巴金先生的‘自白’，巴金先生的‘自白’同样不足以强我影从。”李健吾认为作家有作家的立场和观点，批评家有批评家的立场和观点。作家不能强迫批评家改变自己的批评观。这场笔墨“官司”的结果是各说各的，谁也没有说服谁。
巴金小说的缺陷，现在我们大都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巴金却是风头正健、炙手可热，别人没人留意，就是感觉到了，恐怕也没人敢说。但李健吾不同，他看到了，他就要说出来。巴金曾经说过一句自命不凡的话：“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文学的书。”这话，即使到了晚年，巴金还是常说。对于这句话，李健吾当年是这样驳斥的“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文学的书，巴金先生真正幸运。创造的根据是人生，不一定是文学，然而正不能因此轻视文学，或者关于文学的书。文学或者关于文学的书，属于知识，知识可以帮忙，如若不能创造。巴金先生这几行文字是真实的表白，然而也是伪谦；伪谦便含有不少骄傲的成分。”这就是李健吾。即使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他也要说真话，该批照样批。绝不会因为是朋友就纵容和姑息。后来，巴金遭到批判，被打倒，当年吹捧他的那些角儿纷纷避开，但是李健吾没有，他愈发地与巴金亲近起来，派自己的两个女儿先后给巴金送去800元钱。这对于穷困中煎熬的巴金先生来说真正是雪中送炭！李健吾用自己的“傻”气温暖着受难者的心。多少年之后，病体缠身的巴金还常常念叨李健吾，一再深情地说：“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他那金子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
李健吾还批评过卞之琳。李健吾和卞之琳的笔墨“官司”发生在1936年2月，来回有4篇文章，先是李健吾评卞之琳的诗集《鱼目集》。评论除了泛论新旧诗的特点，还分析了卞之琳的《圆宝盒》几首诗的表现形式和寓意，说他的诗过于忧虑和悲伤。卞之琳不同意他对诗的分析。李健吾再次作了回答：“诗人的解释可以撵掉我的或者任何其他的解释吗？不！一千个不。”最后，卞之琳只好收兵：“我的《关于〈鱼目集〉》引起了人家古怪的误会，以为我在骂你。这次看了你的《答〈鱼目集〉》作者的题目，人家一定又以为你在回骂了”。卞之琳表示：“不想再写这种文字了，省得再被人误会。”于是，在平静中结束了这场论争。
从李健吾对巴金和卞之琳的批评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是既有友谊，又有争论，尽显个人的性格。这种心平气和又各不相让的争论，是何其的珍贵，这样的人和事如今已经很少了。这便让我们愈发的怀念起那个时代——20世纪的20、30年代。
李健吾的批评集中的表现在他追求真理，公平公正，不为功利及他种因素干扰和左右。李健吾1982年在文学评论选序言中说：“一个批评者有他的自由。他不是一个清客，伺候东家的脸色；他的政治信仰加强他的认识与理解，因为真正的政治信仰并非一面哈哈镜，歪扭当前的现象。”“批评最大的挣扎是公平的追求。”——这就是李健吾留给我们的关于批评理论的遗言，同时也是他一生从事批评事业的写照和总结。
史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