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 北大“功狗”蒋梦麟
史飞翔
蒋梦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他从1919年到1945年，一直服务于北京大学，主持校政达17年之久。蔡元培名义上担任北大校长，但多半时间不在学校，“十年半时间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元培不在期间，经常由蒋梦麟代为处理行政事务。蒋梦麟除三度代行校长职权外，还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他曾谦虚说自己是蔡先生的一条“狗”，“蔡先生是北大‘功人’，我是蔡先生的一条狗”。事实上，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蒋梦麟有很大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也就是北大的“功狗”了。
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中这样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蒋梦麟曾这样谈论北大：“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
蒋梦麟曾不止一次感叹：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是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出了事，不论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大家马上找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是他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真实写照。
1923年，北京八校教职员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生计无法维持，经全体大会议决，要求在限定时日内拿到经费，“不然就关门”。情况紧急，蒋梦麟在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上说：“我们已苦苦维持了九、十个月，一旦停废，实有所不忍。今日本校教职员开大会议决关门事件，如果主张关门，自不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替八校奔走的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北大教职员被他高度负责的精神、勇挑重担的态度所感动。最后，大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决，获大多数通过。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北大三位学生惨遭杀戮。3月24日，北大为这三位学生举行追悼会，会上蒋梦麟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暴行，“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先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两天后，蒋梦麟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一个月后，蒋梦麟自己也上了暗杀黑名单。
抗战时蒋梦麟在昆明的防空洞里用英文写了一本“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西潮》，在这本书的结尾他写道：“政治究竟只是过眼云烟，转瞬间成历史陈迹。恒久存在的根本问题则是文化。”这话可做为他一生献身教育的最好解释。
史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