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思想的边角料
史飞翔
痛苦孕育思想，闲适产生智慧。一切都可以忙，唯独文化是闲出来的。古人言：偷得浮生半日闲。这里的闲不是无所事事、浑浑噩噩，而是闲适雅致、恬静冲淡。闲是一种生活方式，闲是一种精神状态，闲是一种美好心境。闲是智慧，闲是哲学，闲是艺术。基于此，以下这些零散文字可以看作是一个“知道分子”读书之余淘来的“思想边角料”，一个“闲人”在闲暇之时胡乱翻书时随手记下的闲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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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毕生致力于美学研究，即使在蹲“牛棚”期间依然表现出一种生命的大美：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白天找机会偷练太极拳，晚上睡在被窝里不断蹬腿，行瑜珈吐纳之术。有人问及，他说是在积蓄生命的力量。“四人帮”打倒后，朱光潜先生迎来了生命的春天，相继翻译了黑格尔的《美学》、维柯的《新科学》两部内容艰深而又篇幅浩大的巨著。与此同时，还完成了晚年的学术结晶：《美学拾穗集》。季羡林先生曾感叹，朱光潜先生的一生，是审美的一生，他实现了上苍赋予他的、万世只此一世的生命的价值。
2
学问说到底其实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蒋清越先生在《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文中写道：“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就是如何让生命活得更舒适惬意，也就是所谓的怡情适性和陶然忘机的神仙境界。能够做到荣辱不惊、神定气闲，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同样，任继愈先生生前也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是学问不是纯知识，而是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学问对现实生活起着滋润作用，对待逆境、顺境都不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
3
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最后的良知。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应该保持一种批判思维和质疑精神。不要因为口口相传沿袭传统，你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它很有逻辑，你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它很有哲理，你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它引用常识，你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它轰动一时，影响广泛，你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说的人的权威，你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你先入为主的观念，你就信以为真；更不要因为他是你的导师，你就信以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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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教授在《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说，自己在现实中遇到挫折，遇到精神危机的时候，就去读书，压力越大，越要拼命读书。这时读书就具有一种自救的作用。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应当谨记：工作再忙也要买书，生活再累也要读书，住房再挤也要藏书，收入再少也要淘书。
5
徐复观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中国文化精神的指向主要是在成就道德而不在成就知识。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就也在于行为而不在知识。中国人读书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完善道德人格。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人各以其一身挑尽古往今来的担子，以养成涵盖万汇的伟大人格。我自己的体会是：知识不等于学问；学问不等于思想；思想不等于智慧；智慧不等于文化；文化不等于教养。
6
人生说穿了就是选择。你要活得随意些，你就活得平凡些；你要活得辉煌些，你就活得痛苦些；你要活得长久些，你就活得简单些。
7
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4）春授翰林院编修算起，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春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辞世，蔡元培一生游走于晚清和民国的政学两界：“戊戌维新”之后辞官回乡，创办绍兴中西学堂、上海爱国女校；之后远走德国学习；辛亥武昌首义之后，又匆匆返国，出任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不久便辞袁世凯政府的“伴食”阁员，再回莱比锡大学从事研究；袁世凯倒台之后复又归国参与“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又赴法国，三年之后再次回国整顿北京大学……每当革命遇阻，国内政治无望时，蔡元培就主动退出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转入寂寞的学术研究；而一旦革命稍有进展，他又自觉中断学术，从事耗费事功的政治或“半政治”，政治和学术构成了蔡元培人生的底色。
8
阎锡山曾任北洋政府督军、省长及原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统治山西近40年。1948年人民解放军围攻太原，阎锡山逃离太原，飞往京沪。1949年6月至次年3月，阎锡山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接着去广州，复去重庆、成都，后迁台北，最后在台北退居菁山，终其余生。1950年8月，阎锡山由台北市丽水街8号移居阳明山公馆里九邻81号，此地为废耕之茶园，杂草及胸，道路坎坷，无电灯电话，饮用山泉。阎锡山效山西筑石屋窑洞居之，自名“种能洞”，人以“菁山草庐”称之。戎马一生的阎锡山在此度过了“十年山居、十年著述”的生活，写成《三百年之中国》及《世界大同》等书，学界为之一振。
9
同为历史学家，严耕望曾屡屡批评陈寅恪。严氏评《柳如是别传》：“此书虽极见才学，但影响作用可能不会太大。……除了表彰柳如是一人之外，除了发泄一己激愤之外，实无多大意义。《缘起》一章引项莲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之语以自伤，是亦真无益之事矣！”又云陈寅恪“治学无计划，故无一本传世之大书”，则其意中，《别传》虽为“大书”，竟未足传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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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大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吾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世人推崇的大学问家陈寅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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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怀沙生前曾说：“不了解西安，就不会了解中国的历史。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我是‘登秦岭而小泰山’。有个成语是‘朝秦暮楚’，我把它颠倒过来，叫‘朝楚暮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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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过，最厉害的动物从来不吭声。老虎咬人，它一口吃掉，不说也不叫。会叫的是小老鼠，叫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表现，真正强大的东西是不说话的。知识分子的说和写，说到底只不过是一些小叫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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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六十岁后暴得大名，社会声望与日俱增，被誉为是“最具名士气质的文人”，是“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等。汪曾祺成了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戏剧家，成了画家、书法家、美食家，成了无所不精的“万金油”。就这，阎肃生前还称赞汪曾祺“做事大度，看得很透，不会斤斤计较”，还说他“没有城府”“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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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用史记笔法写了一本《现代中国文学史》，其子钱钟书认为很荒谬，说全世界的文学史都没有这样的写法。不仅如此，钱钟书甚至还讥讽父亲钱基博比较笨。全世界大概只有钱钟书这样的人才敢不买他父亲的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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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拜访易白沙，易盛宴款待。苏吃尽炒面一盘、虾脍两器、春卷十只。临行前易问：“明天能再临乎？”苏曼殊掰着指头说吃得太多了，明天要生病，后天亦有病。不过三日后，还是能够再来打扰的。说完哈哈大笑。夏丏尊延请弘一法师到上虞白马湖暂住，是日作斋请他。因为用了香菇，弘一法师谢绝。改用豆腐，再谢绝。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弘一法师只好吩咐夏丏尊只许用白水煮青菜，而且只许用盐不许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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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理性之光。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欲睹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欲学术思想焉求之。”王国维先生说：“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也。”陈寅恪先生也说过，学术的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同样，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序里也曾说过：“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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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里有这样一个细节：方鸿渐留学归来，老丈人为他在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称其拿到一个名叫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云云。方鸿渐看后羞得无地自容，恨不能将那张报纸撕个粉碎。原来这个所谓的克莱登大学纯属乌有。只是外国骗子开的一家“学店”，平时压根就不上课，连函授都不用，只需将钱寄去就给你发一张文凭，回国可以唬人。好在方鸿渐尚有自知自明。今天好多人却是为了一张文凭不惜弄虚作假、挖空心思，连脸都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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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的开头即写到：“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如此写法，惊世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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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是“中国考古学之父”。1929年春天，李济带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支国家考古队来到安阳，正式开始对殷墟的发掘。为了使队员们懂得考古的意义，增加信任感，明白考古队不是挖宝人，李济和参加科学考古的全体同仁约定：考古组成员绝不收藏文物。一切文物应归公有，“不应该把我们研究的对象，当作古玩或古董看待”。李济与董作宾、梁思永等史语所同仁相约，私人不收藏文物，此风一开，竟成为整个考古界不成文的约定，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优良传统，传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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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逝世后，李锐先生撰文悼念，说：“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确实如此，黄万里先生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二十世纪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道亮光，是二十世纪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珠联璧合的最后几颗仅存的硕果。先生一去，大树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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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2月，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中国革命的一号领袖。但胡适仍相信他的这位老朋友和他一样，头脑中还保留着一点容忍异己的精神。后来的事实证明，陈独秀确仍保持着对自由民主的基本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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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生前在《我们仨》一书中透露：“文革”后期，胡乔木曾给钱家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并运用手中的权力，给钱氏夫妇分配了一套四居室的房子。对于后者，胡乔木从不谈起，而钱氏夫妇也从未当面表示过感谢。胡乔木和钱氏夫妇都是高人，此事不说最好，说了反倒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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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早年以新文学名，治学亦佳，一生不脱才子气。晚年身居高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苦于应付政治人事，一味歌功颂德以求自保。郭氏不仅歌颂斯大林、毛泽东，“文革”时更赋诗江青：“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英雄形象”，遂成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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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8日，中国朦胧诗主要代表人之一的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利斧杀妻，然后自杀。关于妻子顾城这样说：“她给了我很多幸福的时刻，也给了我很多绝望的时刻。在清晰的绝望中，她更临近了我的想象。”顾城的妻子谢烨曾对作家王安忆说过：“在现代社会里要过原始生活是很奢侈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结果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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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六亲不认；四海无家。”1947年，时在美国养病的傅斯年前往哈佛大学听洪业讲《春秋》经传，听着、听着，他就站起来激烈地批评洪业讲得不对，弄得洪业下不了台。对于傅斯年这种“敢言好斗”的性格，朱家桦曾这样评价他：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为狂，也有人说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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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日记》里有一段文字，说胡适和冯友兰在争论老子和孔子谁前谁后问题时，胡适曾撰文批评冯友兰，文章让冯友兰非常伤心。后来，冯友兰和朋友一起吃饭，谈及此事，心情压抑，猛喝酒，非常沉痛，甚至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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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提出人生四境界说：“自然境界”，混沌未开；“功利境界”，为己为利；“道德境界”，为人为公；“天地境界”，万物皆备于我，我与宇宙同一。西南联大时，冯氏曾路遇金岳霖，金氏开玩笑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曰：“到了天地境界了。”遂相顾大笑而去。余英时曾言，冯友兰去“道德境界”尚远，犹在“功利境界”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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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一生矢志学问，淡泊名利，自甘寂寞，不求闻达。他最伟大的著作《管锥编》和《围城》，一写于“文革”最黑暗时期，一写于“孤岛”时期。钱自称畏开会如顽童之怕上学。1989年钱钟书当选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后，每逢开会便请假缺席。知识分子最坏的事情莫过于“一心处两端”，不能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而汲汲于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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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马一浮去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马一浮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字电文拒绝。1936年夏，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亲往马一浮住所邀请他到校任教。经过磋商，竺可桢答应马一浮提出的所讲课程属国家研究性质，不列入学校一般课程系统之内；不到学校讲课，而由学校租房一间，作为讲课之所，以示“登门求学”。一切谈妥后，马一浮又节外生枝，提出他的课程须以“国学研究会”的名义开展并要求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竺可桢找人告诉马一浮再容面洽。不料，马一浮竟认为竺可桢心不诚，一口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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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蔡元培拟聘请王国维任北大教授，王国维婉辞不就。与此同时，日本大学也欲聘王为教授，同样遭到拒绝。1922年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兼任所长，再次聘请王国维为导师，并差人送来薪水200圆，王退回聘金，致函辞谢。1924年秋，清华学校拟创办国学研究院，欲聘一名流出任院长，胡适推荐王国维。清华校长曹云祥亲自去敦请，王国维婉辞。1925年2月，清华正式创办国学研究院，胡适去请王国维任“研究教授”，被谢绝。无奈之下，胡适只好请逊帝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下了一道诏书，王国维这才去清华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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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何可告慰友朋”。可见，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是金钱地位，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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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数学大师陈省身从普林斯顿回到上海，邻居一个孩子闻讯慕名拿了一道中学的几何题向他讨教。陈省身看后，不知从何着手，老实说：“我不会做。”陈省身最后几年定居于南开大学，彼时他在校园散步，常被一些中学生拦住，向他请教奥数题，陈省身总是告诉这些孩子：我不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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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性情温和，与世无争。他与胡适私交甚佳，1954年《人民日报》举行胡适批判会，时任北大副校长的汤用彤迫于形势必须作表态发言。当时他心情十分矛盾，只好借酒消愁，不料饮酒过度引发脑溢血，昏迷一月，后半身不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