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文 / 陆相华
一个子民对故乡的记忆和印象往往会聚焦到一两个卑微的人物。比如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故乡》《祝福》《孔乙己》中塑造了闰土、祥林嫂和孔乙己三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生我的那个村庄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古鲁板蒿镇八家村。因为父亲在家族里排行老十，所以他成家的年份比其他几位长兄要晚。父亲结婚的时候是和五大爷家住对面屋。直到哥哥七岁、我四岁，弟弟刚刚出生的时候，父亲才在村子西北角弄了一块房基地，盖起了新房。自从父亲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们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我们家的西面有一条大沟，东面也有一条大沟。后来东面又增加了宋家和平家两户。平家的外墙和东大沟的距离，勉强通过一辆车。因此，在我生活过的那个村庄，这两条大沟成了我每天都熟视无睹的景物。
打记事的时候起，东大沟靠近北部往西拐弯的朝阳处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只有一个人。他的院子和房子都不大，屋子里的高度，勉强超过一个人，房子的后面、左面、右面都不用打墙，而是直接借用原有的黄粘土，前面留有一个门和一个窗户。屋里有一根柱子支着房顶，不是两间，也不像一间。屋里灶火、火炕以及简单的柴米油盐。屋子的外形有点像陕北的窑洞，只是形状是方的，屋顶是一个车轱辘圆，窗户外也有一个约二十平方米的小院。这种房子在我们老家叫“地窨子”。这家“地窨子”的主人大名我不记得，只记得姓冯，排行老三，外号叫“三秧子”。我们老家沟壑众多，每一条沟大多有一个名字。因为有“三秧子”在这里居住，人们就管这条大沟叫“三秧子大沟”。
“三秧子”的个头应该有一米七五到一米八，猫着腰，住着拐杖，走起路来很慢，穿着也很干净。那时候我们年龄小，既不敢当面叫他“三秧子”，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只听得大人们都这么叫。我们小时候在大沟头碰到“三秧子”总是绕着跑，因为他就一个人深入浅出，总觉得怪怪的。而你越是绕着他跑，他就越是假装拉开架势追，他越是追，我们越是跑……甚至谁家有刚出生的小孩，晚上哭，大人会说别哭了，一会“三秧子”来了，就如同说一句“狼来了”一样，小孩会立竿见影，马上停止哭泣。其实，“三秧子”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他串门子的几乎人家很少，也很少听到有什么“绯闻”。
听母亲说“三秧子”年轻时喜欢“摆秧子”。那个年代没有什么雪花膏，香皂之类，可能是因为“三秧子”用辣椒水洗脸，而辣瞎了一只，也正是因为一只眼瞎而没有讨到老婆。我还听母亲说“三秧子”虽然是一个单身，年轻时候还是喜欢赶时髦的。在那个没有缝纫机的年代，母亲用白漂布给父亲用手针缝制了一件衬衣，父亲穿出去很拉风，受到了他们那个年代男生的追捧。“三秧子”看到我父亲夏天穿了一个白衬衣很帅，非得叫我母亲给她也做一件，或者是用一件当时半时髦的衣服和我父亲换。母亲都没有答应，因为在母亲的心目中，只有父亲才能够享受到她千针万线和千丝万缕的待遇。母亲说最终还是没有拗过“三秧子”。为了穿上和父亲一样的白衬衣，“三秧子”决定用二十元钱，“购买”父亲穿过的那件白衬衣，并且说父亲愿意穿，让我母亲再给他做一件。
在经过我母亲允许的情况下，父亲收了“三秧子”的二十元钱。“三秧子”最终在炎炎的夏日穿上了一件白衬衣，也赶上了一把时髦。母亲说，自己后来花了十元钱，买了白漂布给父亲又重新做了一件，顶算从“三秧子”的手里赚了十块钱。在那个年代，应该说是一个很高的利润。
“三秧子”是五保户，他不干活，就可以分到口粮，自己还养两只鸡。“三秧子”虽然单身，可是侄子不少。记得小时候，“三秧子”有一个侄子叫冯老六，趁着“三秧子”不在家，从窗户里钻进去，偷“三秧子”家的咸鸭蛋。冯老六比我们大好多，是个孩子王，他进去偷鸡蛋的时候，还叫我们在外面站岗。我们发现“三秧子”从远处“归来”，就赶紧站在“三秧子大沟”旁边打着口哨：“回来了，回来了……”而我们这些外姓人是很少去“三秧子”家的，更不要说去“三秧子”家去偷鸡蛋了。
“三秧子”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不得而知，可能是我们那些年在外读书时候去世的吧。人们在忙乱的生活中，偶有身边的家人或是要好的朋友去世，虽有悲痛，很快就节哀顺变了。谁还会在如此快的节奏之中去关注一个对生活无所事事的人呢？
自从“三秧子”去世以后，他的“地窨子”很快就被大沟里的沙子吞没了，甚至附近老人去世留下的一些破烂的衣服以及死去的阿猫阿狗都往“三秧子”大沟里扔。随着时间和风雨的侵蚀，这些东西又逐渐地变成了一种肥料。后来村里有人又在“三秧子”大沟栽了树。俗话说：“沟有多深树就有多深。”“三秧子”大沟的树因为不缺少水分，果然长势很好。再后来，“三秧子”门前出现一个小路，人们为了方便，过来过去就不绕沟嘴了，而是直接从“三秧子”门前的小路穿过。也就是父亲要去世那几天，我的五大爷每天都从“三秧子大沟”过来看我父亲。那时候，我的五大爷也有八十多了。我们总是劝他，千万不要从大沟走了，万一摔坏了咋办？五大爷说：“哼哼，你们年轻人不太清楚咋回事，我的右眼不好，从沟边走万一掉沟里更危险。三秧子大沟小道有斜坡，你没看有很多花花绿绿的破衣服吗，那都是我弄的，我都做着记号呢，我码着这些衣服过来的。你爸去世以后，我就不过来了。”
如今父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了，五大爷也去世了，“三秧子大沟”成了我老家的一个符号。最近十来年，“三秧子大沟”附近的居住的老人有不少都已作古。前些年我也回过老家一次，“三秧子大沟”的北面成了烟房，再北面已成了万亩良田。我们自己也已到了天命之年，村里的娃早已长大，有谁会还会记得“三秧子”和“三秧子大沟”的来历呢？
我家的西面也有一条大沟，父亲活着的时候把我们家居住的地方称为“宝岛台湾”。我们在老家的时候管这条大沟叫西大沟。西大沟的南头叫三份地，三份地老成家的人居多，他们大多都是原来老哈河的移民。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叫成文华，我俩是好朋友，无论上学还是周末，我们都喜欢在一起玩。记得小时候成文华家有一个挖甜草（甘草）的条子铣，而我家没有。成文华就给我找一个很小的条子铣，形状有点像掏耳勺，而他拿了一个大的。我们一起到山坡上去挖甜草。那个小一点的条子铣可能是他哥哥用过的，因为使用的年限多了，铁锨头只剩下大人的巴掌那么大，铁锨把磨得很光滑，也很上土，人也很省力。特别是挖到一杠深（一铁锨把的长度）的时候，用小条子铣使劲往里铲，甜草的根很容易就钐下来了。
成文华的叔叔也是一个五保户，他家和“三秧子”一样，在西大沟的最南头挖了一个“地窨子”。成文华的叔叔有一个外号，叫“二十五”。要不是我的好朋友成文华带着我到他家玩，我也是不敢去这种人家的。
我曾问过母亲：“二十五”为什么叫“二十五”？母亲说：“二十五”读书的时候不知道“二十五”是“二十五”。老师叫报数的时候，“二十五”没有喊“二十五”。老师就让“二十五”多喊几次“二十五”，于是“二十五”就成了“二十五”，以后人们都管他叫“二十五”。我不知道我的同学和好朋友成文华是不是继承了“二十五”家族对于数字的敏感基因（没有任何贬义）。因为有一次我从一个未曾谋面的老乡那里得到了一份宝贵的资料。这份资料是由他的母亲，也就是教我们小学一年级的老师宋素英遗留下来的。在这个资料的信息表格中，我发现了成文华一年级的考试分数，他的语文成绩是67分，而算术竟然是100分。而我的语文成绩是82分，算术成绩只有80分。我的语文成绩班级第一，而成文华的算术成绩是班级第一。成文华的总分比我还多5分。只可惜成文华这家伙只是读了一个小学，即回家务农了。可能由于他从小就有着数学的天赋，在农村过日子也是一把好手。
话题可能有点扯远了，回过头来再说“二十五”。记忆中的“二十五”，个子不高，也不善言语。我亲自看到“二十五”做过饭，炒过菜。“二十五”做菜有一个“油坨子”，就是农村杀猪烤猪油的时候把一根筷子放在猪油碗里，等猪油凉了以后，那根筷子就凝固在猪油里了。仅此一项，足可以申请一项“二十五专利”。做菜的时候，“二十五”先把锅烧热、刷干净，然后抓住这根筷子，把“猪油坨子”直接往锅里一涮，然后拿出再把这个“猪油驼子”放在碗里。下次做菜，如法炮制，直至猪油吃尽为止。除了“二十五”用这种办法做菜，我目前还没有遇到他人，我也算是长见识了。
因为有“二十五”的存在，所以这个大沟就叫“二十五”大沟，但名字没有“三秧子大沟”叫得响亮。我们平时一般还是叫西大沟。我们从火车站回家，或者是从家到火车站，有一条从“二十五”家房顶上通过的小道。沿着这个小道，我们就会超近好多。然而走小道的时候，千万不要让“二十五”发现，否则他会跑出来骂人的，因为这样会影响他房子的使用寿命。
“二十五”何时去世的我也一无所知，只是在西大沟曾经有一个小道是我自己走过的。那些年我高考屡试不中，怕村子里的一些好心人问这问那。我一般都是周六回家向父母要一些粮米钞票，周日便从西大沟直接去火车站了，就好像是自己偷了人家的东西一样，内心忐忑不安。时间一长，西大沟就出现了一条若隐若无的近似于“马克思主义小道”，或者“邓小平小道”的“小道”。因为这条小道上有着自己的寂寞、忧伤，还有眼泪。一九九六年正月初四，我就是从这条小道，背着一个流浪的包裹，悄悄地去了火车站，然后又去了北疆的煤城，从此实现了一个农民到工人身份的彻底转变。
一个人再不可一世或者英明伟大，总有一些东西摈弃不掉，如影随形。一些人消失了，一些事物崩溃了，还有一些正在诞生和改变……即使是微小的琐事，或是卑微的人物也能够给我以最深刻的触动，正如“三秧子”或是“二十五”。从本质上说，我无论走得有多远，身在何处，我也是那座村庄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