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撒马尔罕
阿敏·马卢夫
99个笔记
译序
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前两个部分是十一到十二世纪的中亚和波斯，当时伊斯兰世界已进入第二个世袭哈里发朝——阿拔斯时代（公元750年-1258年），但哈里发的势力已名存实亡，只不过是必须得到各地强权承认和保护才能生存的名义共主。
当时东方穆斯林世界的真正统治者为正值鼎盛时期的大塞尔柱帝国（公元1037年-1194年），其领土东起阿富汗的喀布尔，西至小亚细亚，横跨大半个穆斯林世界；还有统治阿姆河以北中地区的哈喇汗王朝（公元840年-1212年）。这两个相互抗衡的强权皆为突厥人所建，说明突厥人取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成为中亚新霸主。政治上，波斯人对必须听命于文明程度不如他们、且不重视文化发展的突厥统治者感到痛苦；宗教上，新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统治者与伊斯兰宗教人士和各派间的关系、伊斯兰各教派间的正统之争和彼此倾轧（包括掌握主流优势的逊尼派人士对什叶派的挞伐与迫害，以及什叶派“异端”伊斯玛仪派藉由阿煞星所进行的反扑），更使当时的宗教冲突越演越烈。
本书的后两部分则将时空拉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伊朗，彼时的伊朗为卡札尔王朝（公元1794年-1925年）中后期。政治上，王权在维新改革和英、俄强权的欺凌间摇摆，民主立宪人士与保守宗教势力相互对峙；宗教上，伊朗已成为以什叶派伊斯兰教立国的国度，其政教合一的主流势力对新兴宗教（如巴孛教或巴哈伊教）强加迫害。
本书作者阿敏·马卢夫具有高超的串连历史和铺陈故事的能力，他以波斯天文学家、数学家、医生、哲学家及文学家——奥马尔·卡亚姆（公元1048年-1131年）的《鲁拜集》为线索，成功地将十一、十二世纪和十九、二十世纪这两个相距遥远的时代编织在一起，并呈现出各自的繁盛和喧嚣。透过本书，读者可以通过一种观剧的方式，对于中亚和伊朗在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纷乱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而如果愿意对照前后，想必读者也将不难发现，伊朗——或中亚地区，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现代，始终都摆脱不了宗教迫害与政治纷争的厄运，从而为之感叹不已。
本书的书名——“撒马尔罕”，位于今日的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为乌国的第二大城市。也许读者会对这个书名产生疑问，因为书中的故事多半发生在伊朗，真正发生在撒城的倒很少。译者在此想强调的是，目前世界地图上的国家，大部分是十九世纪末以后才出现的；中世纪的中亚和中东世界，则分属于几个幅员辽阔的王朝或帝国管辖，因此仍是一个相互交融的完整国度，而河中地区更是自古即为伊朗文化圈的一部分；由此来看，从撒马尔罕到伊斯法罕，基本上是同一个文化地域；如此以“撒马尔罕”作为这本中亚历史小说之名，也是恰如其题了。
1
“这个人是酒鬼，是不信教的，是哲学家！”尤其是最后的这“哲学家”三个字，犹如咒骂般嘶声丢出。
“我们撒马尔罕不需要哲学家！”围观众人高声地附和着。
对这些人而言，“哲学”这个词代表的就是世俗亵神的希腊科学，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指那些既非宗教也非文学的东西。
2
“那首诗是不是你写的并不重要。我早就接到关于这种渎神诗的报告，但我认为引用和传播这些诗的人同样有罪。我不是要处罚你，但我也不能任凭这些关于炼金术士的指控如同耳边风般从我左耳进、右耳出。现在就只有我俩，我们都是有学问的人，我只想知道真相。”
这些话还是没有解除卡亚姆的疑虑，他只觉得这是一个圈套，迟疑着该如何回应，他似乎已经看到自己被带到刽子手面前，等待被肢解、砍头或钉在十字架上。
“卡亚姆”这个词在波斯语里即是“缝制帐篷者”的意思。
以商人的口吻说：“这本书用的是中国人发明的卡个兹。这也是撒马尔罕目前所能制造出的最好的纸，最初是由一个来自玛突利德区的犹太人按照古老的配方制作出来的。完全是用桑树做的。你摸摸看，它的质感和丝差不多。”
“卡个兹”（波斯语的正确音译为kaghaz）这个词在波斯语中是“纸”的意思。关于波斯语中这个词的来源，有几种说法，其中一说称其来自于中文的kok-dz。kok-dz是汉朝对一种“谷纸”的称呼。
5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着手编纂一本关于三次方程式的旷世巨著。在这本专著里，卡亚姆使用shay来表示代数中的未知数，在阿拉伯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东西、事件”。后来这个字在西班牙语的科学著作中被拼作xay，之后，xay的第一个字母x渐渐成为未知数的通用符号。
十一到十二世纪是中国北宋时期，没想到中亚的数学已经有三次方程式了，厉害👍
11
那些瓷砖在阳光下闪耀着青绿色和金色光芒，令人目炫神驰。相对于波斯和英国把瓷器称为“中国”，在东方世界的穆斯林地区，瓷器则被称为喀饰或喀山泥。
13
但有些和我合作得好的人属于阿里宗派，我军队中最好的战士是亚美尼亚人，帮我掌管官邸财务的是犹太人，我并不会因他们信仰不同而不信任他们，不保护他们。但是我唯一不相信的是伊斯玛仪派，
不是有句话说：“有学者们常伴左右的君主是最好的君主？”
“也有句话说：常伴君主的学者是最差的学者。”
“有学者们常伴左右的君主是最好的君主？”
哈桑答道：
“也有句话说：常伴君主的学者是最差的学者。”
美言与恶言都与利箭无异，一旦你把箭射出，总会射中一个人。
美言与恶言都与利箭无异，一旦你把箭射出，总会射中一个人。
秀伦之日时，因为苏丹每每都会在这天举行宫廷盛宴款待近臣。
宴会的前半部分极为庄严肃穆，尼札姆坐在马立克夏的右侧，他们的四周坐着许多满腹经纶的文人和学者，大伙儿高谈阔论，从印度和也门的宝剑哪个更锋利，到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全都是大家兴致盎然的话题。苏丹虽然刚开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很快便会分心，眼睛四处游移。宰相心领神会，是时候该离开了，于是所有高官便会跟着他退场。
15
佳涵积极进取地利用时间，而卡亚姆却慢条斯理地享受时间。
夜晚时，她卸下白天的一切，全身心沉浸在被爱的欢愉中。然而生命对卡亚姆而言却完全不是这回事。生命是由求知的欢愉和对享乐的认知所构成的。他总是起得很晚，空腹喝下一杯传统的“晨酒”，
然后坐在工作台前写作、计算、绘图、把诗抄写在他的神秘大书里。
夜晚，他会前往建在他家附近小山丘上的天文台，只需走过花园，就能马上置身于各种仪器中间。
卡亚姆在伊斯法罕的前三年全都贡献在这个天文台上，他不仅亲自监督天文台的建造和仪器的设置，更重要的是，他制定了新历法，并正式从1079年3月21日（波斯历法的458年法瓦尔丁月）开始实施。
根据卡亚姆的计算，神圣不可侵犯的波斯新年日期被变更了，从双鱼座运行的中旬改到白羊座的第一天，这意味着波斯的月份从此按照黄道带的星座来确定，于是法瓦尔丁月变成了白羊座月，而阿斯梵德月变成了双鱼座月。
出席每周五的宴会，为生病的将军检查身体，以及最重要的，每个月为马立克夏提供星象运势表。
就像所有人一样，苏丹极为依赖这类建议，并且一丝不苟地按照它来决定每天该做什么，又不该做什么。“五号时，有颗星星会等候您，所以不要离开王宫。七号时，不要放血治疗，也不要服用任何药物。十号时，反向包裹缠头巾。十三号时，不要接近您的任何一位妻子……。”
苏丹从没想过要违反这些指示，而尼札姆也是如此，他在每个月结束前从卡亚姆手中接过他的运势表，热心地研究，然后一字一句地照着做。渐渐地，其他人也获得了这种特权，如宫廷内侍、伊斯法罕的大法官、帝国的司库、军队里的某些将军及有钱的商人们。这意味着卡亚姆的工作量暴增，每个月的最后十天总得耗费在这些事情上。人们对预言似乎永远都保有高度的兴致！
当然，只有最幸运的人可以向卡亚姆咨询，至于其他人，则向其他名气较小的占星家咨询，否则，每当需要做出决定时，他们就只能向宗教人员寻求帮助。后者往往会闭上眼睛，随意翻开《古兰经》，用手指着翻到的经文，大声地念给他们听，而他们便会在其中找到解忧释疑的良方。又如有些贫穷的妇女，为求能快速定夺一些事，会走到公共广场上，把自己听到的第一句话当作神降予她们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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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9年春天，一支二十万人的大军开拔了，随军携带着围城的工具和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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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丹的后宫里，她的外号是“中国女人”。出生在撒马尔罕，一个从喀什噶尔迁移过来的家庭里，和她的兄长纳赛尔汗一样，她的脸有明显混血的特征——那特征既不是阿拉伯人的闪米特血缘，也不是波斯人所有的亚利安血统。
她是马立克夏的妻子中年纪最长的，当她嫁给他时，他才九岁，而她也只不过才十一岁。她耐心地等他长大成人，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阿拉穆特派出不计其数的使者，尽管最后都会面临死亡的下场，但他们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从来不考虑逃跑。“光杀掉敌人是不够的，”哈桑这样教导他们：“我们不是谋杀犯，而是行刑者。我们的行为是要杀一儆百，每杀一人，就等于恐吓了成千上万的人。然而光是行刑和恐吓也还不够，我们也必须学习怎么死。如果说我们用杀人的方式来阻挡敌人对付我们，而用最勇敢的方式死去则能令人民崇拜我们，那他们中间就会有人加入我们。死亡比杀人更重要。我们杀人以防卫自己，我们死亡却是为了让人皈信，为了征服。征服一直都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防卫自己只是一时的工具。”
这类暗杀事件一般都发生在星期五大礼拜时的清真寺里，而且就眼睁睁地发生在最庄严肃穆的礼拜时刻。
那些待宰的羔羊，包括大臣、国王或宗教导师
“阿煞星”在欧洲的语言里更成为谋杀犯的代名词，这也让关于阿煞星的传说变得更加耸人听闻！
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阿拉穆特所流传下来的文献，哈桑喜欢把他的门徒叫作“阿萨思佣”，意为信仰阿萨思（信仰之“基础”）的人，这个字却被外国的旅行家误解成字音相似的“哈吸吸”。
他有一个药方是用来开启门徒心智，促使门徒更能学有专精的，那个药方由蜂蜜、捣碎的坚果以及胡荽混合而成，味道很不错。
哈桑稳坐阿煞星组织的最高位，他是“大导师”、“无上布道家”、一切奥秘的拥有者。他的周围有一群达意——即传教士，分往三个地区传教：
再下一个层级是拉塞客，字义上是指和组织有关的人。他们是普通的信徒，没有特定研修哪门知识或被交付暴力任务。这群人包括许多阿拉穆特地区的牧羊人以及为数众多的妇女和老人。
接下来是慕基伯，意即回应者，实际上就是初学者。
不过在当时穆斯林的眼中，真正象征哈桑·萨巴赫之至高权威的是另一个层级——飞大伊，即自我牺牲者。他们是“大导师”从信仰坚定、技艺娴熟、个性坚毅，却不喜研读的门徒中挑选出来，专门受训成为死士的。哈桑从来不会叫可以当传教士的人去送死。
更重要的是，门徒必须获得必要的信仰知识才能面对死亡，所谓“必要的信仰知识”是指：倘若一位死士被狂怒的群众所杀，则他在死亡那一刻所受的苦楚便能让他在天堂里获得美好的回赐。
无人能与哈桑·萨巴赫对战，他成功地一手打造了史上最骇人的杀人机器。然而，在腥风血雨的世纪交接点，另一个恐怖机器也出现了，那就是尼札姆学院。
20
尼札姆·穆勒克已经把他的余寿留给您了！
马立克夏不时津津有味地品尝浸泡在醋里的腌制水果，那可是他最爱的食物，
就这样，黛儿肯王后的时代来临了，那是一个短暂却腥风血雨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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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得不出席无穷无尽的王宫仪典，无论是王子们的割礼，或是国王狩猎或下野回宫，他都要在宴席上庄重地向君王致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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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年12月4日，奥马尔·卡亚姆享年八十四岁，他是在1048年6月18日清晨破晓时出生的。当时人可以将自己的生辰如此精确地说出来，实在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但是卡亚姆在这件事上展现出一位天文学家所该具备的狂热。他很可能向他母亲追问过他的生辰，再藉此找出自己的上升星座是双子座，然后再推论出太阳、水星以及火星在他出生时的方位，从而画出了自己的生辰星座图，然后小心翼翼地拿给历史学家贝哈基看。
《世界征服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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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在巴黎享用象鼻的情景，那个象鼻可是在陆斯的浩斯曼大道上的英国肉铺里，以四十法郎一磅的价钱才买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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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到到君士坦丁堡，我坐了七十个小时火车，跨越三大帝国，
贾玛拉丁：“土耳其的情况更糟。我难道不是受到苏丹哈里发阿卜杜勒·哈米德正式邀请的客人吗？他不是曾经接连写信给我，像波斯国王那样指责我在异教徒中虚度人生吗？我本应该这样答复他：若不是你们把我们的美好家园变成了牢笼，我岂会在欧洲人那里寻求栖身之所呢！’但是我心软了，受了蒙蔽。我来到了君士坦丁堡，至于这样做的后果，您已经看到了。那个半疯子不顾待客之道，把我囚禁在这儿。
最近，我捎了个口信给他，说：‘如果我是您的客人，请允许我离开！如果我是您的囚犯，那就给我戴上脚镣，把我扔进牢房吧！’可是他并不屑于回复我。假如我有美国、法国或奥匈帝国国籍，甚至是俄国或英国国籍，我的领事会连门也不敲一下就直接闯进宰相的办公室，不出半个小时就能帮我重获自由。告诉您吧，我们这些生活在本世纪的穆斯林，全都是孤儿。”
尼札姆·穆勒克、哈桑·萨巴赫以及奥马尔·卡亚姆三位友人的故事？这三个人截然不同，但每个人都代表了波斯灵魂的一个永恒的侧面。我时常觉得自己兼具他们三个人的特质。我像尼札姆·穆勒克一样，渴望建立一个强大的穆斯林政权，哪怕让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土耳其苏丹来统治也无妨。我像哈桑·萨巴赫一样，在伊斯兰土地上四处散播反叛的种子，有一群誓死追随我的门徒……”
像卡亚姆一样，我时刻守候现世生活中仅有的那一点点欢愉，写下赞颂美酒佳人的诗篇；我也和他一样对伪善之人敬而远之。
我本是一个漂流四方的哲学家，既没有房屋，也没有故土，我没有成家立室，但求无牵无挂。我不希望这个人把我当成弥赛亚或救世主马赫迪，一路跟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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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欣喜地发现波斯语与我自己的语言，以及拉丁语系的其他语言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波斯语里，“父亲”、“母亲”、“兄弟”、“女儿”分别说成“pedar”、“madar”、“baradar”，以及“dokhtar”，与法语中的“père”、“ mère”、“ frère”、“ fille”，以及英语中的“father”、“mother”、“brother”、“daughter”多么相像，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形象地说明印欧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的呢。
阿拉伯语对波斯语的影响却是第一位的，并且影响方式也颇为奇特。许多波斯语词汇可以用阿拉伯语词取代，在说话之间穿插点缀上阿拉伯语单词，甚至是整个阿拉伯语句子，成为一种附庸风雅的文人行为，而且深受饱学之士的青睐，
外高加索铁路的开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为世界敞开了波斯的大门，从此，通往波斯帝国的旅程不再凶险艰难，只要从巴库乘船到达恩泽利港，再乘车在公路上颠簸一星期，就可以到达德黑兰。
我刚一抵达德黑兰的环形城墙，就亲眼目睹了它是如何被用来实施极刑的。
一个全身五花大绑的人被放在炮管里，只露出来头，在烈日下曝晒，直到活活饿死渴死。
德黑兰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她的历史太短啦，很长时间以来，它只不过是瑞邑——人文荟萃的历史名城，后因蒙古入侵覆灭——的一个不起眼的附庸。18世纪末，一个名为卡札尔的土库曼部落攫取了这个地方，他们用宝剑征服了整个波斯，并将原有的根据地擢升为都城。
对于连本地语言都不懂的“北方蛮夷”统治者，当地民众无不深怀鄙视。登基之初，国王不得不借助通译之口来传达旨意。至于说他逐渐掌握波斯语，那已经是后话了。
当我在1896年4月抵达德黑兰时，正赶上他登基五十周年庆典。
波斯人更乐于请人参观自己的花园，因为那是他唯一的骄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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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伊朗”，那是古名“亚里安尼亚维贾”的缩写，意为“亚利安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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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也像这样。是不是历史悠久的文化都如此呢？
他费力地说道：
“刚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胡子一大把的大男人会为一桩1200年前发生的谋杀案悲痛不已，呜咽啜泣。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波斯人之所以生活在过去，那是因为现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他们。凡是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现代生活、代表人类自由发展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全是外权统治的象征，比如公路是俄国人控制的；铁路、电报、银行是英国人控制的；邮政是奥匈帝国控制的……。”
“科学，是美国基督长老会的巴斯克维尔先生教的。”
难道把孩子送去传统学堂，让他们花十几年时间去背诵他们的祖先在12世纪时就已经在背诵的那些语焉不详的字句？还是把他们送到我的课堂上来，让他们在十字架和星条旗的影子下，获得跟美国孩子相当的教育？我的学生们一定会成为最优秀、最能干、最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但是，如何不让其他人将他们视作叛教者呢？从我刚来到这里，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我感受到了波斯的全部苦难，她的灵魂支离破碎，深陷在永无止境的哀悼中。
“只不过假如我当初没有哭，他们根本就不会来找我说话。如果他们没看见我哭，就不会允许我对学生灌输国王腐败透顶、宗教领袖也好不到哪里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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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她懂得如何抵御她这一阶层的女人常常受到的诱惑：无所事事、珍馐美馔、终日流连在鸦片烟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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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有一个铜火盆，把屋里烤得暖烘烘的。我们一起阅读卡亚姆的手稿或其他书籍，一起抽嘎里烟，喝设拉子葡萄酒或香槟，一起嚼着克尔曼开心果和伊斯法罕牛轧糖，漫不经心地消磨时光。
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中国海，广袤的东方世界等待着我去探索。
我到了撒马尔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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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时，那里的犹太造纸商曾按照中国的古老造纸术，用白桑树枝制作纸浆。
在撒马尔罕，大灾大难接二连三地发生，这座城市经历了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循环。13世纪，蒙古大军屠城，曾经熙来攘往的街道变成了废墟和乱葬岗，幸存者不得不抛弃一切，搬迁到更南边的地方重建家园。因此，老城，也就是塞尔柱人兴建的撒马尔罕，逐渐被层层黄沙湮没，变成一片凸起的荒野。黄沙之下埋藏着宝藏和秘密，而从表面看上去，却只是一片放牧牛羊的牧场。将来有一天，人们会重新发掘这一切，房屋和街道将会重见天日。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建筑都是帖木儿及其后世子孙重建的，至今不过五百年历史。从卡亚姆的时代遗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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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远比俄国人占据大布里士，远比我的同伴们遭到囚禁更为严重，那就是我们的民主正摇摇欲坠。罗素先生把我们的民主制度比作‘幼童’，这还不够，他还应该补充说我们的民主‘脆弱不堪’‘腹背受敌’。表面上看，一切顺利，人民幸福，市场繁荣，宗教人士也表现得更加通融了，然而，要想保证民主制度的大厦不致坍塌，非得需要一个奇迹不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国库一如既往空空如也。从前政府的税收方式非常怪异，各省份的税收权被分租给某些凶神恶煞似的人物，他们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只将部分收益上缴国库，以此换取朝廷的庇护。我们的一切不幸皆源于此，国库亏空时，便跑去向俄国人和英国人借贷，后者借机取得种种特权。沙皇正是通过这种手段介入波斯内政，而我们的国家财富也是通过这个渠道流入了列强的腰包。新政权同样面临这种两难的局面，如果我们不能像其他现代化国家一样处理本国税务，就得一直受制于外国强权。因此，当务之急是整顿财政，这是波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波斯争取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今，没有任何一个波斯人能担此重任。这话说来着实令人难过，但在这个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国家，无知的程度不容小觑，仅有极少数波斯人像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务员那样接受过现代教育。
唯独外交领域还有个把人才可用，至于说到其他领域，如军事、通讯，尤其是财政领域，则完全处于无人可用的状态。如果我们的政权能坚持二、三十年，定会培育出一大批可担重任的人才。但就眼下情况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聘请正直、有能力的外国人前来帮助我们。
我与国会、政府中的个别同僚商议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致认为美国可以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帮助。”
我们已将诸强国逐一考量了一番。俄国人和英国人巴不得波斯破产，以便更好地操纵我们。法国人一心要与沙皇搞好关系，我们的命运对它来说简直无关痛痒。总的来说，整个欧洲深陷于同盟与反同盟的关系网，波斯只不过是游戏桌上一枚不起眼的筹码或棋子罢了。只有美国会乐于帮助我们，并且不会对我们怀有非分之想。于是，我请罗素先生帮忙，询问他是否认识这样的足以担当大任的美国人。
1910年12月25日，星期日，圣诞节当天，波斯政府发了一通电报给驻华盛顿公使馆，电文如下：
“望即刻接洽美国国务卿，请求代为联络美国财政部门，以期聘得一位公正不阿的美国专家，赴我国担任财政总长一职，首任三年，由国会任免。其职责包括重整政府财源、掌管国库收支，届时将有一位专业会计和一位税收监察员辅助其开展工作。
“据美国驻德黑兰公使称，美国国务卿业已答应协助解决此事。请直接联络国务卿本人，毋须经由他人。请将本函转交其本人亲阅，一切按照他的指示行事。”
隔年2月2日，波斯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任命美国财政总长的议案，会场掌声雷动。
几天后，曾向国会议员提交此议案的波斯财政大臣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两名格鲁吉亚人刺杀。当天晚上，俄国公使馆翻译来到波斯外交部，要求立即将那两名凶手移交给他，因为他们是俄国公民。每个德黑兰人都心知肚明，这是圣彼得堡在为国会投票一事宣泄不满。波斯当局选择忍气吞声，以此避免与这个霸气十足的邻居交恶。于是，两名凶手被带回俄国公使馆，而后又被送往边境，一旦跨过国境线，他们就成了无罪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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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舒斯特——波斯新上任的财政总长。
“我最喜欢阴谋诡计啦！”
说着，他不禁笑了，不过，他随即止住笑声，换上一副与他的职务身份相般配的严肃表情。
“雷萨吉先生，这不仅仅是外交礼仪问题而已，这是原则问题。接受这个职务前，我仔细研究了在我之前来波斯就任的几十位外国专家的经历，这当中不乏才能卓越、心怀善意之士，但他们终究还是失败了，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掉入了与我今天所面临的相同的陷阱。我是波斯议会任命的波斯财政总长，因此，我理应向国王、向摄政官、向政府报到。身为美国人，我也可以去拜访美国公使罗素先生。但为什么要让我去俄国、英国、比利时或奥地利人那里做礼节性拜会呢？
“让我来告诉您吧，因为他们想让所有人看到，让对美国人寄予厚望的波斯人民看到，让克服重重压力也要延揽我们入阁的波斯国会看到，摩根·舒斯特是个跟所有外国人一样的外国人，是个法兰籍。一旦我迈出拜访公使馆的第一步，邀约就会如雪片般纷至沓来。外交官们都是有礼貌、有教养、殷勤好客的人。我懂得他们的语言，也能与他们玩得到一处去。如此一来，雷萨吉先生，我在这里就会过着快乐的生活，成天在玩桥牌、喝茶、打网球、骑马、参加化妆舞会中消磨时间。等到三年任期届满，我打道回府时，我会腰包鼓鼓、心情愉悦、肤色健康、身体康泰。但这并不是我来这里的目的，雷萨吉先生！”
“我到这里来肩负着一项明确的使命，那就是实现波斯财政系统现代化。波斯人之所以请我们来帮忙，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体制有信心，也信赖我们的处事方法。我不想让他们失望，也无意欺骗他们。我来自一个基督教国家，雷萨吉先生，这是有一定意义的。事到如今，波斯人对基督教国家印象如何呢？基督教英国侵吞了他们的石油资源，基督教沙俄依据弱肉强食的法则，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波斯。波斯人所接触到的基督徒又是什么样子呢？骗子、狂人、恶人，还有哥萨克军队。您希望他们如何看待我们呢？我们将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上共存呢？除了将他们视为奴隶或敌人，难道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我们的伙伴，不能成为与我们相互平等的人呢？所幸，他们之中还有人愿意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价值，但要多久才能扭转将欧洲视作恶魔的舆论呢？
“波斯的未来会是什么样？这取决于我们的作为，取决于我们的典范作用。巴斯克维尔的牺牲让世人淡忘了其他人的贪得无厌，我对他满怀景仰之情，不过，我得承认，我并非抱着舍生取义的决心而来，我只想诚实地劳动，仅此而已。我会像为一家美国公司服务那样，为波斯服务。我不会偷窃它的财富，而会竭心尽力收拾目前的烂摊子，帮助波斯日益繁荣起来。我会尊重国家政府，但绝不卑躬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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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最糟糕的情形发生，总理希望国会能当机立断，做出最终决议。他提醒诸位代表，波斯必须在正午前对最后通牒的内容作出答复，因此时间有限，不宜讨论过久。他一边讲话，一边不安地瞟向坐在访客席的普希帕诺夫。这位俄国公使执意进入国会旁听决策经过，竟无人敢阻拦。
雪琳说：“我曾经热烈欢迎这位美国人的到来，支持他的一举一动，甚至把他视为救世主。但现在，我恨不得他一直远远地待在他的美国，从没来过这里才好呢。”
“他做错什么了吗？”
“没做错什么。不过，这恰好证明他不懂波斯。”
既是弱者，就不该强出头，否则就要罪加一等。面对俄国和英国，波斯是弱者，因此它本就该有个弱者的样子。”
“永远当弱者吗？难道波斯不该强盛起来，不该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教育其子民，跻身于繁荣大国之列吗？这正是舒斯特努力的方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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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狗取名为“孙逸仙”，似乎要以此纪念这位中国的解放者。
点评
推荐
用故事重现了波斯的一段历史。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不行，啥先进体制也没用。
因为历史文明古国是把双刃剑，不舍的旧东西太多，压抑了新事务进来的空间。传统的人太多，压制着现代人。极端分子太多，威胁着开放和包容。
此东方非彼东方，看完之后觉得，中亚和东亚完全是相互割裂的两种文化体系，他们与希腊罗马欧洲西方的关系远比与东亚更近更密切，更易相互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