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东松庵闲谭（上）
叶 赟
今年，去了几趟花城里，交谈之中总免不了要扯上几句东松庵。
一次和倪五龙副局长同车经过东松岭时，他指了指右手边的一个山坞，告诉我，东松庵就在这坞里，他曾进去过，找到了庵址。在经过花城里时，又告诉我千佛桥的位置，于上世纪毁于慈张公路建设，现已无法看见了。倪局长是花城里人，自然知晓这些事情。
5月21日，在春风村召开的乡村振兴调研座谈会上，驻该村第一书记张朝星忧心忡忡地说春风村没什么历史文化资源可开发利用，并求助与会的县政协领导与委员建言献策，县政协文史委主任、祁门文化研究委员会会长倪群立即响应，便点到了“岳飞题壁东松庵”这事，但愿能给张书记有所帮助。
我曾在小路口镇工作过六年，并担任了两年零七个月的镇长，对小路口也好，春风村也罢，都是极有感情的。脱贫攻坚时，听说春风村缺第一书记，我就打了申请，要求到此村挂职，后来组织把我选派到我的家乡——红旗村，只得无条件服从。现在倪会长点了”岳飞题壁东松庵“这道题，基于此，我想为春风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深度挖掘有关东松庵的资料，能助上一臂之力，以了却心中夙愿，颇感心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乔山初中工作期间，曾利用岳父方修政先生提供的资料，以民间传说的形式撰写过“岳飞题壁东松庵”这件事，并发表在《黄山日报》上，自有一定的基础，写起来轻舟熟路，不吃力，才愿一试。
子珣建造东松庵
东松庵位于何处？
明永乐年间，黄汝济主纂了《祁阊志》。对东松庵的所在，在《祁阊志·卷五·僧寺》中有较为清晰的记载：“东松庵 邑西三十五里，在十四都，当官道之冲要。而邸舍辽远，暮行者患之。”“元，寺毁于火，徙叶家源。今皆草莽，惜哉！”
查阅《祁阊志·乡都》（P21页）可知：明朝，将祁门县划分为七乡、二十一都、五十一里，花城里属武山乡、十四都。由此推知，东松庵距离县城三十五里，位于花城里官道上的要冲处，这个要冲叫做“东松岭”。由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傍晚时分路过这里的“暮行者”都很害怕，成为过往行人的心头之患。到元朝时，东松庵毁于大火之中，后来迁徙到离此不远的叶家源。现在已是残垣断壁，杂草丛生，显赫一时的东松庵就这样消亡了，实在是太可惜了！“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世间事就是这样，山河依旧，物是人非，这是常态，也是自然规律。
东松庵为谁所建？
《祁阊志·卷五·僧寺》中有记载：“寺僧子珣，少游四方，参云居心印禅师，迨老而归，乃当官道为庐舍数十楹，设榻床，备薪蔬，以供给往来之人，至则如归。”《县志》：“僧子珣，熙宁时，由悟法寺至十四都官道上，起庐舍数十楹，曰东松庵，以迎四方往来之客。”由此略知，熙宁年间，僧人子珣由悟法寺云游到十四都的花城里，爱这里的山水清幽，鸟语花香，又处在交通便捷的官道之上，便决意在此落脚，建庵，因位于东松岭上，故取名东松庵。
关于僧人子珣，《祁阊志·卷五·僧寺》中也有简介：“僧名子珣，号济了堂，浮梁朱氏子，以试经得度，晚益精进，昼夜坐禅，诵《法华》满一二万遍，有莲花生座下，以足跐去之，享年八十一。”明万历《祁门县志》称子珣为“慧僧也”，并举两件事情加以佐证。
第一件事：岳飞武穆尝提兵过。僧与语。答答响，岳问：“何处响涓涓？”僧应：“接竹引清泉。”岳云：“春夏常如此？”僧应：“秋冬亦自然。”岳心奇僧。用白话文翻译过来就是：传说岳飞到东松庵时，僧人就主动和岳飞交谈起来，言谈甚欢。岳飞被这里幽静的景色所吸引，当听到嗒嗒嗒的流水声时便问道：“何处响涓涓？”东松长老子珣答曰：“接竹引清泉。”岳飞又问：“春夏常如此？”子珣答曰：“秋冬亦自然。”岳飞心想：这是位“奇僧”，有相见恨晚之感。而岳元帅与子珣高僧的一问一答，联句成诗，而且还是一首绝配好诗：
何处响涓涓？接竹引清泉。
春夏常如此？秋冬亦自然。
第二件事：先是僧种芋，为土级砌壁，涂之，不使人知。及岳过，请得犒三军，挖壁间芋作羹，仅给。岳益奇僧。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僧人子珣原先种了一些山芋，用土垒起一个山芋窖，将山芋窖藏在里面，再用泥巴封住口子，不使人知道。到了岳飞提兵过此时，子珣请求要犒劳三军，征得岳飞的同意后，于是挖出窖藏的山芋，全都做成羹，让大家吃得光光的。岳飞越加觉得子珣是位“奇僧”。
可见，子珣确是名副其实的得道高僧，豁达，大方，有别于那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的江湖游方僧。
东松庵赞美者有谁？
东松庵建好后，没想到，却能得到文人骚客及士大夫的一片赞美之声，《祁阊志·卷五·僧寺》中记载了与此有关的事情：“兴宁间，士大夫歌诗以美焉。元丰中，王荆公以江东提刑逾此，赋诗刻庵中。”细细琢磨，发现此段记载中有三处明显的错误，或是矛盾之处：
一是“兴宁”：兴宁作为年号，是东晋皇帝哀帝司马丕使用的第二个年号，于隆和二年二月改元“兴宁”（363——365），只使用了3年，晋哀帝司马丕便中毒身亡了，而宋朝没有哪个皇帝使用过“兴宁”年号的，与”宁“相关的年号，就只有“熙宁”（1068——1077）、“崇宁”（1102——1106）了，应是熙宁或崇宁之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推理，应是“崇宁”，理由很简单，东松庵建于熙宁年间，不可能一建起来就能使天下名人名士所知晓，为其赋诗作文，应该有个缓慢的传播和造势过程，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的“一夜网红”。
二是“元丰”：文中的”王荆公“，即王安石。王安石担任“江东提刑”一职是在“嘉佑”（1056——1063）年间，而元丰（1078——1085）二年，王安石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了。据此认为，应为“嘉佑”之误。
三是僧人子珣建东松庵是在熙宁年间，王安石“逾此”——经过东松庵是在嘉佑年间，而嘉佑早于熙宁十多年，也就是说此时的东松岭上还没有建东松庵，何来“赋诗刻庵中”之说？而王安石确确实实写了一首《题东松庵》之诗，如此说来，要么是子珣建庵的时间搞错了，要么就是王安石写诗的时间搞错了，依笔者之见，子珣建庵的时间应在嘉佑年间或之前。
王安石《题东松庵》一诗，收录在《祁阊志·题咏》卷，诗曰：“驱马深山里，村村景物新。正临长至节，还是远行身。且喜仓箱满，争嫌牒诉频。从来疏懒性，何用丧天真。”
此诗作于北宋嘉佑三年冬，王安石任江东提刑（宋代的江东指皖南、赣东及江宁府等地区），巡按各地。巡查结束，取道歙州去宜州履职（此说有争议）。在途经祁门东松庵时，赋诗一首，刻于庵中，那年王安石38岁。诗中的“长至节”，是冬至的别称（冬至还有日短至、冬节、亚岁的别称），王安石经过祁门时正临近冬至，所以，此诗描摹了祁门西乡山乡的祥和、自然之态——“村村景物新”“且喜仓箱满”，并抒发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从来疏懒性，何用丧天真”，给人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感。如果是作于“元丰”年间，六十多岁的王安石在接连两次被神宗皇帝罢相后，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的，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如此节奏轻快之诗的。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此诗正是王安石得意之时的即兴之作。
查史书可知，嘉佑三年冬，王安石卸任江东提刑，调任三司度支判官（掌握财政实权的官职），沿路江行，绕道真州、和州，并于嘉佑四年夏到达汴京（关于王安石到达汴京的时间至今还在争论不休，尚未定论），向仁宗皇帝述职，上万言书，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题东松庵》虽无一字提及东松庵，却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此时赴京面圣的激动心情与沿途看到的社会现状，也可以看作是王安石为进京述职上万言书所做的渲染和铺垫。
王安石离开徽州后，过些时候还作了一首诗，即《寄沈鄱阳》，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王安石确实于嘉佑三年到过祁门之事。诗云：“离家当日当日尚炎风，叱驭归时九月穷。晓渡藤溪霜落后，夜过翚岭月明中。山川道路良多阻，风俗谣言苦未通。惟有鄱君人共爱，流传名誉满江东。”此诗是一首给友人的赠诗，句中的“翚岭”即徽岭，既写出了古徽州的山势险峻，交通曲折，又对友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寄沈鄱阳》与《题东松庵》，前者评人，后者言事，看似毫无瓜葛，实则有内在的关联，而且曲径通幽，指向清晰明确，都是为向皇帝述职、撰写万言书做准备的，正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文章开头所言：“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自王安石的《题东松庵》后，要么是没人炒作、吟咏东松庵，要么是吟咏之诗或文章没有流传下来，反正没有搜索到与东松庵有关的诗或文章，这一沉寂就是好几十年间，直到一个人的到来，才打破了这一“静默”状态，焕发新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