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这大半辈子，经历几十个寒冬腊月，惟有40多年前那个冬天里的一个黄昏，感到特别温暖，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间。
那时，稍有空闲的大大小小城里人，都到城外附近山上捡柴禾，回家烧水煮饭取暖。生活在如今烧煮电、气化的人来说，对于有过此经历的人那是梦，是一个很遥远的梦；而对于80年后的人，那是故事，那是传说，是一件编撰的十分荒诞的事。
上世纪60年代未，离过大年还有几天的样子，在学校里背诵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句子后，这句是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12月21日写的《纪念白求恩》这篇著作的最后一句。老师挥挥手。说：好了，你期终考试通过，正月十四来学校报名。霎时，我像一个脱了缰绳的野牛，疯似的冲出教室，冲出校门。
到家时，母亲正怔怔地站在院里柴堆前。我明白，母亲担忧这些柴禾是烧不到正月十五。那是一个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电是明令禁止用于烧锅取暖，煤是凭票计划供应。即使有票，一般人家也拿不出钱来买煤，一直以来都是上山捡柴取暖烧锅做饭。家里那堆柴禾，是大姐大哥在上山下乡前，去城外郊野山上捡拾来的。哥哥姐姐，前几天从乡下捎信来。说：上面有指示，今年过年不回城，就地闹革命。一下断了母亲等他们回来，去山里捡柴过冬的盼头。
我说，趁这天还好，雪没落下来，明儿我去山里捡柴。大病刚愈的母亲，颤巍巍地抚摸我的头，无奈地叹口气：人小力气小，路远，山路难走，难爬，一个人，那哪行呀？我说：找同学结个伴，就在城外附近山上捡，不跑远。
那天一早，天还是黑咕咚咚的，我和相邀的同学各自肩上斜斜地背着扁担，扁担头上布兜里装着几把碎锅巴，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步子，向郊外一座计划好的大山挺进。
尽管是凌寒的冬日，徒步十多里小道，来到山脚下，我和同学额头上都冒着热汗。一拨拨的人绕着山，沿着山脚下的一条小路，向更远更大的山疾疾地走去。我俩心头纳闷：干嘛舍近求远。便拦着一个扛着扁担绳索，也去捡柴的中年妇女。她说：这周边山上的柴禾都捡光了，只有到二十里外的寺冲、滴水岭、佛子岭一带。说那一带山高林密，你俩人太小了，去了危险，还是回吧。说完头也不回地直径走了。
我俩双眼对望一下，然后不约而同地咬咬嘴唇，捏紧拳头。异口同声地说：走，这山里难道还真有狼？就是有狼还能把二个大男子汉吃了？
没过多久，前面那妇女走不见了，一定是发现我俩尾随其后，便使了三十六计中金蝉脱壳一招，把我俩弄丢了。
此时，我俩不管什么路什么山，只认定前方一座大山，向前向前。走了好一阵子，我俩终于来到一座大山脚下，自已认定的有柴可检的大山。
一个山里娃子牵着一头老牛，从我们身边擦过时，顺口说句：这山上只有前面偏坡上有柴禾。我俩赶紧一头钻进草深林密的偏坡，原来这里是一片立着墓碑的坟地。在坟与坟之间，的确有好多枯树干枝。我们是听着街坊邻里，说着鬼呀神呀妖呀怪呀故事长大的。行走在这阴森森的坟场，脑袋立即就大了，浑身汗毛都竖起来，抱着树干闭着眼，不敢挪动半步。母亲忧郁的目光，院里不多的柴禾在眼前晃动着。我俩一咬牙一跺脚，相互鼓励不离不弃，一人胆怯怯地在前捡柴，一人紧随其后高举扁担。那时上山捡柴是不允许带砍刀的，从树上生拉硬拽些，被大雪压断的树枝。然后，将手折不断的树枝，略粗些的，一头放在石头缝隙，另一头俩人握着，用力往下一压，咔嚓一下，树枝断了。遇上腕口粗的树干枝，我俩整个身子吊在半空，用力往下一坠，也断了。不一会儿，就捡了八大捆柴，然后逃似地离开，那块恐怖的坡地。
我们兴奋地挑着柴，一前一后，跌跌撞撞地往家赶。没多久，渐渐地感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重。每段路，走的越来越短，间隙的歇乏次数越来越多，肚子叽叽咕咕地叫着，这才想起，那装锅巴的布兜，在慌乱中丢在坟地。终于在一个依山而筑的农家屋前，又冷又累又饿的我们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个中年汉子。望着渐渐西沉的冬日，山里刮起的一阵阵冷风，路上残雪积水结成冰疙瘩。说是捡的太多，挑不回去，这里离城里起码还有十五里地。一人丢二捆，隔年来再拿。一边说着，一边把四捆柴码在屋檐下，又从屋里，拿出二个热乎乎的大山芋，塞到我俩手心……
从那以后，50多年来，我俩就一直固执地认为，那两个山芋，胜过天下山珍海味；在所有冰封雪飘的月份，所有天寒地冻的日子，就是那个冬天，那个黄错，最最温暖。
校对：百里墨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