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饭碗与保饭碗
作者:左克红
历史书里有很多砸饭碗的故事,却少有记载保饭碗的故事,难道写历史的人都偏好砸饭碗?
第一个砸饭碗的著名改革家当属秦时的商鞅,商鞅推行的军功制改革,砸了世袭贵族的饭碗,甚至于连太子犯法也难逃太子老师替罪的刑法;商鞅的改革将秦军变成了虎狼之师,大大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因为每逢战事如能割取敌方的人头越多,越能得到更大的奖励,这样的法制虽然有利于秦军与秦国的强大,但也给那种滥杀无辜的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据说秦军的大小头领往往在战后为得到更大更多的奖励不惜杀死自己的部下而冒功领赏。一个制度一旦上升到关乎自己利益的时候,难免不会出现出乎意料的溢出效应。
商鞅因痴迷于以法治国,制定了严格的户籍管理与连坐制度,以至于商鞅自己因新君继位而被迫亡命之时,没有一家客舍(宾馆)敢收留他,因为他不敢暴露自己的合法身份,结果被活捉而五马分尸,商鞅的严刑峻法为秦国的强大立下了不世之功,可商鞅被处以极刑之时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之求情辩护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利益考量。中国古代有墙倒众人推的说法,当初商鞅从卫国来到秦国,得到秦孝公重用变法,用徙木立信的办法推行新政时是何等的威武,而到新君继位无所藏身之时又是何等的悲催落寞!究其人生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依我看,无外乎商鞅砸了旧贵族的饭碗,为了维护旧的世袭体制的利益,旧的贵族必须要置商鞅于死地而后快。商鞅治国虽然功高盖世,但因权倾一时,几乎要威胁到新君的执政地位时,商鞅的末日也就到来了,因为商鞅虽然未必有砸新君饭碗的打算,当他有这个取而代之的可能性时,他就必须有功成身退的自知之明,商鞅的悲剧就在于他缺乏对这种饭碗之争的自觉,当新君秦惠文王感觉自身地位岌岌可危之时,商鞅必须表现得有所收敛,但商鞅的成功与失败也许都在于他对法治的痴迷不悟,如果一个人一个国家将一部继承的法律当成亘古不变的教条时,其危险性是否与商鞅类似呢?
如果从商鞅贯彻法治这个视角看,他无疑是一个成功者,但他不计后果地推行教条主义,结果在秦国制造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法网,他的成功与落败给后人的启示有哪些呢?有人或许会说商君虽死犹荣,商鞅变法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法治的基础,因为毕竟他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为后来国家的管理确立了非常有效的制度基础,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标准化制度如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郡县制等无不令后世称道,但商鞅晚年的悲惨结局的确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反思的空间,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商鞅动了谁的奶酪?商鞅变法不仅是威胁到旧的贵族集团的利益,秦惠文王处死商鞅不仅仅是为报当年商鞅不留情面地执法而割去其师公子虔的鼻子的仇恨,更重要的是商鞅有可能威胁到新君的执政地位,秦惠文王为保饭碗作出了处死商鞅这个功高盖主的重臣决定才是商鞅悲剧的直接根源。商鞅没有谋反之意,但商鞅万一谋反,秦惠文王能否保住自己的饭碗也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中国历史上重臣篡位的案例太多了。
古代帝王为保饭碗不惜牺牲昔日的能臣故旧的案例也是层出不穷、史不绝书。秦昭襄王在位有五十六年,依赖战神白起取得了水淹郾城以及长平之战这样的赫赫战功,可当白起不服调遣之时,秦昭襄王为保自己的尊严,也是毫不留情地处死了白起;一代名相范雎协助昭襄王削去三贵(芈月太后及其兄弟穰侯与华阳候)的爵位,树立了昭襄王的绝对权威,与白起一起削弱了赵魏韩等东方诸国的实力,但因任人唯亲而酿成大错时,昭襄王也是毫不留情地与自己的肱股大臣范雎断舍离,昭襄王的铁面无私的背后实际是为了维护自己及其子孙的万世基业与地位。
类似为保住自己的威望与地位而不惜做出令人扼腕痛心的事实在秦朝特别多,按照封建嫡长世袭制,继承秦始皇王位的应该是扶苏,但胡亥与赵高在秦始皇去世后却让胡亥登基继位了,开辟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兄弟争夺王位的先例。后来的能臣王莽、曹操、司马昭等都是以超强的实力迫使帝王让位,隋炀帝杨广更是以强制的手段迫使其父杨坚改立自己为太子,直至弑君继位;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通过血腥的玄武门之变杀害太子李建成与诸王子才登上王位的,一部帝王权位的继承史几乎可以说是争夺铁交椅、铁饭碗的历史。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曾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古人也常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放眼古今中外,有多少人能够在名利权位面前选择放下呢?像伯夷叔齐那样宁可饿死,也不食周黍的,可能较为稀少;介之推虽不言禄,可晋文公为报答他的恩德居然下令烧山,结果反而为晋文公这种功利心所害;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虽然表现了对权贵的蔑视,成为后人淡泊功利的楷模,但想如果陶渊明找不到他可以安身立命的世外桃源,他如何能将这隐士的人生延续下去呢?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人的生命只要延续下去,就躲不过与这个物质世界的联系。
马克思关于利益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切⼈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甚⾄冒绞⾸的危险。”当今之世,只要涉及到利益的,人们很难保持超然物外的感觉,生产车子的并不是从内心中希望别人变富,可人们致富后他的车子才能卖出去;开棺材店的之所以指望着每天有人去世,那是因为有人死去,他的利益才能变现。决定人们行为动机的根源在于人们各自的利益算计。据网络媒体报道:在上海疫情期间,一些核酸检测公司,为了将核酸检测这个商机延续下去,并不是从病人的实际出发来出检测结果,而是怎样对自己有利就怎样出报告,一些公司将阴性做成阳性,阳性的做成阴性,这样一来,核酸检测就会没完没了,而他们的业务也就会长盛不衰,其背后的动因还是超脱不了利益的纠缠。
这令我想起近来读的一本书,这本书是英国演化理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写的《自私的基因》,该书作者认为:自私是生物的本能,基因为达到生存目的会不择手段。比如,动物照料它的后代,从生物个体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一种利他行为。但是正是因为基因控制着这种行为,它才能通过动物照料后代的这种利他行为完成自身的复制,从而使其自身得以生存。又有西方学者认为:私欲是一种野蛮,而文明是对私欲的一种超越与克服,有点类似于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当所有的思想家都在编制一种控制他人而为统治阶级谋取利益时,是否考虑过规则与制度应该是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孟德斯鸠认为: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换句话说:谁为其他被统治阶级思考过呢?秦代两位著名的能臣商鞅与范雎的悲剧也许就在于只是一门心思地为秦王谋利益,而忽视了健全的法治应该是为所有人谋福祉吧?
在法家看来,要防止人的私欲的无限膨胀只能依赖法律约束;在儒家看来,要克服人的自私自利的行为需要通过教育感化来实现。但无论是儒家与法家都不可绕开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衣食足而知礼仪”。人类所努力争取的首先在于获得维持自己生存的生活资源,在此基础上,才有文明礼仪,如果遇到毫不留情地剥夺人们的生活资源时,谁还在乎礼义廉耻呢?所以,当人们肆无忌惮地砸别人的饭碗时,是否应该考虑一下那些保饭碗人的权益呢?一个理想的社会也许只有在保证所有的人都能活下去的时候,这个文明才能得到正常的延续吧?
校对: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