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读乔治·奥威尔 长篇小说《1984》
作者：程自桥
这篇小说中的社会，思想不再存在，只有盲目与狂热，剩下的只是一个绝望的社会。在这里，思想自由是死罪，独立自主的个人不复存在，每一个人的思想均受到全天候严密的监控（不由地想起“文革”时期。1968年，河北有一个青年人，叫张坤豪，他去北京参加批斗王光美大会。他在现场对一位熟人说：“王光美长得漂亮，比江青好看。”当时这话正好被现场的一个巡弋的便衣警察听见了，遂将其拘捕，便于1970年2月被执行抢决）。这太恐怖了，人不能有思想，不能有言说的自由。
小说中每一个个体，都犹如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机械麻木，没有自我意识，如同行尸走肉。等级分明的社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人们在属于自己的圈子和环境中生活，不论发生什么，似乎都是理所当然。掌握着权力的人们，终极目标便是无上的权力，掌握一切的权力，并对其顶礼膜膜拜。我们都希望这样的“一九八四”永远不会发生，也不能存在。但是如果发生了这种英社的三句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这种畸形的社会。固化的体制带给国人与体制匹配的思想僵化，这种“一九八四”的社会就会发生。为什么呢？按照日常的语义来理解，“战争”与“和平”，“自由”与奴役“，“无知”与“力量”（“知识就是力量”，英国人培根所说）是相对立的范畴。但是，在特定的语境，如小说中“老大哥”的独裁统治情境下，这些相互对立的范畴成为了辩证的，相对的与本质上同一的。“老大哥”之所以要操纵和模糊这些关键概念所表征的范畴，因为它能削弱被奴役民众的社会判断，甚至扭曲和改变他们的社会认知。
文学，尤其是一部文学作品，虽说它的文字是不朽的，是具有穿透力的，可是在历史进程中，文学的功能就显得极其微弱，它不可能改变社会进程，也不可能改变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思维模式。更不可能打破已经形成固化的体制，所带来的阶级固化状态。影响他们是很微弱的。但是，它可以去记录历史，提醒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从这一点上，文学又是一面镜子，一口警钟。
有人说：许多时候，决定一个人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其实不在于这个人，而在于这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因此，说真话没风险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不赞同这种说法，这只是一种托辞，有良知的人，就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时时拒绝说假话，去说真话。像小说中温斯顿，做一个在充满谎言的世界里，捍卫着真理和理智的人。认知、领悟温斯顿那句：“思想罪并不致人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人人都去强调外部环境，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都不去说真话，这社会环境又怎能得到彻底改变，这社会又如何能达到高度文明。这社会就会沦为奥威尔笔下预想中的黑暗，人类生存的状态，会如小说描述中极权主义的统治社会，人人感到窒息与恐怖……
我们应该向这位反乌托邦、反极权主义社会，为人类社会敲响警钟的敲钟人，一个超越时代的预言家：奥威尔致敬！
读完乔治·奥威尔《1984》这部长篇小说，我想起俄罗斯总统普金，在莫斯科为纪念苏联政治迫害时期遇难者的“悲伤之墙”，揭幕仪式上的最后几句话：是的，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应该记住大清洗的悲剧，记住它的根源，这不意味着清算，是不允许再次将社会推向危险的对立境地。
是的，所以我们都应当具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认知，多向世界说真话，这是不会重演那些悲剧的基础，这是每一个渴盼民族真正复兴人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