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我的父亲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在四十年的教育教学生涯中，大多数时间任校长，由于这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弟兄二人有幸从小跟随父亲上学，和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许多往事至今回忆起来依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我在唐河县城上小学时，每到周末晚上，父亲就会喊上几位老师带上我们兄弟二人去剧院看戏。因此，我特别盼望过星期天。我那时有十来岁，年龄小，说是看戏其实纯属看热闹，更惦记的是看戏时还能吃到瓜子和糖。坐在父亲身边，每当鼓乐响起，大幕徐徐拉开，全场便响起一片掌声。那个年代，大多都是古装戏，刚开始父亲一边看戏一边给我介绍人物、剧情，我们弟兄二人看得饶有兴趣，但看着看着，父亲和老师们已经深陷剧情，着了迷，也不再给我讲解了，我和哥哥眼已迷糊，渐渐进入梦乡。直到结束，我们被父亲喊醒，拉着手回去。有一次，可能是父亲和老师们看戏太入迷了，只顾走着谈笑着剧情，竟忘了叫醒我和哥哥，走到半路才发现丢掉了我们弟兄二人，当他们惊慌跑回来找时，偌大一个剧场，看到我们弟兄二人正在熟睡之中。
也有看戏不睡觉的时候。记得那是看浙江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虽然一句唱词我也听不懂，但那激烈地打斗场面，孙悟空、猪八戒、白骨精等许多人物的造型，让我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我第一次看到借用声、光、电、等手段，产生逼真的画面背景。孙悟空可以腾云驾雾，在云层中追打妖怪，孙悟空在舞台上的多种变化以及演员们出色的表演，让我激动不已。结束时，演员们出来谢幕，我离开座位，走到演员们面前楞楞地站在那里不肯离去。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受到诬陷，遭不白之冤，从县城调到远离老家的豫鄂边界一所学校去教书。我因为是农村户口，又是所谓“走资派”的儿子，被迫离开县城，回到老家农村上初中。一九七一年，父亲的不白之冤被洗清，得到了彻底平反，上级任命父亲为唐河县第五高中校长，我再一次回到父亲身边读书。记得有一次，上级为了照顾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因为都是农村学生，几乎是个个写申请，而我因为父亲是校领导就没写。班主任找到我说:“牛双成，你奶奶刚去世，我知道你家也困难，你也写个申请吧！”按老师意思，我写了申请，但最终发钱时却没有我。我很生气，质问父亲:“爸，别的同学口袋都有三、五块钱，而你从来不给我一分钱，这是班主任让我写的，你却给我扣了”，说话时我噙着眼泪。说真的，我长到二十岁，口袋从来没装过一分钱。父亲看我很委屈，递给我两元钱说“有人比咱家更困难，不要只考虑自己。”听着父亲的话，看着父亲严肃的面孔，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随父亲上学，学校离老家有三十里地，每到星期天，我都是徒步回家。父亲虽是校长，可因我家经济困难，也买不起自行车。那时，学校有一辆自行车，只有学校办公务时才能用。有一次，星期天，我试着找到总务主任说是父亲有事，让我来推自行车。总务主任信以为真，我便有了一次骑自行车回家的机会。下午待我回到学校，老远就看到父亲叉着腰，板着脸在学校大门口站着，父亲严厉斥责我:“谁给你的权利，让你骑公家车”父亲狠狠批评我一顿，又带上我到总务主任面前承认错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骑过学校的自行车。
跟随父亲上学的十年间，我感受着父亲给我无数的关怀和爱，但也经受过他多次给我的批评和教育。父亲给我关爱的同时，又以身说教，从思想、言行上影响着我，生怕我走一点儿弯路。如今我以四十二年教龄、三十五年党龄退休。虽未对党和国家有多大贡献，但三尺讲台，我无愧人生，余生我仍会不断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献绵薄之力，以此告慰九泉之下父亲的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