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如何写散文（节选）
作者：邓有民
编者按：这是作者在一次文学创作交流座谈会上的发言材料（节选）。现在平台上推出来，目的是提供给大家交流互鉴，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本群写散文的作者很多，但风格各异，水平也参差不齐，希望大家多思考、多切磋、多创作，共同促进赭麓文学平台再上新的台阶。这既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什么是散文？在我国古代文学里，除去韵文、骈文，就是散文。它既不要求押韵，也不要求句式工整。这个应该是广义的散文摡念。那么，在现代文学里，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这是从狭义来定义散文。当然，上面两种定义都是从文学体裁上来说的。如果考察其主题思想，篇章结构，语言风格，修辞方法，还包括材料的组合，方言的运用，线索的选取，以及叙事、抒情、议论的侧重不同，等等。散文的界定就更加宽泛，更加自由了。总之，相对诗歌和骈文来讲，散文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文体。古代的诸子百家（包括“四书五经”），明清的小品文，现代的杂文随笔，都是典型的散文。曾经有位散文作家讲，散文就像一个人走在路上，平平常常，自由自在。这个比方充分表明了散文的自由形式。但是，是不是因其自由与随意，就可以随随便便把它写好了呢？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怎样写散文？我只好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来谈谈。我讲的个人经验，可能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只能供大家参考。我觉得写好散文，首先需要确立主题（下面谈主题征文时也要讲到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写散文强调“形散神聚”，或者叫“形散而神不散”，这个“神”就是主题。主题是灵魂，如果灵魂是空的，形式再好都没得用。我还记得我在《黔东作家》发的第一篇文章《父亲》（大约是2001年），主编（毛之侠）还特意把刘照进写的散文《父亲》（后来据刘回忆说，当初投稿时他这篇文章标题不是《父亲》，是编者改的）放到一起发，作为“同题散文”（当然是指同主题）发表。《父亲》的主题非常明确。那时父亲离开我已经三四年了，我之所以一直不能下笔，是因为我的悲痛过于沉重。当时间逐渐淡化悲痛，而怀念却与日俱增的时候，我一口气完成了《父亲》，如释负重。全文抒发了对父亲的崇敬和怀念之情，虽然回顾了父亲的一生，材料多，叙事多，时间跨度长，但都紧扣主题来写，就觉得文章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其次是选材。主题确定了，就要围绕主题来选取材料。正如要造一座房子，钢筋，水泥，砖块，沙石、木料、玻璃、铝合金等等自然必不可少。但一定是按一个科学合理的比例来搭配的，如果全是钢筋，全是水泥，或者那样多了，这样少了，都不可能建成。就以我写的散文《听雨》为例–说来也算巧合吧，《听雨》最初发表在《贵州日报》（2009年1月30日“娄山关”文学副刊）竟也是以一组同题散文发的（另一篇的作者叫许迪梅）这篇文章在选材上我是非常认真的。既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感受，思想认识，情感变化，也选取有古代的诗词、对联、文章，现代的小说，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事例，表面看起来很杂乱，但它们都是围绕“听雨”这个主题来服务的。结果，每件事，每个人，每个时间点，每句诗，每段文，都被主题紧密地团结、统一起来，使其浑然一体，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三，关于语言特点、修辞方法、写作技巧、个人风格、地域特色、文化内涵、思想格局，等等。我就不作过多的说明了。仅仅结合我个人的写作经验来简略地讲一讲。
一是语言，我的主张是朴实无华，简洁明了，多年来我也是这么坚持的。比如《乡村人物》（共50篇）就是代表，语言非常质朴，结合黔东地区的方言、土话、俚语，感觉很接地气，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另外，我认为语言是一脉相承的，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也没有搞“一刀切”，完全摒弃文言里的一些词汇和句子。其实，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因为白话本来就是从文言脱胎而来的。时至今日，我们不是还在提倡“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吗？央视正在热播的《典籍里的中国》收视率也很高。因此，我在写作散文时，也还适当运用了一些文言的字、词、句，这样结合方言、俚语来写（其实，我们的方言中就有很多保留了文言的读音和涵义的字词），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写作风格。
二是写作技巧，我个人比较认同“最大的技巧就是无技巧”的观点。我觉得不要把写作看得太玄乎，好像只有作家才能写文章。那好，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作家？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能不能称作家？反正我自己不是，顶多是个文学爱好者。难道我就不写文章了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生活和工作中写作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语言是思想的外壳，作文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用最简洁、最浅显、最好懂的文字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让别人读了明白自己的意思。这才是写作的根本目的和动机。比如我写《武陵山珍》（共30篇，语涉铜仁风土人情、文化民俗、物华天宝，亦借物抒怀、托物言志之文，兼融怀乡、叙旧之情于散文纪事之中）就没有过多地使用技巧。通篇叙述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又如与老友闲聊，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发表后还经常接到读者的电话，共聊铜仁地方的风土物产。有人强调“起承转合”，没错。“起承转合”是一般规律，而绝不是“套路”，我们不要生搬硬套。有个极有趣的现象，文艺理论批评家往往自己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来，原因就是掌握的“套路”太多，自己束缚了手脚—这也是北大中文系宣称的“不培养作家”的原因吧。当然，我并不是反对技巧，我只是反对那种刻意追术技巧的做法，结果鹦鹉学舌、东施效颦，本末倒置，贻笑大方。
三是地域性与文化性，我认为一个人写作带有地域文化特色，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而凭空创造，即使如远古的神话，庄子的《逍遥游》，还有像《封神榜》、《西游记》、《聊斋志异》、《子不语》等，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作家只能写他熟悉的东西，包括人物、事件、情节都可以虚构，但一定是有生活体验和原型的，也必须是符合生活逻辑和情理的。所以，《黔东作家》标榜的“文学性，地域性，先锋性”是立得起足的。另外，散文还要强调文化内涵和思想格局。应该多写反映时代主旋律的作品，贴近群众生活，关心现实问题，弘扬社会正能量。正如古人主张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那样，做一个时代的记录者。为此，我们要不断加强学习，博览群书，深入基层，体验生活，丰富自己的阅历，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完善人品和“文品”，做到“我手写我心”，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的散文来。
写好散文，不但对社会，对个人；还是对工作，对生活；甚至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意义都是非常大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已经把文章拔高到如此地位。古人甚至把它列入“三不朽”事业当中，可见其价值和意义是非常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