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在王阳明之前，诸多的贤者就有关于读书的许多精辟议论和见解。其中，与王阳明的读书观有所接近的，当属韩愈。
韩愈曾说：“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送陈秀才彤序》）。韩愈认为，读书是为了学习，而所学的，应当是儒家之道。学习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有了表达（写作）的欲望，而这个表达，则在于传达“理”，也就是儒家之道的具体化形态。在韩愈的眼中，“学”与“文”正是在儒家之道的基点上统合成为一个整体。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作，都带着强烈的传道的目的，而读书和写作，也被他提高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与韩愈一样，王阳明也给了读书和写作一个明确的目的。但客观地说，王阳明对读书和写作没有像韩愈这么大的热情。他将这两种行为归结在“艺”上。他说：“艺者，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艺’，却如无状小子，不先去置造区宅，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不知将挂在何处？”首先，他将读书写作归结于“理”之中，也就是按道理是应该做的，是从“理”的角度出发可以做的，是符合这个“理”的存在。其次，他认为读书写作与“诵诗、弹琴、习射”的地位、性质、作用是相同的，并没有崇高到哪里去。所有这些行为，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调习此心”，那就是使这颗心“熟于道”。所以，在王阳明看来，读书与写作，最终是一种“格物”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则是为了“致”他所说的“良知”。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读书写作，那就是装点门面，就成为无所指向、无所依傍的不务正业。相比朱熹对读书的格外重视，王阳明在这一点上显得有点冷淡，有点疏远。
这是为什么呢？从《传习录》中的一段对话中，我们或可窥见王阳明的本意所在。有人向他询问：“读书可以调摄此心，不可缺的。但读之时，一种科目意思牵引而来。不知何以免此？”在提问者看来，读书有着一种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调摄此心”，也就是调理这颗心，使之变得纯净；统摄这颗心，使之变得凝定。很显然，这里的书籍，指的应该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但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免就会触动内心的思绪，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这就是王门所谓的“意动”，也就是内心“有善有恶”，既不利于触摸到“无善无恶”的“心之体”，也不利于达到“知善知恶是良知”的境界。这是一般人在读书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对于此，王阳明是怎么看待的呢？他说：“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觉而克之。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在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在王阳明看来，读书同样是为了“调摄此心”，也就是让这颗心的良知得到真切。只要良知真切了，那么，即使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参加科举考试，也不会将心累着。但读书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要将所读的内容记忆，想着通过读书达到快速提升自我的目的，读多了加以夸耀卖弄，凡是这些，都会累心，都不是良知所需求的，所以，要努力地克服。这样做了之后，读书就等于是与圣贤终日“印对”，这颗心就符合天理。
王阳明认为，读书应该有“志”在先。这个“志”，指的就是良知，或者是致良知的行为。他说：“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一个人，立了皈依于自己的良知的志向后，其他无论做什么，都会被这一终极目的统辖，包括读书与写作也是如此。读书与写作，并不会造成心累，前提就是读书写作的过程中，要忘怀得失。不然，时时牵挂着读书写作的效用，那就落入下乘了。不能为读书而读书，为写作而写作，不能为了某个现实的目的读书写作。这是非常高明的规劝。无论怎样的行为，都要为这颗心负责，为这颗心服务，不能抛却内心真正需求而谋求一些外在的东西，那样，就会将整个心灵搞得非常纷乱。所以，他说：“学者学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学那气魄，却倒做了。”在王阳明看来，孔子非常博学，但孔子的学习，是为了他那颗心的学习。我们要向孔子学习，也要学习他这种在心上下功夫的方式，而不在于只图外在气魄的宏大。所以，综合来看，王阳明既认为读书写作作为一种手段可以“调摄此心”，但更赞同先有了一颗致了“良知”的心后，再去读书，就不会累心。
正是从这样的目的出发，王阳明提出了许多关于读书写作的意见和建议。读书写作，肯定伴随着思考，那么，王阳明是怎样看待思考的呢？他说：“文字思索亦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则未可也。”想表达什么样的观点，必然要深入思考，只要这样的思考是忠实于自己的良知的，是从良知出发的，那么，它就不会有什么妨碍。但是，如果写完了，还常常将它萦在怀中，想着它，念着它，想象着它会引起别人怎样的反响，想象着它会给自己带来怎样名声，本来寂静的心中就有了一物的存在，就难以做到澄明清静，这就是为文所累了。相反，“琴瑟简编，学者不可无，盖有业以居之，心就不放。”读书写作，是学者必然会做的事情，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当你专注地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也就将所有的心思放在了它的上面，你便变得凝神静虑，精神专一，你的心就不会散乱。在王阳明的意识中，根本就看不起那些读书写作时还有着纷乱的想法的人，他提都不提这种情况。他只从读书写作专心的那类人说起。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
既然是读书，就牵涉到一个记忆的问题。王阳明是怎样看待这一点的呢？《传习录》中有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读书不记得”，这是许多人忧心的事情，只因为记得的东西多，才能博学，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才能很好地去表达，也才能领悟一些事理。但在王阳明的眼中，“记得”内容是最下层的读书方法，重要的在于晓得。根据他一贯的思想，这种“晓得”，自然是明白和理解先贤著作的义理。不一定要把它们全部背下来，不一定要孜孜于文字本身，读者重点体悟的，应该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关于“道”与“理”的东西。不然，只是纯粹地去记忆，那不但会“夸多斗靡”，而且会累心。这一点，倒与韩愈不谋而合。韩愈就曾说过：“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师其意”，学习领会其中的深意，其中的意旨，才是读书的目的，倘若一味地钻研先贤为文的辞藻章法，那就落入下乘了。然而，就这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读书方法，王阳明仍然是看不上的，认为它已经“落第二义了”。那么，最高的读书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以读书来促进对“自家本体”也就是他所说的“良知”的明达。只是去记诵，便影响了对“义理”的理解，只是专注于“义理”，它还是和心灵隔着一层，就难以明了“自家的本体”。说到底，阅读是为心灵服务的，是为良知服务的。倘若有损于这些，那还不如不阅读。
正因为王阳明关于读书的言论都是从致自家良知、得自家本体出发的，所以，他的关于写作的议论也强烈地打上了同样的印记，而且还带着一层神秘的色彩。首先，他认为写作，应该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和修养。他说：“凡作文字要随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了，亦非‘修辞立诚’矣。”写作，要牢牢地忠诚于自己的“分限”，也就是自己的理解水平和修养高度。如果不尊重、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去写作，往往就会“说得太过”，这不但是对世人的欺骗，而且也是对自己的背叛，这属于“作伪”。因为写作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手段，来实现、表达自己的内心之诚。你“说得太过”了，就不是你这个人修养和心性的真实反映，那是完全不对的，不是“知行合一”的表现。
王门的心学，讲求明其本体，致其良知，这种传承于宋代陆九渊并且深受佛教禅宗影响的学说，越到后来，越带上了一层令人难以琢磨的面纱。往往说不清，道不明。所以，关于写作，王阳明就有这样的恍惚的说法：“用功到精处，愈着不得言语，说理愈难。若着意在精微上，全体功夫反蔽泥了。”在心性上用功越用到精通的地方，越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越难以将它说清楚说明白。如果将其中的一项抽取出来细加讲说，反而离心体越来越远了。这，颇有六祖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神秘味道。但却鲜明地指出了语言文字的有限性。
那么，从王阳明与众不同的读书写作观中，今天的我们能汲取到些什么呢？
首先，读书写作，应该是属于个人的事情。王阳明认为借此可以“调摄此心”，要认识“自家本体”，这都是从生命个体出发的。王阳明对往圣先贤的传承，主要集中在心性的修炼上，是“为己之学”，我们的读书写作，也应该向着这个方面发展。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读书，可以增长学问，可以促进思考，可以丰富自我，但所有这些，都必须有一个指归，那就是围绕着自己的修行。不然，学问的增长，只会让一个人变得宽泛而没有心中之主，散漫浮躁而难以收束，相比之下，以自己学到的某些东西来炫耀的人，简直就是等而下之了。古人强调读书写作要“由博返约”，“博”，是可以通过读书达到的，但“约”，却有一个中心在里面，需要我们从心灵上下功夫。如此，才会使自己变得崇高而坚定，神完而气足。读书写作，免不了思考，但这个思考也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它既是建立在已有的心性基础上的，反过来，又应该促成这种心性的更进一步的完善。王阳明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思考，当然是受书籍的触发而产生的，但这样的思考的主体，还是我们个人，是我们的心体，我们既不能把自己的头脑当作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也不能因为纷乱的思考而扰乱自己本来应该具备的凝定。所有的思考，都应该是为这颗心服务的。读书写作，可以丰富自我，但丰富自我，却不是根本的目标，还有一个认识自我、寻找自我在里面。不然，表面的丰富，却附带着灵魂的贫乏和个体的迷失，这就是得不偿失。只有自己达到崇高的境界了，读书写作，才能焕发出它的光彩来——通过“化育”的方式来感染熏陶周围的人。但从“心学”的角度来看，它只是一个结果。关键还是在于自己。
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也好，此前的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也好，都抱着相似的观念：只有我们个人好了，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而我们又相当地清楚，他们对个人能够达到的境界规范得是非常高远的，往往是耗尽一生的精力也难以企及的。既然这样的个人修养目标都难以实现，更莫说教育他人了。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极大的悖论：自己还没有成佛，在形势的逼迫之下，就先来度人。当前许多的人，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不然，只专注于你个人的修炼，你对这个社会和民族责任，实现的也便微乎其微的。这诚然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通过对王阳明的读书写作观体察和领悟，我们在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回观自身，归根结蒂，还是要为理想的自己而努力。不张扬，不炫耀，不夸饰，不虚伪，不功利，一步一步在向着自己的内心深处掘进。至少，个人的修养提高了，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会增强。这已经远离了王阳明的读书写作本旨，但也可以说是时代变迁后的需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