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先讲一个故事。所谓故事，就是旧事。这个故事太旧了，旧得我们都浑然忘记了古人有这么一种活法了。
有个叫余子的人，他参加了齐国和晋国之间的一次战争。余子很不幸，他把自己的武器——一柄戟丧失了，却得到了一把矛。这让他很是纠结，于是，他就落寞地提着矛，离开战场，绞尽脑汁地思考关于亡戟得矛的人生问题。他想了许久想不通，于是，就向一个路上的行人询问：“我把自己的戟丢了，得到了一把矛。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家吗？”那个行人说：“戟是兵器，矛也是兵器，是吧？你失去了兵器，又得到了兵器，有什么不可以回家的？”余子听了，就继续走他的路。但他总觉得不对劲，大概他觉得出门时带着一柄戟，回家却带回一把矛，那么，回到家里的这个自己就不是出门时的自己了，至少变得不完整了。行人的这个答案，好像不是他需要的答案，还是没有解决纠缠着他内心的这个问题。于是，他又开始彷徨、犹豫、苦闷上了。
就在这时，他又遇到了一个叫叔无孙的人。这个人是个小官，属于文化水平比较高的那种。余子像溺水的人看到从水上漂来的一根大木材一般，挡在叔无孙的马前，庄严地问他：“我今天打仗的时候，我把我的戟丢了，却得到了一把矛。请问，我可以回家吗？”叔无孙思考了一下，庄重地对他说：“兄弟，这不对啊。矛不是戟，是吧？戟不是矛，是吧？你把戟丢了，得到一只矛，这个问题就大了。”余子听了这番话，忽然意识到问题所在了。他几乎是高兴地叫了一声，然后回头就往战场上跑。跑过去，战争还没结束，他就英勇地冲杀，最后死掉了。骑在马上的叔无孙看着余子跑向战场，他也开始纠结了：这事似乎做的有问题啊，作为一个君子，我今天等于救了人，可救人要救得彻底啊，那么，我真的就把刚才向我问问题的那个人解救了吗？想来想去，他觉得答案是否定的。于是，他就去追赶余子，结果也死在战场上了。
这件事与记载在古代典籍中的许多事情一样，反映出一种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的我们看去有点陌生的人生形式——我们的古人很爱较真，往往有点死心眼。像我们，多么聪明啊，想不开的问题，就不去想，照样吃我的，喝我的，睡我的。但古人不是这样，想不开的问题，就时刻贮存在他们的心里，废寝忘食地想，一秒不辍地想，朝思暮想，冥思苦想。如果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他们就不快活，不舒畅。相比之下，生命倒成次要的了。内心不畅快，不通达，还要勉强活下去，怎么看，怎么觉得意义不大。你看，余子为什么死了？他是为了寻找他可爱的戟，他是为了找回完整的自己，他更是为了让内心不再纠结。叔无孙为什么死了？他也一样啊。救人救得不彻底，这将会成为他一生的沉重背负，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事情会一直纠缠着他，成为他内心无法浇化的一个块垒。这样一来，活着就成为一种负累了。那还不如一起战死算了。所以，这两个人是一边像哲学家思考着，一边打仗的。对于他们，精神找不到出路，“不自快”，毋宁死。
以此事为代表，深入挖掘，考察古人的生活态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人做人、活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想方设法来摆脱纠结，让念头变得通达起来。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让它像一汪清泉，从质地上看，显得澄澈明碧；从流势上看，显得优游自如。比如“杞人忧天”中的那个杞人，他整天看着天，生怕天塌下来，所以是吃不好，睡不好，变得日益憔悴。那种执着和认真的劲头，怎么看，怎么觉得可爱。这至少表现出一种对自己极为负责的态度——遇到了人生难题，不轻易丢弃。只有在别人的提醒之下，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才顺心了，也才快活了。再比如“杯弓蛇影”中的那个看到杯子里有条蛇的投影的客人，他觉得把一条蛇给喝下去了，内心郁闷得不成，也只有等到下一次看到那条蛇原来是张弓的时候，他才放下心理包袱，变得轻松起来。这些虽然是寓言，但寓言不就是一个时代人们生命状态、生态意识的投影吗？孔子的弟子子路，打斗时随时会丢掉性命，可帽子却不幸地歪了，他面对的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扶正帽子，然而，正是这个动作，让他被敌人剁成了肉泥。不扶正帽子，你让他这个“君子”心里就是不顺，相比而言，死亡自然成为次要的了。同样的还有高柴，逃命过程中，既不翻墙，也不钻洞，对于他，这是个原则问题，是不能超越的人生的底线。如果这样做了，哪怕逃得性命，也在道德的量尺上有了污损，从此就生活在阴影之中了。太史公司马迁不惜浓墨重彩，为那些侠客立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那些“以武犯禁”的侠义之士，他们不计生死，蹈死不顾，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用生命实现了伟大的人生仪式。什么也不能损害人生的尊严，而这尊严，就建立在自己的问心无愧上，就建立在对知己的报答上，就建立在对承诺的信守上。不这样做，内心就会充满纠结，念头就会不通达，生命的质量也便随之而沦为与动物无异的境地。许多人都争论荆轲为什么要刺秦，为什么要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为什么没有大局观而眼里只有太子丹的一己之私。这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上看的，而在荆轲，这个古人生活中的典型那里，不报答太子丹的深情厚意，那是不能正常活下去的事情——古人就是这么执拗，这么憨直，这么可爱。这一点，倒与亚里士多德的提法有些相似：人生，不是为了追求快乐，而是为了摆脱痛苦。念头通达了，也就不痛苦了，生命之风，也便变得活泼泼了。这是对精神而言，其实，中国古代人理解的身体，也是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一部中医史，也便是研究“通”与“不通”的历史。“不通则痛，通则不痛”，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和生命观。
所以，中国的古人，都是伟大的利己主义者。做人要讲诚信，不是对别人如何的问题，是自己迈不过去的问题。像尾生，像季布。如果承诺没有实现，不能坚守，不论别人知道与否，自己总是知道的。自己知道而不去履行，就成为一生的纠结，活着都累，都会做噩梦。要感恩，一饭必酬，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同样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之上。而我们这个民族最为强调的孝顺，其实大概也是如此：父母生育了我们，抚养我们成人，我们不孝，于心不安。比如古代孝的典范——舜，他遇到的是一个愚嚣之极的父亲。但在于他，父亲慈与不慈，那是父亲的事；自己的孝与不孝，是自己的事。你尽可以不慈，我却不能不孝，这是我做人的原则。而古人所操持的准则就是如此：我做好了，我心顺，我心安，由此推己及人，人人如此，天下就大同了。
这样，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就随之而诞生了：作为从动物过渡过来的人类，要面对自己，面对他人，面对家庭，面对宗族，面对国家，面对天地，内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达到“通”，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不通”，总得有一个衡量标准，也就是有一个参照。这就需要哲人的规范了，而哲人最为伟大的贡献，也就在这里。这也便是各种古代思想赖以产生的基础，而在儒家，就是伦理纲常了。
孔子拈出一个“仁”字，不仁则不通，他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学的就是这个做人规范，瞅的就是这个做人高度。倘若不违仁，那就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拈出一个“义”字，做事要符合道义，义之所在，蹈死不顾，哪怕众人皆醉，而“虽千万人吾往矣”。越到后来，我们越丰富了这方面的内容，越将一个个提法世俗化，生活化，普泛化。我们的人生是被各种规则规范了的人生，我们做到了，就成为一个坦坦荡荡不纠结的人，我们就找到了内在的幸福。所以，古代中国人的人生，首先是一种追求理想人格的人生，是一种道德的人生，到了王阳明那里，更取得一种突飞猛进的进展，懂得道理，付诸实践，此之谓“知行合一”，将知与行结为一体，就是“致良知”，就是通达的生命。
所以，许多人的卑贱和无聊，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首先是没有了人格、修养上面追求的高度，然后是没有了对关于道德、生存、生命、世界诸问题的苦苦思考。不接触，不深入，自然也就没有了纠结，更没有了因为摆脱纠结而得到的深广的通达。活得太聪明了，太狡黠了，生活也就没有问题可以穷究了。而人生境界，首先则来自一种看似愚拙的坚持和探寻。
于是，想到一个带有禅宗性质的故事。一个医生，负责医治那些打仗受伤的战士，战士被医治好了，可医生却纠结上了：他的使命是救死扶伤，可结果却是又把救好的病人送上了战场。这让他极为苦闷。直到有一天，他想通了一个道理：我是个医生，我的任务就是医治病人，至于病人医好了又去受伤甚至送命，那不属于我能照顾的范围；我需要做的，就是扮演好自己的职业角色。念头通了，他又找回了以往治病救人的快乐，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快乐。
于是，想到苏轼。苏轼住在惠州的嘉祐寺时，有一次到松风亭去，走着走着，他感到精力疲乏，迈不动脚了。这时就出现一个“纠结”：要么继续努力，到亭子里再休息；要么就坐在当下休息。当下休息，那是极为容易的一件事情，随意坐下即可。但他矛盾啊，目的地没有到啊。可目的地分明还十分遥远，还在放眼所见的林木掩映之中。他想了许久，忽然想通了：脚下之地又有什么不能休息的？于是，他就像条本来被挂在钩子上的鱼，忽然得到了解脱，变得轻松无比。苏轼觉得，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反映出来的道理却足够大，“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不妨熟歇”。这就是念头通达之后的好处，一旦打通了原来的壁垒，就不但是在某处歇与不歇的问题了，而成为人生遇到类似的事情都能顺风顺水地前行的问题了。
西方人信仰上帝，越靠近上帝，即越幸福；中国古人信奉自己的内心，内心越通达，就越幸福。所以，古人做事与今天的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注重过程，不太计较后果，理安即心安。不论做什么事，都会受到客观条件的约束，但重在自己主观上努力了没有。努力了，在尽己所能的前提下也便心安理得了，所以，路不通，照样可以达到心通。路不通由他，心通由己，在己可以掌握之列。这就是王阳明临终时说“此心光明”的原因所在。有此，可以无愧于天地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