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顾炎武说：“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既然无所用心，那么就为闲话的诞生提供了丰沃的土壤——群居一起，无事可做，东拉西扯，蜚短流长，闲话便应运而生。
《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可以说是闲话的滥觞。它们大多是普通百姓茶余饭后、劳动之暇的歌谣，属于典型的“闲话”。但这样的闲话，却恰恰反映了百姓生活的真实状况，故而通过它们，能起到察民风、观民俗、知民情的作用。所以，统治者也不敢对它们有丝毫忽视，而是专门派出人员去“采风”。试图通过这些“采”到的歌谣来深入了解自己的治理情况。这是就大的方面而言。如果从小的方面来看，因为它们来自民间，就被强烈地打上了先民的思考、意识、风俗、生活的烙印，能真实地折射出他们对待闲话这一特殊产物的态度，也能完整地窥见闲话在我们这一民族的早期所起到的作用，从而能够把握住它的脉络而看到国民性的较为深刻的一面。
只要提及闲话，大多数人都以贬低、厌恶的眼光来看待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人的生活，最缺乏的，就是对私密空间和个人权益的尊重，没有哪一个能够荣幸地生活在别人的视界之外；所以，大多数人要么不自觉地说着别人的闲话，要么逃无可逃地生活在别人的闲话之中，可以说是深受闲话之害，反感也就是必然的了。诚如《传道书》所说：“已有的还必再有，已行的还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之事。”倘若倒推上去，如今“再有”的，“再行”的，也完全可以在“已有的”“已行的”中找到。因为毕竟，我们的血液是从先民那儿流淌而来的，我们的文化是从先民那儿传承而来的，我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我们的天性却没有多大的转变。
无所事事，通过闲言碎语来干涉别人的生活，这是闲话最为糟糕的一个方面。这种表现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典型的无聊。自己的精力无处安放，就把眼睛投向别人，通过窥视别人的隐私来安慰自己廉价的好奇心，然后不满足于仅仅自己知晓，开始摇唇鼓舌地通过口耳传播的方式来让他人知道，从而使自己获得一种受重视的感觉。《诗经》中虽然没有哪一篇是明明白白属于这种性质的，但却不能说没有。另一种就比较令人厌烦了。有些人是居心叵测地来说闲话的，他通过生活经验知道，闲话是有着一定的威力的，可以起到超出预想的效果。既然直接的争斗和报复不能实现，那么，就可以通过这种“委婉含蓄”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就这一点而言，闲话成了卑劣的弱者达成邪恶愿望的工具。这样做，原因无非有这么几个：我对你有仇恨，我要通过这种方式打击你；通过利用闲话，随着你的受挫，我能从中获得益处；我就是无聊，就是阴暗，我就是想通过闲话来恶心你一下，让你过得不开心，看到你不开心，我就开心；我为人就是这样卑鄙，我生活的一部分“价值”就在于让别人不好过，我从闲话的制造里也得不到什么益处，但至少能让人受到损害，这就是日常所说的“损人不利己”了。
《陈风》中有一首《防有鹊巢》，就描写了担心他人通过闲话损害自己爱情的心理：
防有鹊巢，邛有旨苕。谁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谁侜予美？心焉惕惕。
这首诗如果让弗洛伊德来分析，大概马上会联想到他的深层心理的剖析上去，事实上也是这样。喜鹊的巢本来是搭在树上的，现在却搭到了河堤上；绶草本来是长在水边的，现在却长到了山坡上；“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这也是反常的现象。这种对常识的违反，表现出来的，是作者的一种由忐忑猜忌而产生的幻觉：既然原本如此的事物可以发生如此相反的变化，那自己的感情难道就会一直坚固不变吗？那么，又是谁促使了感情的变化呢？当然不是作者自己，他是坚贞的；似乎也能完全说是爱恋的对象。毕竟恋爱中的女性是容易发生动摇的，是不能随意地下定决心的，是会瞻前顾后犹豫不绝的，这种情况之下，别人的闲话就会起到超出寻常的作用，因为它往往应和了女性的这种矛盾心理。处于摇摆不定中的女性，倒不一定会因为闲话而与男性彻底断绝关系，但产生更大的犹疑却是肯定的，将这种犹疑化作暂时的冷漠和无端的郁结也是肯定的。最后自然是一改往日的态度，忽冷忽热，若即若离，搞得男性莫名其妙，痛苦不堪。“谁侜予美？心焉忉忉”，是谁欺骗着我所爱的人，让我心神不定，忧伤难耐？这大概就有两种可能了。一种，属于纯粹的闲话，对着恋爱中的女性，说几句男性的不是，并且“关心”地叮嘱女性要提防，要注意，要三思，生活中这样的“好心人”比比皆是。另一种，就是有所预谋了，要么自己喜欢这个女子，作为第三者，自然要揭他人的短，扬自己的长；要么抱有其他原因，总想着拆散这两个人，不能强来，那样反而使他们两个面临同样的压力而愈加团结紧密起来，于是，闲话就粉墨登场了。闲话，是有着强制、礼教、律法不能代替的作用的，尤其在中国人比较敏感和极为重视的恋爱婚姻上面。
纵观整个《诗经》，可以看到非常注重兄弟关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氏族社会，重视的是血缘，是家族，而且说到底，兄弟关系在农业社会之初的生产关系中，也确实紧紧地关涉到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与发展。所以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倘若有人挑拨兄弟关系，那就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了。这样的境况，更能引起当事人的警惕和担忧。《郑风》中的《扬之水》一诗，讲的就是这个。
扬之水，不流束楚。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
扬之水，不流束薪。终鲜兄弟，维予二人。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
对于这首诗，有人认为属于丈夫听到一些关于妻子的风言风语后，妻子劝慰丈夫，这大概有些牵强，倘若是女子的口气，那么“终鲜兄弟，维予与女”（兄弟很少，只有我和你）就解释不通。这应该属于“兄弟相规”（刘沅《诗经恒解》）。古代以兄弟众多为幸，但“我们”却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兄弟很少，只有“你我”两个。按理说，“我们”应该相依为命，共渡难关，但现在，却有人心怀不轨来离间“我们”，致使“你”有一些不该有的心思，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这些心理和行为，是不利于兄弟关系的，长期下去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一方就劝告另一方：你不要轻易地相信别人的话，人家是骗你的，是哄你的。直白的语言背后，隐含着对兄弟的深爱，对两人关系发生隔阂的担心和忧虑。俗话说，物先自腐，然后虫生。倘若两兄弟关系十分牢固，那么，闲话是没有插足之地的，大概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和猜忌，闲话一入，效果就立马显现了出来。无论是相爱的人也好，兄弟也好，都存在一个彼此信任的问题。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从来如是，从《诗经》到后代一直到现在，我们都面临着相同的生存困境，这样的问题也始终存在。这，毕竟让人想到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兄弟了。
自然，任何现象，都有它的对立面。闲话，固然对个人的生活权益形成了威胁，起到了诸多的负面的作用。但它也有着积极的一面。我们知道，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在很早的时候就产生了律法，哪怕这种律法没有以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严谨的文本的形式呈现，也以条令式的律令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比如古希腊，比如以色列。这种律令一旦被领袖提出之后，就逐渐地演变为共同遵守的法则，漫愈过去，就是违法，就会受到处罚。但我们这个民族却不是这样。我们长期以来都是人治，哪怕有简单的法律，也是由人说了算。而维系着这个民族发展的最大的、最突出的律令，其实是道德的。诸多道德的教条，是早已规定好或者被众人认可的。这种规定和认可，很大程度上，与民族的生存状态有关，与民族的趋向认同有关，与民族的信仰发展有关。它好像是宽泛的，模糊的，但落入到现实之中，却又是谨严的，肃穆的。比如，婚姻。在中国的《诗经》时代，虽说男女相悦还是比较自由的，但婚姻却已显现出它严格的规范：它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两个家族，对婚姻的破坏，就会受到舆论的指责。这就对人的“自由”形成了巨大的约束：你不能脱离群体而生活，你就得遵守共同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倘若你违反了，那么，就是对众人、对群体伦理道德的背叛，那就意味着被排斥和被冷待，而对于农业社会生存的个体，这种后果是难以承担的。所以说，中国人好面子，好的就是一个好的名声，而这种好面子，也促成了对各种规范和礼俗的尊重和坚守。那么，众人的监督也好，约定也好，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一般来说，只要你不做得太过分，还是由“闲话”来实现的。从坏的一方面来说，它绝对干涉了个人的权利，使人生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使个体的生活变成了对集体生活的依附，所以，人就活得很小心，很累，很委屈，很压抑，同时，更是养成了国人“偷窥”的心理和毛病，尽把心思放在别人的琐事上，人格也就萎缩了。但从好的一方面来说，在法律起不到真正作用的时代，它却又偏偏起到了匡正世风、建立道德、坚固礼俗的作用，这种作用，最终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凝聚，文化传承的延续，民族向心力的合成。生活在这种背景之下的人，不能太出格，都有一种浓浓的敬畏之心，不至于让个人欲望膨胀。个人与群体，始终存在矛盾，对于一个重群体而轻个人的民族，针对个人的闲话自然大有用武之地。
《鄘风》中的《蝃蝀》就是这么一首以闲话的形式指摘婚姻的诗：
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指这个女子的出嫁。但这却是一次不正常的出嫁，故而受到众人充满义愤的指责。诗中的“蝃蝀”指彩虹，古人认为虹的产生是由于阴阳不和，婚姻错乱，代表着淫邪。彩虹出现于东边，自然令人忌讳，所以，大家是“莫之敢指”；第二节说朝虹，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都是指女子婚姻的不合常理。到了第三节，更是说她“乃如之人也，怀婚姻也”，像这样的女子，破坏了共同遵守的关于婚姻的礼仪和规定，这就等于毫不客气、横眉竖眼地责骂了，几乎超出了闲话可以承受的范围。一个女子出嫁，为什么会引来他人这么大的反感和愤懑呢？原因有二：“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大无信”，指不讲求贞信，只注重个人的私欲；“不知命”，指违背伦理，不知婚姻当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见，这个女子的出嫁带有“私奔”的性质，只注重了两个之间自主结合，而抛开了家族、父母、媒人这些相比来说比个人感情更为重要的元素。
就《诗经》所处的时代而言，婚姻是逐渐从自由走向严格的，《诗经》中不乏带着原始色彩的野外欢聚和私下约会，但这大概还是限于一定的时令节日和一定的年龄阶段，一旦涉及到婚姻问题，那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了。古代女方为“婚”，男方为“姻”，婚姻是关乎家族的，选择了个人感情，也就意味着违背了家族意愿，这对于格外注重群体关系的民族来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一方面，你自己做得不对，另一方面，还会产生恶劣的影响，容易引起其他人的效仿，所以，作诗者痛心疾首地指责，也就可以理解了。按照这种情势，这个女子将来能否得到幸福是值得怀疑的，她才一出嫁，已经背负了太多的压力，等她出嫁之后，还会面临相同的指责和言论，轻松愉快不起来的。
所以，这种闲话的诞生，不能简单地看待。对于个人，当然婚姻需要自主，这个属于个人的权利，是对自身命运的支配，但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生产关系之下，它又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什么规范和礼俗的产生，毕竟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我们渴望的，自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不由自主的状态能发生改变。可令人遗憾的是，越到后来，连这种为闲话提供机会的可能都没有了。《诗经》时代可以不顾别人的议论毅然决然地选择忠于自己的爱情，你说你的闲话，我走我的路，但到后世，根本就没有了这个可能，动辄还会把命搭进去。《诗经•齐风•南山》中的“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在那时尚处于“形成”时期，自然是强调又强调，到了后来，就成律法了。反封建，自然要反这一块的。
这样，《桑中》反映的那种自由约会就受到约束了，《溱洧》反映的那种春天相会的快乐也受到限制了。闲话，不再显得那么无足轻重，当它带着强烈的伦理观念流传的时候，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律法，辖制着人的行为，而几乎所有的人，都逃不出这个罗网。既作为监督者，也作为被监督者存在着。哪怕是偷情，也带上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郑风》中的《将仲子》就是反映了这样的心理：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由这首诗可以看到，《周礼•地官•媒氏》所谓的“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只是限定于特定的时令，一旦超过这个时节，再进行性质相似的会见，“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就会面临“父母、国人皆贱之”的责骂。
仲子翻过墙来与心上人相会，心上人却是非常担惊受怕，不是她不爱仲子，而是“畏父母言”，“畏诸兄言”，“畏人之多言”，这样的“言”，已经逾越了闲话的性质，带着浓厚的礼教色彩，这种色彩严厉而可怕，就使恋爱中的女性处于极端的矛盾之中。社会舆论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存境况，不能不令人警惕。
闲话就这么真实地存在着，它监督的对象，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几乎所有的人，都面临着闲话的考验。古代的许多统治者很好面子，希望搏得个“众品皆碑”的好结果。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他们也是知道感恩戴德的。所以，像召伯那样的官吏（《诗经•甘棠》）就受到百姓的赞美，连他曾经憩息过的树，都得到保护。而一些道德败坏的官吏，则同样成为闲话的对象。比如，《陈风》中的《株林》一诗：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
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
关于这首诗，相关背景是这样的：陈大夫御叔的儿子夏徵舒，被人称为夏南。他的母亲夏姬，是远近闻名的美貌妇人。据《左传》记载，当时的陈灵公及其大臣孔宁、仪行父都垂涎她的美色，三人与之都有私通关系，甚至穿着她的穿着她的“衵服”（妇人内衣），在朝廷上互相戏谑。第二年又去株邑饮酒作乐，陈灵公还当着夏姬之子嘲弄仪行父：“他长得真像你！”仪行父即也反唇相讥：“还是更像君王您呵！”惹得夏徵舒羞怒难忍，终于设伏于厩，将陈灵公射杀，酿成了一场臭名远扬的内乱。
由这首诗可以看到，这些恶浊之徒正坐着车前往夏姬所在的株林，他们的丑陋行径，早就被百姓所熟知。于是，“闲话”就诞生了。诗的第一节，基本上是一问一答的形式：一个故作不知地问：“他们为什么要去株林啊？”另一个也故作神秘地回答说：“是去找夏南吧？”在这样的对话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他们浮在脸上那种嘲弄的笑。“不是到株林去吧？”“是去找夏南。”又是进了一层的问答。一个佯装不知，一个心领神会。而对陈灵公君臣的厌恶和愤懑就在这种看似幽默的对话中表现了出来。
到了第二节，换了一种方式。模拟陈灵公君臣的口吻表现他们的丑态。辚辚的车马，马上到株邑了，终于可以见到美丽的夏姬了。“悦于株野”，“朝食于株”，可以和夏姬欢爱了。这是百姓通过他们特有的方式来表达的这班无耻之徒的自供，欲盖弥彰的丑事，一下子变得昭然若揭。
上层人物在做，下层人物在看，没有办法惩治他们，就通过闲话的方式来表现。我们不能小瞧这种闲话，说的人多了，传的地方广了，会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领会的人多了，知晓的人多了，会产生超出想象的社会性的愤怒，直接影响到统治者的统治。所以，一些明智一些的统治者是非常重视闲话的力量和效用的，不但听到闲话足够警惕，而且在一定情况下，还会引导闲话的方向。但闲话毕竟不是法律，它所起到的监督作用始终是有限的。对于一些不法之徒，一些不知羞耻的人，一些唯利是图的人，一些自私自利的人，一些唯上级命令是从的人，百姓的闲话他完全可以置若罔闻。你们说你们的，我只顾做自己的；甚至有一些暴烈的人，还会惩治那些闲话的制造者和传播者，这就是典型的专制了。
这样的事情，在《诗经》中也有。《陈风》中的《墓门》表现的就是这个意思：
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
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
诗歌意思是说：墓门前长着酸枣树，用斧头来砍它那个人是不良之徒，国中的人无不知晓。知道他还不改，从前就是这样坏。墓门前长着梅树，猫头鹰聚集在树上。那个人是不良之徒，唱支歌儿劝谏他。劝谏不理我，颠倒后才想念我。
“歌以讯之”，就是通过“闲话”的方式来进行劝谏，希望能传到他的耳朵里，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不善从而痛改前非。但人家完全可以“不顾”，不理你的那一套。你拿他也没办法。只有希望他在“颠倒”后才想起你的劝告了。但不论怎样，那是无论是国事，还是家事，都已经晚了。这就是闲话的局限所在，这也是道德监督的局限所在。它最终还是不具备法律的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