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寡人之于国》中，对于这一句：“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学生也有问题。在五亩住宅的场地，载上桑树，自然是用来织布的，这样，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织的衣服了。这句话好懂，意思是说比五十岁年轻的，只能“衣褐”，也就是穿粗布衣服。有的学生的疑惑是，这个目标不是很容易达到吗？种树不是很容易吗？那么，随之而来的织布和穿衣也是应该随便就能解决的，这怎么能叫做理想呢？还有的学生问题是，孟子这番话是针对梁惠王说的，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因为魏国的首都在大梁，所以这么叫。根据课文注释也可以看得出来，魏国的国土应该在现在的河南、山西一带，这一带能种桑树吗？丝织业不是南方发达北方几乎没有吗？而且既然是理想社会，那么它的意识形态应该是普遍的，孟子肯定不会认为魏国这样做就可以了，其他国家也要向这个目标前进，那么，其他国家，比如西北的秦国能种桑树吗？能织出丝织品来吗？如果织不出来，那么，这里的老人到了五十岁也穿不到丝绸制作的衣服啊。
这有必要让学生知道一些关于古代种桑养蚕织布的知识。
种桑养蚕，在我国很早就有了。据传说，还是在我们的始祖黄帝的时候，他的妻子嫘祖，就开始教百姓们养蚕了。《易经·系辞》里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系辞·传·正义》里说：“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意思是说，以前，在原始社会的时候，人们穿的是皮衣，这样的衣服形式短小；到了黄帝、尧、舜的时候，穿的是麻布、丝帛制作的衣服，形式又长又大，所以才说“垂衣裳”。可见，至少在黄帝、尧、舜的时候，我们的先民们已经知道种桑养蚕制作丝制衣服的方法了。夫耕妇织，从那时开始就成为中国百姓最起码的生产方式。所以，古代就有“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说法。
就我们看到的，现在养蚕织布主要在南方，其实，在养蚕刚刚兴起发展的时候，主要还是在西北。一方面，那时自然环境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南方那时非常落后，还远没有开化。吕思勉先生在他的《中国制度史》中引用到清代一个叫周凯的襄阳知府在鼓励当地的百姓种桑养蚕时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说：“《禹贡》兖州曰桑土既蚕。青州曰厥篚檿丝。檿，山桑也。扬徐东南亦仅曰厥篚织贝，厥篚玄织缟而已。《诗·豳风》：蚕月条桑。《唐风》集于苞桑。秦风：止于桑。桑者闲闲，咏于魏。鸤鸠在桑，咏于曹。说于桑田，咏于卫。利不独东南也。”作者在这里列举的都是北方土地，说明在《尚书》、《诗经》时代，北方大部分土地都有种桑养蚕的生产方式，而种桑养蚕的好处并不是像他生活的时代那样，只有南方能得到利益。
既然到处都可以种桑养蚕，那么，应该是很普遍的了，百姓们都这样做，那么，孟子的理想就很容易实现。但看孟子的口气，这个好像很不容易达到，这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这番话是针对梁惠王说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争城夺地，相互攻伐，剥削人民，劳役繁重。儒家将这视为“霸道”，针对于此，孟子才提出他的“王道”之治。正因为“霸道”的存在，破坏了生产力，所以，种桑养蚕成为了一种和平生活时期的理想。但就这个理想，不要说在孟子生活的时代，就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也并没有完全实现。
汉代的《盐铁论》中记载：“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夏不释複，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团之中。”这段话是说，边境的百姓不知道种桑植麻的好处，只依仗于中原地区的丝絮来做衣服，然后才有穿的，他们夏天再热也不脱夹衣，冬天就不离开家，一家人，就躲藏在砖做的房子和土围子中来避寒。可见，即使到了汉代，还有许多的百姓不知道织布是怎么回事。崔寔的《政论》中说：“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 五原，地处河套平原腹地，虽然占有天时地利，但那时却属于边疆地区。崔寔说，他在担任五原太守的时候，那里的人还不知道绩麻纺线这回事，他们冬天把草积集在一起，然后睡在里面，如果看到有官吏到来，就用草缠住身子，这种情况令人非常伤感。看到官吏来了，才用草缠身，可见当地的人在一块的时候，就近似于裸体相见了——很大的可能是大家都互不来往。边境是这种情况，中原地区自然要好一些。
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吕思勉先生认为，首先，是由于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所以，虽然种桑养蚕的历史在我国已很久了，但穷乡僻壤很多都不知道这样做的好处。这直接可以归结为农业社会的闭塞——各地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终生都劳动于一片土地上，很少有到四处游历的必要和机会，外面怎么回事那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这当然谈不上学习。其次，吕先生认为是由于北方屡次遭到少数民族的蹂躏侵略，文明一直没有进展，百姓生活渐渐地变得穷困，而百姓们由于受不到教化，也变得极为愚蠢。虽然种桑养蚕的好处很多，越到后来，那里的百姓却越对它陌生，最后落得只能等待官吏来教导他们。所以，古代一些有见识有良知的官吏，往往承担着教授当地百姓养蚕织布的使命。一直到清代，这种现象还非常普遍。乾隆时期，陈宏谋担任陕西巡抚，在省城，在三原，在凤翔，他都设置了“蚕馆织局”，招来南方的工匠作为老师，来教导当地的百姓种桑养蚕。而且桑叶和蚕茧，都提前告诉百姓可以卖于官府。百姓有愿意养蚕的，政府供给他们器具，也给他们资本。此外，诸如山东、贵州等地的官员，也有采到相似的手段的。这种依赖官吏教导的方法同样暗示了我们这个国家在以前存在的许多问题。
靠官吏来督促百姓种桑养蚕，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监督机制极不完备的情况下，依赖于官员的识见和自觉，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同时，官员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移风易俗又是一件浩大的工程。一届官员如果管理得当，推行有效，应该是很有效果，至少这块地方播下了这样的种子，百姓们学会了这样的技艺，也懂得了这事带来的益处。但农业社会的缺点也在这里，农业有一定的脆弱性，它受外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大，一旦受到类似的影响，比如自然灾害，比如战争饥荒，那么，一任官员所付出的劳动往往会前功尽弃。因为它没有形成传统，没有深入到百姓的意识形态里去。
还有一个农业社会固有的弊端，这一点，明代顾炎武认识得非常清楚。他在他的《日知录》中这样说：“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顾炎武可以说是认识到了农业社会中人性的普遍性，他虽然说的是“边郡之民”，但放眼全国，都存在类似的情况。“虽有材力，安于游惰”，一个“安”字，道尽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的主因。安于闲散，安于贫困，不思进取，缺乏创新，不善交流，拘于一隅，坐井观天，这种农业社会的思想意识就决定了一般的普通百姓家有斗米就曝背聊天，勉强度日便惰于求富的心理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一个吃饭穿衣的基本问题，它还是建立在国民性与国情基础上的。孟子的理想永远只是理想就在于此。是的，这个理想并不崇高，但却伟大，看似不难实现，却是举步维艰。我们民族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劳，但这勤劳却是与思想上的怠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重复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不要小看古人的任何理想，那些理想虽然古老，但永远都有新意。还是哲学家说的好：对于我们，不是缺乏理想，而是缺乏实现那些古老理想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