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三千年》五 -读书笔记

笔记原作者:夏天热2025

七月,《中国儒学三千年》笔记五。
现当代: 儒学的思想新进程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冲突。辛亥革命后君主意义的丢失,是表象,深处是旧有价值体系的崩溃。官方意识形态崩溃,权威信仰产生危机,价值取向参照系缺失,所以社会秩序和人生意义需要重新定义。探寻是两个方向,一是继续彻底革命,二是保守。西方自由民主还不足以成为新参照系,政治变动速度快于观念。蔡元培提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欲废除儒家思想代之以民主共和。但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倡导,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存在的。要想人为改变也必须有待于社会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变。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要求小学废止读经和跪拜孔子,引起反弹,陈焕章等人成立“孔教会”,康有为是“孔道会”会长,徐世昌成立“孔社”,严复、梁启超等人发起“孔教公会”,尊孔呼声尘上。但尊孔者不一定反共和,他们论证的是实现共和离不开孔学,孔学合乎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理想。他们认为“彼但知尊孔教,将虑帝制之复生,而不知废灭孔教,则专制魔王必再出现于世”。此立场可称为新传统主义,希望在老根上发新枝。也有康有为和陈焕章认为孔教与共和是不可以调和的。当时环境不是被政治利用,便是被动卷入政治,结果学理上不太错的东西,被夸大用于政治实践,必走向反面。张勋通电全国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为复辟造舆论,陷新传统主义者于尴尬困境。
经学的终结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新一代知识分子在辛亥之后并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陆续脱离老一代的固有轨道去探寻新的救国道路。《新青年》以现代化的理念为指导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天朝上国的虚骄使中国沿着器械-制度-文化这一曲折的道路缓慢的爬行,不能从文化的根本-价值观念的重建入手。陈独秀认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一定程度上抓到了中国现代化长期裹足不前的关键,但当时表现了一种过于焦躁的情绪。全盘反传统也不合乎其时的民族和时代差异。
接棒的新传统主义者,承认一定的文化只能是一定环境的产物。恰逢一战也打破了西方文明的权威,反而刺激了严复、辜鸿铭等另一部分国人认为中国文化是拯救人类免于毁灭的唯一出路,他们既是对全盘反传统主义的理论漏洞的修补,也是基于对西方文化破产的困惑而对第一代新传统主义者思想的认同和继承。第一代是要在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同时抵抗西方文化冲击保住文化传统,而后来者能够直视西方,并主张中西调和以我文明补充西学,显得更加主动一些。
新文化运动中的稳健派如胡适,主张对儒学分析和批评,但不主张彻底打到。首要是寻求融通的基础,即提倡非儒家的诸子学的研究减轻独尊儒家的束缚,同时西方现代文化的大量输入与中国文化连接。即为先去一尊而后融中西。
钱玄同曾是章太炎的得意弟子,后又受到今文经学疑古大师崔适的影响,宣称要结了三千年的经学的账,关了此店。其门生顾颉刚操经学之戈而伐经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认为所谓中国古史,完全是后人一代代垒造起来的。出版《古史辩》丛刊,推翻伪古史,被称为古史辩派或疑古学派。这些激进派的批评并没有打破孔孟真学术精神,反而洗刷出了真意。
梁簌溟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批孔反儒进行了回应,他认为唯一机会是在旧传统上创新,即回到儒家真精神后再现代化,儒家学说可以拯救人类未来,中国不存在全盘西化或东西方调和的可能。贺麟分析梁虽未完全跳出中体西用,但不是呆板的新瓶装旧酒。
张君励1923年发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正面阐发儒家思想,反对科学主义,以为科学主义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迷信,宣扬新宋学,是与唯科学主义相对的唯道德主义,以提倡道德主义来纠正科学主义的弊病。
熊十力早期受章太炎思想影响甚深,崇佛贬儒,1922年北大讲学转而倾心于儒家思想,1932年出版《新唯识论》,构建自己的哲学系统,其门下出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代表人物,开启当代新儒家。他认为要重建中国之体,以对西方之体的了解来加深中国自我认知的层面。四九之后,写作了《原罪》一书。
贺麟以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闻名,在抗日时期早期提出了文化救亡论,民族复兴本质上是民族文化复兴,不仅是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平等。他认为新文化运动贡献在于扫除了儒家思想僵化部分,他认为应该原本了解西洋文化,吸收利用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对儒家文化自信同时,并不盲目排斥一切外来文化。
冯友兰师承美国新实在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流派,主张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一致。抗日时期不再照着宋明理学说,改为接着宋明理学说,著有《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道》《新原人》《新知言》等六部书,合称贞元六书,主旨是对中华传统精神生活进行反思,构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哲学体系。
文化复古主义的政治企图是多元的,不可一概而论。这是近代中国文化对西洋文化刺激的本能反应,儒家哲学必将伴随着民族的复兴而获得新的开展。众人对儒学的新解释是复兴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需要。不同的政治势力需要树立自己的官方意识形态来与马克思主义抗衡。戴季陶将三民主义儒学化,为蒋重建秩序提供思想依据。蒋提出四维八德三达德等道德教育内容,结合新生活运动“礼义廉耻”进行文化复古,定立孔子诞辰日为国家纪念日。满洲国也打出尊孔旗号,南方军头陈济棠也提倡尊孔读经。同时何炳松、陶希圣等多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要注意地域、时代特殊性,进行文化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欧美文化也如此。看似折中,陈序经认为有害,陈认为当下最要紧张的认识文化的时代性和普遍性。当下坚持中国特殊的理由,都会成为复古和倒退的借口,当下的西化就是世界化和现代化。胡适表达了赞成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观点。抗战爆发后,民族文化复兴与重建成为共识,熊十力也著书倡言五族同源,提出民族精神。但这种重建方式也反弹式的夸大了民族文化优越性,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主体精神的中断。钱穆先生的国史讲学,被胡绳解读出了排洋和复古。
49年之后,儒学褪掉主角光环,到1957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时,范文澜、杨国荣等学者对孔子及儒学的价值进行了从新评价和反思,也有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评和批判。到70年代初,浩大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成为儒学史上的闹剧。
1976年之后儒学研究文章相继发表,1984年孔子基金会成立,儒学走向复兴之路。90年代出现了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儒家学说拯救人类的说法。
新儒学的阶段与代表人有多种分类,大体认为,第一代为五四之后的熊十力、张君励、梁簌溟、冯友兰、贺麟等人,第二代为四九之后熊十力的弟子唐君毅、徐复观等在港台的研究者,第三代有八十年代中期杜维明(哈佛)、方克立、包遵XIN、刘述先等不同背景的研究者。五四以来自由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博弈与互补,构成了中国的文化启蒙时期。
港台:新儒家的阵地
新儒家对中国文化前途的基本认识。1949年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在港创办新亚书院,力求把传统书院教育与西方近代学校教育结合起来,把学生的道德教育和专业知识训练结合起来。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励、徐复观四人联名发吧《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文化过去的认识与前途的展望。是文化保守主义观念的一次完整表达。同时也谈到对世界学术思想的期望,认为东西方到了应当以平等眼光互视对方的时候了。六十年代张君励三次来新亚讲学,牟宗三和徐复观也来任教。
唐君毅提出新儒学的返本开新论,一是依本成末。中国文化在本原上已足够,就是缺乏充量的表现。要立足于中国文化根基,吸收西方文化多途发展的精神,既要重视内圣还要重视外王的表现。二是返本开新。以复古为革新,是梁启超和沈有鼎等人说法的延续。主张以宋明理学为中国文化复兴的基础。三是回应挑战。要以过去的仁教去统率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坦然面对世界,走向未来。
徐复观曾被熊十力痛斥读书不得要义,回忆时说是起死回生之骂。他半生从政,五十岁以少将军衔退役后倾心儒学,新儒家中批判专制主义和为民主呐喊的最勤,自称为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有人评他是以自由主义论政,以保守主义论学。他较系统的进行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带有历史学者的色彩。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早已具有西方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的内涵是因为专制压抑了孔孟精神走向民主,要将儒家政治思想由以统治者为起点变为以被统治者为起点,补进去中国历史中所略去的个体自觉的阶段,民主政治则可因儒家思想的复活而得其更高的依据,儒家思想也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完成真正客观的构造。
牟中三也曾经历过熊十力先生的狮子吼,他是陆王心学一系的传人,完成了儒家心学向现代哲学转化过程,与冯友兰相似,致力于用西方哲学分析方法来重建中国哲学。他认为要返归于孔孟的“怵惕恻隐之仁”,唤醒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和价值意识,重建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现代意义就是要从原内圣开出新外王,就是要从儒家心性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现代新儒家的主要目的之一,这就是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他认为儒学关怀终极价值,而西学重功利,表现出了他儒家文化本位论的局限性。
感受:
读这本书,本意是想系统弄清儒学的发展过程,补上之前各种常识碎片的断点。可初读发现缺失太多了,难以连贯记忆。需要做笔记,需要详细笔记。三千年的儒学发展历程,一本书述评已太简略了,要想理清,一是需要慢读慢记,二是需要再重复补充。这次先做一,以后陆续再做二。原文八十万字左右,摘抄笔记大约一万多字,归纳水平难以企及作者,只求尽量少做曲解。主要为了梳理和记录,有空时再看一下,算作复习。
就书名而言,千年系列出了不少,有点像机场热销书的包装味道,也确实吸引眼球,让人产生一口气读完XX史的冲动。可作者确确实实是严肃的不能再严肃的学者了,见过马老师本人,也看过一些他的讲座,真人是严肃到可爱。若是叫儒学史略,儒学史纲等,感觉更贴切,不过也许会少一些读者了。
说一点体验,儒的起伏好像是在轮回,除去初期的理论构建阶段,后来总有个套路在往返。先是原经新释,大儒登场立新说,学派涌现,与其他思想冲突中融会,争夺官学话语权,期望经世致用,期望内圣外王。往往走向了圣化,神化,玄化,谶伪,失去朴实,失去感召力而导向末流。再生发出试图复兴、拯救,回归本原寻找初心,再阐释重新构建体系,又一个轮回开始。每个历史时期的背景板和路人甲是不同的,诸子、道、释、夷俗、耶教、西学、左潮等接连登场。内朝争权和外敌灭国时刻相伴,虽历代兴盛时大儒比比皆是,但终未突破周秦之变后的循环,直到现代性的迟滞导致被结账的困局。
大儒也曾产生过逻辑,归纳,演绎的尝试,未能走的更远,更未能走入现代。就像人体细胞大约每六七年就会全部更新一次,儒学的更新早已完成数轮,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贯穿两千年,也随时代代代更替,为争本求原,也为人趋利避害。经过融合,调和,从被动走向主动,无论是为了存活还是发扬。
现时代新儒还在发展中,还会有新新儒。时下姚、蒋等各家为求立言,为求辅政不知能有几多建树。还有建议学昂山素季做法之说,把东方传统文化作为包裹现代文明的胶囊壳,让受众服用的时候无感、缓释。实际能否达到期望效果,还得且走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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