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创作武侠小说，在金庸有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他早期的武侠小说，武与侠二者结合比较紧密，人物性格也相对比较单纯，越到后来，他越趋于表现人物的复杂性，许多形象介于亦正亦邪之间，侠义的成分就相对减少了。所以，他在《金庸作品集》序（三联版）中也说：“现代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念”。这应该正是对前期的作品而言的，对于此，香港导演徐克也说:“武侠文化是中国人独有的人文色彩，它贴近民间生活，所代表的侠义可以充分表现出我们民族性格中的正义感精神。”
金庸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早期塑造的武侠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很显然传承了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儒家文化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不弘毅”，强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归根结蒂，儒家所要求的人物应该是能担负起社会责任的人，应该是心怀天下、兼济黎民的人。儒家思想里也讲求“文武双全”，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君子，应该掌握“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这里面的“礼”、“乐”“书”、“数”是文事，而“射”与“御”则为武事。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可见，在儒家所追求的人的修养中，文与武是并列的，但儒家所强调的武，是建立在文的基础之上的。《论语》中多次提到勇，但这里的“勇”也是以“仁”为前提的，孔子骂过几次他的弟子子路，就在于子路在很多时候管不住自己，性格暴躁，修养不够，只知道一味地好勇斗狠。说到底儒家强调的“武”是要用在为国为民上，要用在积极入世的过程中，但必须有所阻遏，有所警戒。为了理想，为了正义，为了国家民族大义，要保有侠肝义胆，必要的时候，要勇于牺牲自己，而且不惜委曲求全；只有将个人恩怨、一己之私抛开，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勇敢地挺身而出，维护其尊严和利益，才会是金庸所谓的“侠之大者”。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金庸笔下的诸多侠士是算不上儒家思想熏陶之下的大侠的。那些写小人物的悲喜剧的作品的主人公例如《侠客行》中的石破天、《连城诀》中的狄云不属于此列；那些虽然扬名一时也做了许多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大事而最终选择了隐退的人也不在此列，比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这样的人物身上，还是被道家的思想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讲求一个“功成身退”，也不能算是彻底的儒家意义上的侠士。金庸小说中至高至大的儒家意义上的侠士当数《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和《天龙八部》中的萧峰。
郭靖是逐渐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的。他的少年时期并不在中原，所以，他也就不可能从小生长在一个儒家文化繁盛的氛围之中。他不是直接受到儒家文化熏陶，而是简接地接受，这样，他的成长就是缓慢，唯其缓慢，才显得稳重，才不会因成长过快而走上弯路。应该说，他最后成长为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首先是与其家庭遭遇有直接关系的。古代文化与思想的传承非常重视家族这一环节，说的直白一些，就是血统。金庸在写这篇小说时，无疑也受到了这种正统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将郭靖的祖先直追北宋末年梁山起义的赛仁贵郭盛，而郭靖的父亲郭啸天虽然武功并不特别高强，但一片爱国之心却是挚诚的，这一点，我们从小说开头他与杨铁心一起痛骂当朝统治者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早死注定了他不可能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儿子，但这种特性无疑会影响到郭靖的母亲。郭靖的母亲虽然目不识丁，身处塞外，但这一节是无论如何不会忽视的。
其次，郭靖之所以未出生时就失怙，原因主要是由完颜洪烈想抢夺包惜弱而起，而完颜洪烈则为金国人，金国人是大宋的宿敌，因此，还未出生，他的命运就与民族仇恨联系在了一起，虽然这时他并不知道完颜洪烈就是主谋，但这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他幼年时时刻刻放在心里的仇人段天德也是朝廷命官，并非一般的江湖人士，这样，仇恨也或多或少地使他与南方官府发生了联系。
再次，郭靖的师父们都是南方人，他们都来自当时南宋统治的区域，在教授他武功时南北之别、国仇家恨也是时刻挂在嘴边的，郭靖不可能不受到他们的感染。除这三点之外，郭靖能成为一个儒家意义上的英雄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性格，儒家思想里根深蒂固地不喜欢那些油嘴滑舌、华而不实之徒，孔子就尤其不喜欢刁钻的弟子宰我，《论语》里几处都出现宰我被老师责骂的文字。儒家讲究一个诚实笃信，讲究“言必行、行必果”的诚信，讲究行动比言语更为重要，讲究义之所在，虽死不顾。所有这些特点，都从郭靖幼小时就表现出来，他从不夸夸其谈，而是言语木讷；他宁可挨鞭子也不泄露哲别的藏身之处；他为了救华筝和给铁木真报信可以不顾性命；他为了向马珏学习武功可以不畏任何险阻；学习过程中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咬着牙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儒家思想对一个能成功的人的必需的要求。这样，善良宽厚、克己礼让、坚忍不拔这些特点就先于高明的武功种在他的身上，行走江湖前，他已具备了个人的特点，以后的路途中，他不过是自然地按自己的本性做事罢了。他会祛邪扶正，看到黄蓉受到不平的待遇伸手援救；他会扶危济困，看到穆念慈被杨康欺侮挺身而出。但这远远不是一个将来要成长为肩负民族大义的人的全部标准。儒家意义上的侠义之士与一般的侠义之士不同，一般的侠义之士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如胡一刀、苗人凤、胡斐之类，但他们这样做仅限于他知道这是义之所在，这是学武之人应该做的，对于一个坚信正义、坚持正义的侠士，除却人间不平事就是他的责任。但他们一任所好，不可能将其上升到国家民族大义的高度上去。因为儒家思想要求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而这样的人则是从一己之私出发来行事的，虽然他们的行为也符合儒家思想的要求，但儒家思想要求一个“仁勇兼备”的人所做的却远远不止这些。你要先修身，齐家，然后要治国，平天下。这个责任是属于你的，要勇敢地担当起来。而这样的责任因为是建立在修身的基础上的，所以，外输的可能就小了，而通过学习、修炼，自觉地提升到这样的高度而不加任何强迫因素的人才会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这样的使命。
郭靖无疑走的就是这条路子，在他完成修身这一任务后，所有的武功都为他所用，他的武功就有了崇高的意义，这里的武功仍然是为辅助的，但却成了他施行“仁义”的最有力的工具。因此，可以说作者是在完成了对郭靖的性格塑造后才开始让他学习高明的武功的，而此前的学武只不过是来体现或者塑造性格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他学会了降龙十八掌，学会了双手互搏，学会了《九阴真经》上的武功。但家国之仇、民族大义也随着学习越来越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成为一种自觉。他时刻都将家国的责任担负在肩上，须臾不离。例如在杭州看到一首俞国宝填的词时，他马上想到的是：“这是大宋京师之地，这些读书做官的人整日价只是喝酒赏花，难道光复中原之事，就再也不理会了吗？”看到韩世忠手书的岳飞的《翠微亭》一诗时，他虽然看不大懂，但一听说是抗金英雄写的，就觉得写得好。这时的郭靖可以说已经具备一个儒家意义上的侠士的条件了。但儒家又讲求一个“知行合一”，说到底，你的爱国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你必须有所作为，用实践去证明你的价值。像这样的事，在那个纷乱的时代，是不用去找也会寻上门来的，这又是“乱世出英雄”的另一层含义了。就在杭州这一段时间，他遇到完颜洪烈邀请彭连虎、沙通天诸人来抢夺《武穆遗书》，这他是无论如何要加以阻止的，所以，即使知道不敌欧阳锋，他仍是尽力而为，结果落得差点死去。就在负重伤的情况下，他醒来问的第一件事也是“岳爷爷的书……给……给盗去了？”这样的行为已超出一般的行侠仗义、扶危济困的范畴，他已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大义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将自己视作保护国家的当然的一员，虽万死不辞。这就是孟子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大智，这就是文天祥所谓的“天地有正气，杂色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的浩然正气。既然他有了这样的做人做事的标准，就无论如何不会看着自己的结拜兄弟杨康走上叛国的道路，只要有一点希望，他都会想方设法将他加以挽救，因为他意识到那是一条不归路，那是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蒙受的最大的耻辱。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是《武穆遗书》的真正拥有者，岳飞这样的爱国之士写的兵书到了他的手里才会发挥出最有效的作用。此后，他参加了成吉思汗大军的西征，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想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作为大军统帅本已高居人上，对于一个英雄那是求之不得的荣誉地位，但他却一再地违背成吉思汗的心意，目的只是为了一个看似不关乎他的事情，那就是百姓的生命。
成吉思汗历尽千难万苦攻下花剌子模，命令手下屠城。这次战役郭靖立下了大功，成吉思汗让他提出要求的时候，“郭靖想起黄蓉教他辞婚，现下放过这个良机，终身要失去大汗的欢心，那也罢了，而自己与黄蓉的良缘却也化为流水，但眼见这数十万百姓呼叫哀号的惨状，如何能见死不救？”于是，思虑再三，他毅然提出赦免百姓的要求。这正是儒家思想要求的仁勇所在，一方面，他保有仁爱之心，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百姓受死，另一方面，在百姓与事关个人幸福的事情上，他还是选择了前者；再则，在面对成吉思汗的盛怒的时候，他虽然也害怕，但还是在他人都保持沉默的时候仗义执言，这样的人正是义无反顾、大智大勇之人，他们知道义之所在，虽蹈死不顾的道理。金庸在写这一段郭靖为百姓请命的时候，也完成了一个崇高、无私、仁爱的大我的形象塑造。
但对郭靖作为一个英雄的考验并未就此停止，救百姓性命是一事，紧接着事关国家民族的大任又落在他的肩上。在与成吉思汗商定完灭金一事后，郭靖是由衷高兴的，这倒不全在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为父亲报仇了，更重要的是金国始终是大宋的敌人，眼看这延续百年以上的大敌旦夕可亡，他怎么能不高兴呢？但成吉思汗的野心远不止于此，郭靖在与母亲偷偷打开成吉思汗的锦囊时，才发现了这一点。他这时面临两个抉择：如成吉思汗所说的，“破金之后，立即移师南向，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攻破临安，灭了宋朝，自此天下一统于蒙古。密令中又说，郭靖若能建此大功，必当裂土封王，不吝重赏，但若怀有异心，窝阔台与拖雷已奉有令旨，立即将其斩首，其母亦必凌迟处死。”“裂土封王”，这是许多有志之士向往而得不到的梦想，而在郭靖，以他现在的军事才能和崇高地位，那可以说是唾手可得。而成吉思汗恩威并用，倘若郭靖“怀有异心”，不但这些荣华富贵得不到，还可能存在生命危险，就是辛辛苦苦扶养他长大的母亲，也会面临最残酷的惩罚。倘若换了他人，即使正确取舍，也会费一番周折，也会做一番心理斗争，但面对这样的家国大事，郭靖毅然地选择了拒绝。“想我是大宋之人，岂能卖国求荣？”就这么简单的一句，就道出了他信守终身的立场：他是大宋之人，无论这个国家如何破败，无论这个国家带给他多大的痛苦，无论这一决定会意味着多少艰难险阻，他就这么决定了。这是一个心怀天下的大侠毫无顾虑的选择，在个人与国家之间，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郭靖这样做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首先，他必然面对来自成吉思汗的威吓，成吉思汗欣赏他的才能，感激他对儿子的救命之恩，还是希望他能改变想法。但郭靖还是紧守民族大义，他说：“我是大宋臣民，岂能听你号令，攻打自己邦国？”在成吉思汗拉出恩重如山的母亲威胁他的时候，他也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克服了个人情感选择了逃离。在这里，郭靖表现出典型的儒家思想所要求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概，而支撑他保有这种气概的正是对国家之爱，对民族之爱，这种爱是崇高的，无与伦比的。
逃离的郭靖并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心忧天下。抵制蒙古侵略，这应该是他逃离的终极目的。所以，华山论剑一完，他就赶到了襄阳。以当时的大宋抵御蒙古铁骑，无疑于以卵以石，郭靖担任过蒙古西征的统帅，不可能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但他既然认准了目标，就决心走到底。黄蓉无疑是了解他的，但黄蓉支持他是有限度的，她希望万一事到临头，骑上小红马逃跑为上。但此时的郭靖已变得至高至大，充满了义勇之气，他这样对黄蓉说：“蓉儿，这话就不是了。咱们既学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尽忠报国’四字之教？咱俩虽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在整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对黄蓉基本上是言听计从，但在此事上，他却大义凛然地责怪黄蓉的不对。他决定殉城殉国，这就是他选择的最终归宿。
儒家思想讲求孝，讲求义，但在国家面前，你只能选择忠。这也是许多有志之士在“忠孝不能两全”时做的最后的选择。郭靖也是这样，为了国家他舍弃了母亲性命，为了国家，他经过思想斗争还是想着将从前的结义兄弟现在的蒙古对手拖雷杀死。他完全可以尊重黄蓉的意愿，做一个成名天下后急流勇退的人，完全可以不必将生命交给那座暴风雨中飘摇的城市，何况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道理他也是明白的，他知道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但所有的犹豫与疑虑都不足以打消他以身殉国的决心。这是他自觉自愿的，没有任何外来的强迫，正因为这样，才更能显现出他的伟大与英勇。
可以说，直到郭靖守卫襄阳这座孤城的暂时成功，作者才完成了这个“射雕英雄”的形象塑造。郭靖以前的生命历程，大多时间花在了学习武功上，但郭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在学习武功的过程中，始终穿插着对自己命运、前程，对他人的遭遇、荣耀，对国家的前途、苦难的思考，在这样艰难的思考过程中，他也遇到过许多的困惑，但最终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正确道路。他的学习武功，是从属于他对家国的认知和思想的成长的。这一点，也同样符合一个儒家意义上的侠士的要求。
就学习武功而言，中国古代有两种人走的是这样的路。一种是刺客，一种是侠客。人们对这两种人的观念上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刺客重在武，而侠客则重在操守，甚至侠客不一定有武。这种观念，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已有非常显明的表达了。司马迁笔下的刺客大多是有武功的，这是他们从事事业的性质决定了。而侠客则不一定有武功，例如朱家之类。到了班固，他在《汉书》描写的侠，也是有的根本就不会武功。一般“刺客列传”中的主角都有武功，有的还很好。比如专诸、聂政，倘若武功不高，也就完不成任务，也就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刺客。相反，如果刺客不会武功或武功不好，还会受到人们的责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荆轲。他的武功很不高明，一败于盖聂，二败于鲁勾践。刺杀秦王还带了一个秦武阳，这说明燕太子对他的功夫并不真正放心。在去秦国时，他还想着等一个人，虽然这个人的身份没有交代，但显然是为了帮助他完成使命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武功也不自信。他上殿后，与秦始皇搏斗，秦始皇的宝剑拔不出来，“以手共搏之。”他手中有匕首，而秦始皇居然赤手可以与之搏，同样说明他的武功不是特别高明。刺秦失败后，鲁勾践就说他：“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到了晋代，陶渊明也说他：“惜哉剑术疏，其功遂不成。”人们强调他的剑术不精，从反面证明，刺客的首要条件是要有武功。而侠则重在操守，重在气节。有了操守，有了气节，无武也可称侠。司马迁在写朱家、郭解时就没怎么强调他们武功如何，而强调的是“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这样急人之困的品格与风范。《汉书·游侠传》中的萭章、楼护、陈遵等，班固也没有说他们会武功，反倒强调的是他们的文才出众。
对于武侠小说而言，武功对于一个人当然很重要，否则生逢乱世，个人都难以保全，为国为民的路程就太过漫长与艰难。武功，成了像郭靖这样的人的有力武器，在帮助他们完成修身这个任务后，使他们具备了领导、威慑、拒敌的本领，在此基础上，他们才能更好地为国为民。但不论怎样，像这样的人物重心还是在节操上。这也是作者将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的时代背景放在南宋那个纷乱的时间段里的原因，那时，蒙古正在崛起，金国正在衰亡，大宋也是苟延残喘，乱世出英雄，同样适用于这里。而作者笔下另一个颇有儒家大侠风范的英雄人物萧峰面临的局势的复杂也不亚于郭靖。
萧峰一出场就是丐帮帮主。丐帮在金庸的笔下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帮派，它的组成比较简单，最高首领是帮主，帮主以下是四大长老，弟子们以身上所负的袋子论地位高低。丐帮的组织与性质在《射雕英雄传》中第一次出现，同时也在这部作品里定型，《天龙八部》的丐帮与《射雕英雄传》中的丐帮虽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其内部结构方面却是一脉相承的。金庸非常钟情于丐帮，丐帮中虽然也有奸邪的人物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彭长老、《天龙八部》中的全冠清之类，但凡是帮主，却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射雕英雄传》中虽然黄蓉也干了一段帮主，但丐帮的主角还是洪七公，到了《神雕侠侣》中，黄蓉所看重的鲁有脚虽然武功一般，但也是一个办事稳重、是非善恶辨得很清楚的人，在鲁有脚被霍都所害，死于非命后，继任的耶律齐也是一个充满正气的人。就包括《倚天屠龙记》中的史火龙虽然作者只加以了侧面描写，但窥一斑而见全豹，他也是一个耿耿男子。
丐帮是天下第一大的帮派，出些奸恶之徒是难免的，但帮主一位，却一直有这样的人担任。他们是当时正义的化身，是主持善恶的头领。不但将一个帮派的重任负在肩上，而且大都能行侠江湖，祛恶扶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将国家、民族的大任自觉地担负起来，视其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点，在《天龙八部》里表现得格外深切。例如，在杏子林中，时任丐帮帮主的萧峰在提到宋长老的功劳时有这么一条：“十五年前，契丹国入侵雁门关，宋长老得知讯息，三日、四晚不睡，星夜赶回，报知紧急军情，途中连毙九匹好马，他也累得身受内伤，口吐异血。终于我大宋守军有备，契丹胡骑不逞而退。这是有功于国的大事，江湖上英雄虽然不知内中详情，咱们丐帮却是知道的。”宋长老不顾生死，是为了国家利益。在叙述到奚长老时，他是这么说的：“想当年汪帮主为契丹国五大高手设伏擒获，囚于祁连山黑风洞中，威逼我丐帮向契丹降服。汪帮主身材矮胖，奚长老与之有三分相似，便乔装汪帮主的模样，甘愿代死，使汪帮主得以脱险。这是有功于国家和本帮的大事。”汪帮主即使被擒，也不屈服于异族，而奚长老救汪帮主也不是为了一帮之私，而是为了国家。而陈长老则“刺杀契彤国左路副元帅耶律不鲁”使“契丹国大举入侵，但军中数名大将接连暴毙，顺行不利，无功而返，大宋国免除了一场大灾。暴毙的大将之中，便有左路副元帅耶律不鲁在内”。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刺客了，已具备了为国为民的侠义。而四大长老中的吴长老“独守鹰愁峡，力抗西夏‘一品堂’的高手，使其行刺杨家将的阴谋无法得逞”，最后杨元帅还赠给他的一面‘记功金牌’”。
不但从帮主到长老是如此，就是丐帮下层也多豪烈之士。萧峰等人在杏子林中议事时，有一个信使忽然来到，他是跟随一个叫易大彪的人到西夏打探军事的，他一到来，马便死了，而人也瘫到地上，可见是出尽了全力的。这里，作者就交代：“大信舵舵主认得这信使是本舵派往西夏刺探消息的弟子之一。西夏时时兴兵犯境，占土扰民，只为害不及契丹而已，丐帮掌有谍使前往西夏，刺探消息。”而到后来，西夏公主招婿的信息也是通过易大彪这样的丐帮弟子才传入中原的。作为丐帮弟子，走街串巷，沿途乞讨，按理说，生存都是问题，但在没有任何外力强迫的情况下，他们自觉自愿地将国家大事担负在肩上，作为一个必须要做的工作来用生命完成，作为一种神圣的使命哪怕是付出生命也要捍卫，将其当作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极为不易的。从这些人的身上可以看出，金庸笔下的丐帮这个帮会已超出单纯的扶危济困、行侠仗义的范围，而成为儒家意义的忧国忧民的代表。由此来看，金庸的笔触已伸到下层，将这种民族精神渗透到最为低下的社会阶层，他们成了下层民众精神聚敛所在。而当时最应该承担这个任务的朝廷却是腐化堕落，歌舞升平，朝不虑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儒家思想“礼失而求诸于野”的曲折表现，也是儒家思想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的信仰的表现，也是金庸塑造丐帮这个帮会以证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的用心所在。
正是这样的帮会，就更需要一个大智大勇的人物来作为领袖，所以，丐帮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帮主必须不仅是一个勇于为帮会弟子考虑、时刻为帮会利益着想的人物，而且必须胸怀天下百姓，心装国家民族。萧峰能到自己的位置，他就必然是这么一个人。
萧峰为人慷慨豪迈，大义凛然，义气深重，加上武功高强，鲜有敌手，是丐帮继汪剑通之后帮主的不二人选，但正因为他的民族问题，他担任帮主却是极为不易。
民族问题是北宋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这应该也是金庸将萧峰这样的英雄人物放到这个时代来塑造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他以宋代为背景的小说中，出现了契丹、西夏、吐番、女真、蒙古等主要的少数民族，而这几个在当时又都作为宋的敌人存在。民族矛盾、民族仇恨、民族冲突就成为塑造英雄人物的最好园地，在这个园地里，英雄的经历势必与民族大义结合起来，英雄的所作所为必然围绕这一问题来展开，而英雄性格与选择也在这样的问题之下具备了更大的张力。作者也可借助这一时代来展开他对历史、国家、民族的问题思考。
萧峰的身份是非常尴尬的，他是契丹人，这个民族在他身上打下了抹不去的烙印。他行走于这个世界上，注定必须面对这么几个问题：一、他的父母是契丹人，而且“死于非命”，而且死在他熟知的中原武林高手的手里，不论怎样，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男子，父母之仇是要报的；二、他虽然拼死拼活才众望所归地担任了丐帮的帮主，但别人对他的信任度是有限的，这从汪帮主留下的信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原人士并不希望养虎为患；三、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是北宋最大的敌人，民族问题或迟或早他必须面对。当然，所有这些，都建立在他的身份没有暴露的情况下，而这些就是萧峰本人也是不清楚的，因此，可以说，从他一降生，那个命运中的德摩克利斯之剑就悬在他的头顶，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人心与局势又是那么难料，作为丐帮帮主的萧峰总有一天会不得不直面这些问题。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
萧峰在被迫辞去丐帮帮主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追查自己的身世，他到底是谁？他的父母又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真的属于那个他一向痛恨并竭尽全力地抵抗过的民族？杀死他的父母的“带头老大”又是什么人？追究这个被中原武林视为至高无上的秘密无疑会让他经历许多。但儒家思想里重视血统这一点已经深种在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萧峰血液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绕过去的。“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意识就强烈地充斥在他的胸中，更这中间更让他痛苦的则是对民族问题的思考。
萧峰毫无疑问是个英雄，作为一个英雄，作者在塑造他的时候就不可能让他一心一意地沉溺于父母之仇中。即使在不断地寻仇的过程中，他作为一个英雄的大义凛然、奋不顾身的优秀品格依然表现了出来。虽然丐帮已不承认他为帮主，但是他还是暗中帮助丐帮，这是义之表现；虽然他与阿朱没有任何关系，但为了救阿朱一命，他可以赴汤蹈火地到别人设置的罗网中，这又是勇的表现；虽然他对阿紫非常厌恶，但出于她是阿朱的妹妹，他还是勇敢地将这份重担挑了起来，即使迫于无奈，他也会出面保护阿紫，这又是情的表现。所有这些，都是贯穿在他的寻仇过程中的，随着萧峰在这些事上的表现，他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有血有肉起来。但作为一个儒家意义上的英雄，他将会面临更大的考验，这就是事关国家、民族的问题。
似乎是命中注定，萧峰在无意中打伤了阿紫，为了阿紫的病，他不得不往北方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走。这一节作者安排得十分巧妙，从中看不到一点牵强的地方。但我们可以说，这是萧峰早晚要面对的问题，只不过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是以这种形式不期而然地出现罢了。
萧峰遇到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却不是他的母族契丹族，而是女真人。这时的女真人正在成长之中，他们的首领完颜阿骨打还停留在做一个打猎的勇士这样的程度上，女真族还远未发展到像《射雕英雄传》中那样已走向没落的地步。但萧峰已看到这个民族非同一般。这时的女真人还处于契丹人所建立的辽国的淫威之下，生存之地与辽国接壤，乔峰到了这儿，关于本民族的认知是怎么也避免不了了。
应该说，萧峰对他的部族的认同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主要还是缘于他是在中原作为一个汉族人长大的。从小，对辽国的仇恨就伴着民族这一根本的问题深种在他心里，他对契丹族是怀着强烈的仇恨的，虽然这样的仇恨极不理智，但这是关乎国家的大事，是是非的本源，而且他本人也像当时的国家的态度一样是处在防守这一位置上，所以也无可厚非。这样，当他获知自己是日夜痛恨的契丹族的一员时，他先是不相信，继而是感到无比的无奈与悲愤，这一点，从他在雁门关外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千里奔驰，为的是要查明自己身世，可是始终毫无结果。心中越来越暴躁，大声号叫：‘我不是汉人，我不是汉人！我是契丹胡虏，我是契丹胡虏！’提起手来，一掌掌往山壁上劈去。只听得四下里山谷鸣响，一声声传来：‘不是汉人，不是汉人！……契丹胡虏，契丹胡虏！’”从萧峰悲愤的呐喊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纵然他口头上承认自己不是汉人，纵然他将自己称为“契丹胡虏”，他的内心还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人而不愿意是个被他痛恨了多年的契丹人。那个民族是罪恶的象征，只会给中原带来不幸与灾难，这些都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印象。这样的认识是存在偏见的，乔峰随后就感悟到这一点。
在雁门关外，萧峰见到了非常凄惨的一幕。宋辽两国，交战是正常的，但在大宋生活的人们的心目中，坏事都是辽国干的，他们抢掠无数，他们烧杀奸淫，他们无恶不作。但大宋官兵却在这个地方给萧峰上了生动的一课。官兵们不但抢来辽国的老人、少年和妇女，而且同样将这些妇女当作献给上级的礼物，同样将妇女的孩子扔在地上用马踩死，同样激起了无力反抗的老人仰天长啸的悲愤。但他们比辽国还不如的是，他们竟然将这作为功劳向上级报告：“斩得十四具首级，活捉辽狗五名，功劳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升官一级，赏银一百两，那是有的。”这些功劳还是建立在对辽国普通百姓的抢掠之上的。这时的萧峰虽然不想杀宋人，但出于义愤还是出手将这些大宋士兵连人带马一一地扔到了悬崖底下。这番行为可以说是萧峰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次行事的意义不但在于他理解了两国交兵只会给百姓带来灾难这一至理，也成为他承认自己是契丹人的标志。所以，到了女真部落，他再也不说自己是大宋的人，而坦然地告诉女真人自己是契丹人。就在与耶律洪基率领的打猎士兵们相遇的时候，他想的也是：“听说是自己族人，心生亲近之意。”但契丹人并不知道他是本族人，所以，两个武士还是向他攻击过来，以他的武功，杀死对方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就是到了形势特别危急的时刻，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萧峰见这些契丹人蛮不讲理，虽说是自己族人，却也顾不得了，抢过一张硬弓，飕飕飕飕，连发四箭，每一枝箭都射在一名契丹人的肩头或是两脚，四人都摔下马来，却没送命。”这四个人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他们不知道萧峰这是有意地手下留情的。这时的萧峰已完全将自己当成了一个契丹人。他从心理上和行为上完成了从大宋国民到契丹人的转变。所以，当后来他知道自己俘虏的、结义为兄弟的耶律洪基就是大辽国皇帝时，他也自觉地作为一个臣民躬身礼拜下去，他想的是：“他是契丹子民，见了本国皇帝，该当跪下拜。”这时的萧峰已彻底地转变了，虽然这一转变曾带给他撕心裂肺的痛苦，虽然当初他对这个民族恨之入骨，但经过一再的嬗变后，他最终迈向了自己的母族，最终张开双臂接受了它，拥抱了它。
他参与了平定辽国内部叛乱的战斗，立下了绝世大功，成为辽国的南院大王，自皇帝耶律洪基而下，他是第一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萧峰这时走到了他人生的辉煌。从此以后，他可以摆脱一切过往的屈辱，尽享荣华富贵。甚至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兴兵报仇雪恨，他了解大宋，以他的能力与权力，他完全可以达到个人的目的。但他却自始至终没有走这条路。
他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在辽国做他的南院大王，但因为阿紫的事情，他带着燕云十八骑再次来到中原。这时的萧峰已成为中原武林的众矢之的，但出于尊重阿朱临死前的嘱托，他还是毫无畏惧地来到群雄汇集的少林寺。在那里，一切谜底都解开了，他的父亲并没有死，而是潜伏在少林寺里偷学武学经典，而他们真正的仇人慕容博装死后也在少林寺里做着同样的事情。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萧峰父子与慕容博父子的拼杀在所难免。但慕容博也非等闲之辈，并不是说就等着缚手就擒。在慕容博倾诉完他这样做的原因和计划后，他说：“倘若宋辽间战争复起，大燕便能乘时而动。当年东晋有八王之乱，司马氏自相残杀，我五胡方能割据中原之地。今日之势，亦复如此。”……“令郎官居辽国南院大王，手握兵符，坐镇南京，倘若挥军南下，尽占南朝黄河以北土地，建立赫赫功业，则进而自立为王，退亦长保富贵。那时顺手将中原群豪聚而歼之，如踏蝼蚁，昔日被丐帮斥逐的那一口恶气，岂非一旦为吐。”慕容博这个人说话的确有水平。就这么几句话，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他讲明自己这样做的目的，那就是搞他个天下大乱，然后他大燕国可以乘乱建国，他对国家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谋划已久、胸有成竹的。其次，他生怕萧峰不乐意，又从两方面利诱他：一方面，他从作为一个大丈夫建功立业的角度考虑，萧峰作为南院大王，可以说是位极人臣，那么现在所欠缺的就是建立“赫赫功业”，名垂青史；另一方面，这一段时间以来，你受够了中原武林的欺侮，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自可带兵攻入中原，将以前欺凌过你的人踩于脚下。这可以说是他们慕容氏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做法了。这一番话既为自己考虑，但又说明也是为了萧峰考虑，有理有据，可以说是针扎不进，水泼不进。但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是这萧氏父子必须要他的命。所以，他接下来又进一步利诱萧峰：“突然间右手一翻，掌中已多了一柄晶光灿然的匕首，一挥手，将匕首插在身旁几下，说道：‘兄只须依得在下的倡议，便请立即在下性命，为夫人报仇，在下决不抗拒。’嗤的一声。扯开衣襟，露出胸口肌肤。”这就是轻易地成全了萧氏父子的心愿了。他了解这父子俩急于报仇的愿望，所以才这么孤注一掷。他生怕萧峰不答应，所以，将萧远山也拉了进来，口口声声是“为夫人报仇”，他看得出来萧峰是个孝子，又是自幼与父亲分别，这一条件即使萧峰踌躇，萧远山也是不会无动于衷的。果然，萧远山犹豫了，他说：“我儿，此人这意，倒似不假，你瞧如何？”是在问萧峰，但从他的表现也可看出他有所心动。但萧峰是什么人？他是坚决不会答应的：“萧峰道：‘不行！’突然拍出一掌，击向木几，只听得劈拍一声响，木几碎成数块，匕首随而跌落，凛然说道：‘杀母大仇，岂可当作买卖交易？此仇能报便报，如不能报，则我父子毙命于此便了。这等肮脏之事，岂是我萧氏父子所屑为？’”萧峰真是一个耿耿男儿，这一番斩钉截铁的话鲜明地表现态度：你将我们当作工具来利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杀母大仇是一定要报的，但不能作为交易，能报则报，不能报“毙命于此”，毫无商量余地，这一节真切地表现出萧峰的骨气与节操。
一方面萧峰不愿为了报仇做这种苟且之事，另一方面，他还有潜藏的信息，这一点，他到后面才义愤填膺地交代出来：“‘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可曾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辽之间好容易罢兵数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铁骑侵入南朝，你可知将有多少宋人惨遭横死？多少辽人死于非命？’他说到这里，想起当日雁门关外宋兵和辽兵相互打草谷的残酷情状，越说越响，又道：‘兵凶战危，世间岂有必胜之事？大宋兵多财足，只须有一二名将，率兵奋战，大辽、吐蕃联手，未必便能取胜。咱们打一个血流成河，尸骨如山，欲让你慕容氏来乘机兴复燕国，我对大辽尽忠报国，是在保土安民，而不是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因而杀人取地、建功立业。’”这一番话说得真是掷地有声，这时的萧峰完全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角色上，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将天下百姓的生命视为平等的，表现出对卑贱的生命的尊重。他不愿意看到大宋的百姓受苦，也不愿意看到辽国的百姓受苦，这虽然缘于他在边疆上看到的惨剧，但他却由这个点看到了广阔的层面。慕容博颇有点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意味，而对这，萧峰一一进行了反驳。首先，他表明他对大宋与辽国的态度是一样的，对两国的百姓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其次，他道出绝不愿意为了个人功名而将亿万百姓拉到战争的泥淖里这一原则；最后，他还设身处地地为已不是他的祖国的大宋着想，指出即使这样做，辽国的意图也未必能得成，而让慕容氏从中添乱。所有这些，都是以普通百姓为出发点的。慕容博也是一个胸怀大志、见识高超的人，但他却执迷于一端，只看到个人的利益与目的，始终没有看到这一层。而萧峰这个人物就这一层来讲，已超越了《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郭靖也看到了百姓的生命在战争中受到荼毒，所以最后到襄阳奋起反抗，但他还没有超越民族意识将这分爱心放到天下这一广阔的生存空间里去，但萧峰因为他的出身与经历却超越了这一层，也可以说，是金庸最终超越了他自己。
但随后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摆到了萧峰的面前，这就是大辽皇帝耶律洪基命令他攻打大宋，直指汴梁。作为大辽之人的萧峰可以说是实在为难。他不想也不敢驳斥皇帝，他毕竟是一个臣民，但如果开战，那么两国百姓又会遭殃，在耶律洪基兴致勃勃地谈论他的理想时，萧峰想到的却是：“成千成万辽兵向南冲去，房舍起火，烈炎冲天，无数男女无幼在马蹄下辗转呻吟，宋兵辽兵互相斫杀，纷纷堕于马下，鲜血与河水一般奔流，骸骨遍野……。”于是，他先是劝谏，劝谏不行，就推辞，最后实在连推辞也推辞不掉，就干脆来个“挂印封金”，反正是坚决不会去攻打大宋。需要注意到的是，萧峰无论如何不去攻打大宋，最主要的还是缘自于他对民族意识的超越，倒不全然是说他因为是生活于大宋而对大宋有深厚的感情。
拒绝率领军队攻打大宋的萧峰最终落入奸计，被囚禁了起来。紧接着，四面八方的江湖人物全来解救他。这中间包括少林寺、灵鹫峰、大理国、丐帮，灵鹫峰与大理国的带头人物是虚竹和段誉，这二人是萧峰的结拜兄弟，救他当在情理之中，但少林寺与丐帮已成为萧峰的敌人，这次也来救他，则主要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尊重他的节气和操守，尊重他不为荣华富贵、高官厚禄而使两国交兵的大义，尊重他的“威武不能屈”。但无论是友方还是敌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都不理解萧峰的民族意识。友方以吴长老为代表：“大伙儿受了奸人扇惑，说帮主是契丹胡狗，真是该死之极。”他希望萧峰继续来做丐帮的帮主，这是诚心实意的，但这还是建立在他们认为萧峰不是契丹人的基础上。为什么一向认为是正确的至理在这里发生了转变？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得知萧峰不愿侵略的消息。少林寺的僧众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个玄石在临死时就说：“我们诬指居士是契丹人，罪孽更大，善哉，善哉！”可见这些人救萧峰是真心的，但对他的内心世界却是一点儿也不了解。而萧峰唯一能辩解的就是：“在下确是契丹人。”他又怎么能将他的观念讲得清楚呢？友方对待他是这样，那么本来是故国的敌方呢？以耶律洪基为代表的辽国人也是这么误解他的：“萧大王，你为大宋立下如此大功，高官厚禄，指日可待。”他也认为萧峰是全为大宋着想，而没有想到萧峰也是为了辽国的普通百姓与普通士兵着想。能略微理解萧峰的大概还是段誉与玄渡，这两个人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一个受佛教慈悲思想影响，在听到萧峰的叙述后算是勉强理解他了。玄渡的理想是各国统治者修习佛法，避免杀生；而萧峰的理想正是一句叹息：“可不知何年何月，才会有这等太平世界。”
为了还自己以清白，作为辽国国民的萧峰最后选择了自杀，但他的死却换来了耶律洪基有生之年不侵略大宋的诺言。古代所谓“文死谏，武死战”，意思就是作为一个文官，面对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必须不惜生命的代价向决策者提建议；而作为一个武臣，面对国家危难，他必须以死相拼，守卫国土不受侵犯。萧峰作为一个侠士，在他生命的最后，既做了一个文官的事情，也做了一个武臣的事情。但他却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与“武”，他为的是全天下的百姓。
鲁迅先生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像郭靖，像萧峰，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就是中国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