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理”在何处？
在回答弟子徐爱的问题时，王阳明提出了他的核心命题：“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即理”，是王阳明从宋代理学家陆九渊那儿拈来的，而这也成为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分界。
但徐爱却有疑问，他还是受到理学的影响，认为“理”就渗透在万事万物中。王阳明在最初对理学感兴趣的时候，同样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他的辛苦专心地“格竹子”，也便是想从竹子上求得那个朱熹所强调的“理”，但却不但失败了，而且直接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但等到他系统地悟出“心即理”这一哲学命题之后，他就视其为谬误了，并且感慨说“此说之蔽久矣”——这种理论已将世人蒙蔽得太久了。
重在立根
那么，对于王阳明，他具体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在于他，那些渗透于万事万物的所谓“理”，在一个人能够认识和坚持之后，仍然是人之为人的“表象”，而不是根本。如果将做人比作是一棵树，那么它只是树的枝叶。哪怕这些枝叶再青翠，再硕大，再茂密，它的本质还是枝叶。其间最为重要的，也是决定这些枝叶能成长到何种程度的，则是根。你的心有着怎样的“根”，你才会长出怎样的“枝叶”。所以，一个人的思想、行事、语言、为人等各个方面，都是由他心中的那个“根”决定的。这样，就自然地得出他的结论：人，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便是“立根”。如此我们便明白，以王阳明他本人而论，你说他是哲学家、政治家也好，说他是军事家、教育家也好，这些用于定义他的本领和表现的评价都是“枝叶”，都是从他心中的“根”萌生出来的。这个“根”扎得越深，越粗壮，越强劲，则“枝叶”越繁茂，越蓬勃。
举个例子
为了使徐爱便于明白，他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对于我们同样有效。比如，我们要孝敬父母，那就要做到“温情定省”（谓冬天温被，夏天扇席，晚上侍候睡定，早晨前往请安。侍奉父母无微不至。出自《礼记·曲礼上》），这都是一个孝子必须做到的。在王阳明的眼里，这些属于什么呢？这些属于具体表现。而这些具体表现它是其来有自，它就来自你首先具备了的那颗纯孝的心。正因为你有这样的心，所以冬天来临后，你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父母不要受寒；夏天来临后，你会条件反射地想到父母需要清凉。继而付诸相关行动。倘若你孝心有缺，那么，你的所作所为就不是出于真的孝，而只是一种“仪节”，就有点像戏子的表演。这就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了。
所以，在于王阳明，他指出，你所追求的“至善”，是不必到外事外物上去探求的，这一点，显然与理学的主张不同。“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也就是说，最高的善就来自你那颗心（或者说就是你那颗心），只有你修养达到“惟精惟一”的境界了，那么，你的“至善”就自然地流露出来，表现于外了。别人看到的是你“未尝离却事物”，也就是你的具体行为，而其背后，则是你那颗支配着这种行为的心。
如何修心
那么，如何才能具备这么一颗心呢？王阳明前期的提法是“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是“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意即舍弃个人私欲，追求天理。到了后期提法则更为简练，那就是“致良知”。在于他，学问也好，思辨也好，功夫就应该用在这上面。还是以孝为例。怎样孝顺父母，也就是怎样做才正确，怎样具体行动，这是再也简单不过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学问思辨”，而只有“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只有对这颗心的修养、修炼，使其完全出乎“天理”而不掺杂一毫私欲，才是一个人需要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