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那里十分凄凉——他可以背靠墙壁，眼睛盯着出口，课间休息时的吵闹声像太阳一样遥远。
也许我明白，有时候一个人那样做，并不是真的想伤害谁，只不过因为他不快乐。他知道那样做不好，而且他知道做了之后自己也不会更快乐，可他还是一意孤行，不管三七二十一做了。然后他发现他失去了朋友，他难过极了，可是已经太晚了。事情已经做了。
她不能嫁给他——她根本不了解他。有时候，又完全相反，她觉得不能嫁给他正是因为她太了解他。
顺其自然，体面地接受，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了他一种生活风格。甚至无需否认，做一个体面的失败者对他诱惑力太大了。
保持尊严，他提醒自己，重要的是保持尊严。
克罗威尔抬起双手，往后靠去，玻璃上留下两只湿乎乎的手印，像骷髅手。沃尔特盯着手印，它们吸引了他，他看着它们慢慢变小，消失。
他想起“打起精神，振作起来”这几个词，在电话亭里，他振作起来，收拾好硬币，理直领带，走到外面的大街上，这神情远不止于一种决心：这还是种高贵的姿态。
“去那里当然不太方便——可正因为不方便，我才选的那里。我想站那里，摆个姿势，像城堡里的公主那样，让你爬上那么多级可爱的台阶，来带我走。”
夜晚来了，夜色在他们脚下铺开，在等着他们，它长得不可思议，浓得不可思议，昭示着他们的美好前途。
他来《劳工领袖》，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是出于需要，相反，用他的话说，是出于原则。事实上，为了来这里，他放弃了一份几乎是这里两倍薪水的工作。
真相是样可笑的东西。人们想看真相，可真相只有出自他们知道名字的那些人之口，他们才想看。
那里的人们成为朋友更多是出于习惯，而非彼此的选择。
戛纳与世界上其他旅游胜地没有分别，一样的仓促与失望，为什么他不待在属于他的地方，在轩敞凉爽的房间里，和长腿姑娘在一起？为什么他竟该死的让自己被人哄骗到这种地方来了？
他们彼此是对方最好的朋友，可这友谊却不怎么平等，他俩都知道。
七号楼是个独立的世界。每天它都在自己的美德与恶习之间进行着选择，是待在床上，还是午夜时掷骰子赌博、开小差、通过两个公共厕所的消防门偷带啤酒和威士忌进来。
在家人中间，生活才是真实的。
但是从那开始，钢笔在他手指的紧握之下，仿佛死了一般。仿佛字母表上的所有字母，字母连结成的所有文字，语言可写下来的无限种写法都不再存在了。
众所周知，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一篇小说如果以“克拉格掐灭香烟，扑向打字机”这样开头，估计在美国没有哪个编辑会想读第二句。
这次他说那个名字时特意斜眼瞧着我，仿佛可以用我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衡量我的综合教育水平。
他开始慢慢比划着建筑的手势，两手从地毯开始，把一块块看不见的木板垒在那里，直到把它们砌成一座他的名利之楼，我们的金钱和自由之楼，高到齐眉。我说听上去当然不错，但如果他不介意，我更想知道每个故事马上能付多少钱。
我们之间层次上的差别无法逾越，假装西维尔夫妇能真正成为我们的朋友，或假装他们真的想与我们交朋友都是徒劳。
有些事情大家总觉得不该是丈夫的错，可如果真是丈夫错了，妻子十有八九要背黑锅。
生活之路有时会意外地转个弯，给我们的并非惊喜，只是无奈。
失败远较成功多，远较成功普遍。家庭与爱情可遇不可求，没人能幸运获救，没人能巧合解脱，没有相互理解的爱人、朋友、父母、子女能让无法忍受的日子变得稍微愉快一点。
命运从不曾改变，它只会沿着必然之轨迹带你到绝路，把你留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