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引言：
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曾有一句名言：中国依然是“一个自诩为民族国家的文明社会”。支撑传统中国这一世界秩序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纵观历史长河，中国人的这种观点并非臆想。汉族人代代向外扩展疆界，从最初起源的黄河流域逐渐将四邻吸引过来，形成一批不同程度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不逊于西欧诸国、印度和阿拉伯各国，而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里描述了乾隆统治下的中国: 纵向比，它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从外部环境看，17世纪后半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已经衰落，后起的荷兰也进入衰落的过程中。英国还未走出革命后的内政困扰，其向东亚的大规模扩张是18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可以说是东南亚海上力量的空白期。甚至从马戛尔尼访华到英国有能力直接攻击中国，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乾隆能通过马戛尔尼访华敏锐地感觉到迫在眉睫的威胁，并抓住这最后的时机积极经略海上，加强中外海上交流，并非没有可能获得大量最新西方军事及科技成果，迅速赶上世界水平。（《16世纪至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外贸》）可惜，这仅仅是一个假设，中国文化并没有提供这个可能，中国从这次交往中所获甚微。
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无丝毫的增进。主要原因可能如费孝通在《From the Soil -乡土中国》中写道的：“中国通商口岸与内地的经济并没有实切的挂钩，对外输出如桐油、猪鬃、鸡卵、茶叶都由农村内每家每户零星地购来，输入则大抵都为消耗品，用于大城市，连火油在内，其症结在农村缺乏购买力，剩余的劳动力亦无法输出，所以工业发展的范围狭窄。加之内战之连亘不断，有内在的和“非人身上”的原因。”
黄仁宇在《关系千万重》里提到，中国终将两千年来的专制政权整个推翻，但民初的行宪也注定无结果，因为所写宪法只代表一种理想，与社会的实际情景，并不衔接；中国现象之混乱的另一主要原因，乃是中国文化上很多现象自成一体系，既庞大，又独特，内在的人士习之以为理所当然。外来的观察者，却又只看到多面体之一面，即根据它与西方文化之异同作褒贬，若不是盲人摸象的以象耳为象，就是自以为是的责骂袁世凯之没有成为拿破仑。换言之，中国的前景需要整个重造，可是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易一眼看出，还要待八年抗战加上四年的内战之后，所有旧社会的弱点才全部暴露。从推翻专制，军阀混战，五四运动，武力统一，八年抗战后紧接着又是四年内战，以至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岁无宁日。只有事后看来，方能看透当中的逻辑。从一个“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改造而为一个现代社会，影响到十几亿人的衣食住行、思想信仰，着实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
中美博弈愈演愈烈，最近看了《On China 》by Henry Kissinger 《论中国 -基辛格》，它用世界视角眼光，重新解读了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中美建交早起，美国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取向，中国则展示了战略上的弹性、务实跟远见。经历了朝鲜战争、中美建交、苏联解体、十年反恐，到今天的贸易摩擦。
就抗美援朝战争，按照基辛格博士的说法，中国参战是经过了对战略走势的细心评估后决定的，不是对美国战术手段的反应，也不是出于捍卫“三八线”神圣的法律地位的决心。中国出兵是针对其所预见到的危险做出的反应，它还表明了朝鲜在中国的长远谋划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更关乎寻常。当时战争爆发在即，毛泽在北京会见芬兰新任大使, 宣称中国不怕核战争的威胁，可谓毫无畏惧：
“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
从书中来看，中美关系上，一个刻板印象，通常认为中方是比较强，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而美国则表现出了战略上的弹性，务实、卓识跟远见。事实恰恰相反，中美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然后经历了谈判、封锁、冲突、和摩擦。中美关系并非很多人想到那样曾经有过所谓的“蜜月期”，美国对中国的挤压和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从未停止。
20世纪70年代，美国全球收缩，苏联全球扩张 。在越南战争陷入泥潭的情况下，尼克松向中方递出了橄榄枝。当时，中苏同盟破裂，外部环境恶化，中国需要改善跟美国的关系。这个过程当中，1972年中美之间实现了历史上的和解。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的战略决策者在中美关系上所具有的务实态度、弹性和政治智慧以及勇气。1979年中美建交：建交有中方推行改革开放的因素的需求，有美方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带来的战略压力，需要跟中方进一步缓和关系的这样一种战略需要。
1972～1979中美关系的缓和极具戏剧性——有乒乓外交这种小球转动大球的这么一种智慧。有尼克松、周恩来、毛泽东、基辛格等极具历史穿透力的会面。包括以后发展至今的中美关系从客观上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另一方面，在发展中美关系中，错误认知是：中美关系的发展来自于美方的恩赐，是美方单方施与或赠与的结果，而中国扮演的是一个搭便车的角色，这是错误的。即便在中美“蜜月期”的20世纪80～88年代，即里根政府时期，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对中国的挤压和那种基于美方自主利益的一系列举措，从未中断过。本质上来说都建立在美国利益的基础之上。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迅速进入一个动荡和波折的年代，1993～2000年，每年中美关系都会有例行波折。比如：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都不是免费的（就如当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一样）没有任何额外的恩赐。而且美国认为这样一种援助有助于在全球扶持一个对抗苏联战略威胁的一种牵制。再比如：每年五月，是否给予中国正常贸易伙伴待遇，都要经过美国国会辩论。讨论的焦点是：这种待遇是否要和人权问题挂钩。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说过一句话：他如果执政，要反对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所有暴政。他用了英语当中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一个词：Tyranny （暴政）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发展不仅表现在自身的绝对发展速度快，而且在经济体量和其他各项力量指标上——和美国的差距正在持续的缩小。这种缩小不是美国导致的，而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所导致的。2001年世贸双子楼倒塌，反恐主义开始。2006年小布什任职期间，把中国定位为全球战略竞争对手——可见的将来出现一个跟美国相匹敌的，已经成为美国仅次于恐怖主义威胁的一个重大挑战。以后的十年时间，美国不断探讨和评估，中国对美国的实质性的威胁，以便决定美国对中国挑战的一种回应。用肯尼尔·华尔兹这个人的话说：美国自2016以后的表现证明，美国是一个关注相对收益的国家。不仅要获益，还要保持对中国的领先地位。2016年特朗普政府上台，用斯蒂夫·班农的话，美国民粹主义的复兴，是被中国的崛起刺激出来的。他们把自己定义为西方文明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的捍卫者，有点像美剧里的超级英雄。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源自于美国建制派，对中国威胁处置和应对的失败。这种失败产生了极为严重和不良的后果。于是就有了这一轮中美关系的变化。
根据复旦国际关系教授沈逸的观点，当今处理好中美关系，要认识其时代性。即特定时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密切的相结合。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为典型代表，经常有一种历史学派的观点，就是到历史上找一段相似的历史，这些国家是如何从崛起到摩擦到冲突的，中国大概也会重复这个过程。今天中美关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利益是相互嵌套的，这种嵌套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比如：苹果手机的芯片在中国加工、生产，然后拿到全球消费、全球交换、全球分配。中美脱钩，意味着美国要找到一种可以替代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实现他的资本的完整循环。但全球范围内除了中国，没有选择。美国资本消费冷战红利全球布局，导致中美利益相互嵌套。这是冷战之后，美国资本消费冷战红利在全球进行最优化布局的结果：产业链慢慢聚集到中国，不是对中国有什么特殊感情，不是因为要照顾中国。不是施舍或帮助中国发展，对资本来说是一种市场上效益最优化的选择。特朗普政府尝试用美国的战略决策去对冲经济规律，认定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用关税、用科技挤压，以获得更多利益。中美脱钩，是以脱钩作为一种筹码。
未来的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按照沈逸教授的话：大囯之间相互博弈，比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吸引力，后由各国人民、世界人民、由历史做出选择。美国和苏联的冷战模式就有点这个意思。尽管当时美国跟苏联的经济互相不嵌套，是相对隔绝的，但是两种模式、两条道路、两种体制，彼此进行竞争。
今天中美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竞争的是什么？中美两国谁有能力让世界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种美好的生活，包括在没有什么特殊事情的时候，以一种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去搞贸易、去搞治理、去分摊成本、去分配收益。让更多的人获益，以及像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的环境下，谁能为人类抗击病毒的威胁做出更大的贡献。谁能给出一套更有效的方式，团结和领导世界人民一起去抗击疫情，按受历史性的检验。对中美关系的审视，应该放在这样一个更加宏伟和总体的框架中考量。
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中指出，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他择。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