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故乡飘已远 去意浩无边
嘉佑元年即公元1056年，父子三人上京赶考，次年中进士。欧阳修评价苏轼：“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欧阳修何许人也？当时文人的一面旗帜，此语一出，足以让年少的苏轼声名大噪。
而后，苏母去世，父子三人回蜀。
三年后出川远赴开封，苏轼对前途充满自信。离家途中题诗曰：“故乡飘已远，去意浩无边。”他不知道，浩无边的去路就是一条不归路，命定地是一生颠沛流离。
时见幽人独往来 缥缈孤鸿影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每每诵读，我都不禁热泪潸然，当一份情感有足够的深度，岂是十年能够忘怀。《江城子》写于苏轼知州密州（今山东诸城）时候，他的妻子王弗去世前后已整整十年之久了。夜来幽梦，无尽思念亡妻，一时感触留下这千古名作。适时苏轼已四十岁了，当是不惑之年，可他心中却是困惑难解。妻子离开的这十年，也是自己备受压制，抱负难于施展的十年。因与王安石的新法有不同政见，可谓是逆流而行，受压制是在情理之中。四十岁的心境，难免添染几分悲切，想想之前“去意浩无边”的豪情，那时毕竟轻狂了。
在密州任职时还有一首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于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高处不胜寒”“不应有恨”，虽然作者还苦于悲欢离合，但显然比上一年写作《江城子》悼亡妻时的理智与情感都要明澈很多。
每个人的命运，都源自于自身的文化属性和当时的际遇。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失利后，神宗改制。在变法与改制的转折点，苏轼作《湖州谢上表》，有言曰：“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显然，新旧党派都不能容忍他，“新进”与“生事”被诸多官吏解为讥讽时政，引发乌台诗案。此时为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
乌台诗案有惊无险，逃过死劫。出狱后一时感慨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是啊，“平生文字为吾累”，此诗就是一个证据了，对时政讽刺暗寓其中。对那些纠葛于政治的人们，可谓旧恨未泯又添新怨。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在黄州时，留下很多名作，而且思想和词风有很大转变，这种转变发生在东坡45岁到47岁这段时间，暂引词句以证。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写作于公元1080年，刚贬黄州的中秋。心中填满了孤独和惆怅，北望京师，既望远离的亲人，也望天子。颠沛流离，家已难顾及，仕途多舛，抱负难展，凄然北望，难免有些失落。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写于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当时作者四十七岁，被贬黄州已两年余。遥想周公瑾，论才能，纵马可定乾坤；论家世更好，与王室的关系密切；更有小乔相伴，最是得意。然而赤壁仍在，英雄已被江水淘尽，周瑜如此，何况我苏轼呢！笑我曾多情神伤，妄生白发，想想人生如梦而已。这时的心境，自然明朗了许多。
同一年，再作《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念奴娇·赤壁怀古》最终将人生归于梦，《赤壁赋》则将身心寄寓清风明月，次第渐悟，面临困境，已然有所超脱。
虽有所超脱，但豪放背后，内心的纠葛，终是一生逃不脱的，正是这万般纠葛之中绽放的豪情才显得无比珍贵。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为公元1083年（神宗元丰六年）初作于黄州。这时我倒是想到另一种超脱：“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纵然是“忧愁风雨，一半相妨。”
几时归去 作个闲人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作于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一日。苏轼由南都（今河南商丘）东下，回常州宜兴，途经扬州，想到自己可以结束大半生的漂泊生涯，可以安定在常州了，长期被贬谪的苦闷情绪也似乎有所淡化。
然而，一切尽不如愿。次年，因哲宗年幼，高太后主持朝政，罢行新法，起用旧派，苏轼又被高太后召回重用，此生命定地难得安然。一时感慨作《行香子·述怀》：“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朝堂之上，新旧派势力都几乎容不得他，自然是难于应付诸多暗箭明枪，继续在朝堂高处，力不从心，不胜政治争斗的寒意，于是厌倦了官场，心生隐退之意。
同年，被任命知州杭州，这对苏轼倒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了。
作个闲人，作个田舍翁，多么奢侈的愿望啊，只因帝王一道诏书，就足以让你颠沛流离的身心再次仓促启程。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由杭州知州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又将离开杭州，往赴京师。
“约它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离开，踏上未定的前途，心中纵然是无可奈何。东还海道，不违雅志，唯有这数言寄参寥子，寄给自己的内心。那年，东坡54岁。
最终，他去了更远的地方，最终没有东还海道，也和谢公一样与雅志相违。
马氏谬评
东坡的生命历程，一言以蔽之：命途多舛！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他自比范滂，殊不知是人生的错位。范滂何许人也？东汉名士，学识渊博，尤重气节，为官铁面无私。当时东汉宦官弄权，朝纲不正，在抗争之中引来党锢之祸，范滂临危赴命。他和范滂一样，是文人为官，而非政治家为官，左右难得逢源。王安石变法时候，以文人的细腻正直，反对变法，直指新法弊病，于是必然遭到挤压。王安石变法失利后，启用司马光为相，王安石为首的新党遭打压，苏轼认为这种行为与王党无异，并向皇帝谏议。显然，一颗正直的心，难融于新旧党政的争执不休。
其次源自内心儒释道三家文化的争执。东坡立足于儒学，修齐治平的理念一直深植于内心，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要去担当君子所应当的责任，这可以说是旨归于“善”。在历经诸多波折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家道家文化开始起作用，这是困境中唯一的救赎之路了。我们知道，东坡文章里提到过两个人：参寥子和佛印。参寥子，僧人道潜的别号，道潜善于诗词，人生的体悟自然也高常人数筹；佛印（1032～1098），也是宋代高僧，法号了元，字觉老。苏轼的这两位好朋友，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人生一个可能的向度。这个向度旨归于“美”，这种美起初看似从道德领域退却，免于尘世纷扰，后自觉觉人，由美进而跨入“崇高”。然而，东坡就在儒家与佛老两个向度左右为难，退不是，进不能。
再者，是当时的政治生态使然，凄然道出“身不由己”四字。宋朝虽然在文化艺术上出现一个繁盛高潮，可比汉唐，但在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以及军事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可谓是内忧外患。很多有大才的人都想为大宋江山谋取出路，可是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出于私心，或出于公心，党争不断。当帝王没有足够的魄力驾驭这些谋臣，或者对是非忠奸没有清醒的判断时，又没有一套法律制度作为执政依据，东坡的颠沛流离就难免了，仅凭一道圣旨或口谕而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便是不忠，何况被贬谪。
于是有人问我：“看东坡的一生如此纠结，比婉约派还婉约，怎么还是豪放派代表？”
这才是这篇文章最想表达的。我们先回顾一下苏轼的被贬谪历程：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屡遭排挤；乌台诗案入狱，后被贬黄州；从黄州召回京师，又陷于新旧党派之争，出任杭州；两年后从杭州召回，外任颍州、扬州、定州；后新党得势，再次被贬到英州、惠州，远到海南。苏轼此生多数时间消耗在召回京师的途中和贬谪外任的路上。历经如此这般打磨，没有屈服于庸常，仍然展现出太阳的光彩，这是生命经历困境后的升华，这就是我理解的豪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