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北岛先生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的一段话给我很大的触动：“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
在大学时候，王晓渔老师推荐了一本书《沉沦的圣殿》，近来闲暇时细读一番，更深地了解了诗人北岛和鲜被人记起的《今天》。
《沉沦的圣殿》收录了五篇文章，分别是徐晓的《<今天>与我》、牟敦白《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张郎郎《“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周舵《当年最好的朋友》。
牟敦白提到郭世英的一句话：“人到了危难的时刻，什么艺术、哲学、理想、廉耻，都统统扔掉，最后只剩下本能——拼命保护自己。”
其实，郭世英只说对一半，人，并不是在危难时刻才表现如此，只是平时表现得不够直接不够明显而已。人生而有“我”，故而有欲，故而四处观望以抓取他物满足自己，抓取有得有不得，故而有悲喜等情感。当一个时代足够尚物而且浮躁，那些看似和生活无关的艺术、哲学等就渐渐消弭于生活的猥琐了。
反观当下人们的生活，看似各种条件都比较优越，但诗性缺失，人们很少能够浪漫起来，即使是情人节，大多情人也是耽于世俗之事而没有闲情浪漫。很多人开始劝自己也劝身边的人，要现实一点。所谓现实，就是放下那些所谓艺术、哲学、理想等看似空虚的东西，专事实在的物事人事。
比如，现在很多人对诗歌与诗人有诸多误解，有人认为诗人就是矫情的文艺青年，往往为赋新词强说愁，而诗歌，就渐渐被排斥于日常生活之外了。
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说：“诗人是什么？一个不幸的人；他心中藏着深深剧痛，而他的嘴唇却是被如此构造的：在叹息和哭叫涌过它的时候，这叹息和哭叫听起来像是一种美妙的音乐。”
赵凯在《诗问》中说——
一位青年问什么是诗？
我反问：能告诉我什么是爱吗？
他说：在伊甸园，
夏娃的左臂疼痛，亚当的左臂也疼痛，
这种疼痛就是爱。
我说，生活的左臂疼痛，文字的左臂也疼痛，
——这种疼痛就是诗。
诗人在芸芸众生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帝选中了他们，并让他们以最美的语言传达内心之灵。如果世俗生活总有一种重力使人趋于下坠，那么诗人总能找到一种力量，一种提升自己的力量，使之深入生活而不陷溺于生活。
我常想，诗人北岛和《今天》，就是一个符号，一个与现世审美和处世格格不入的符号。然而，却正是这个符号，足以支撑起我的一方天空，一方精神的天空。
丁酉年七月初八日南山随笔
《今天》三十年
文/北岛
一九七八年底，《今天》秘密诞生在北京郊区一间狭小的农舍。作为一九四九年后第一份非官方的文学刊物，它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关、出版社和大学区。两年后被警察查封，一九九○年夏天在海外复刊。三十年过去了。历史似乎不能前瞻，只能回首，穿过岁月风尘，我们看到那几个围着一台破旧油印机忙碌的年轻人。而他们看不到我们。
《今天》在中国出现，无疑与文化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有关。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吶喊，为此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今天》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以外，遍及美术、电影、戏剧、摄影等其它艺术门类，成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与艺术的开端。
三十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早期《今天》相比，在海外复刊的《今天》面临着远为复杂的局面：权力与商业化的共谋，娱乐的泡沫引导着新时代潮流，知识界在体制陷阱中犬儒化的倾向，以及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分崩离析的危险。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一本油印的中文刊物漂洋过海，在另一种语言的环境中幸存下来，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吧。在这个意义上，依我看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
在这里，我们和朋友们欢聚一堂。这并非为了告别的纪念，而是为了送《今天》远行，让我们更勇敢地面对危机迎接挑战。我相信，在大家的祝愿下，《今天》一定会走得更远，远到天边，直到和当年那些年轻人，和明天的孩子的身影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