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当代中国乡土书写的别一世界
——刘醒龙《凤凰琴》的“人民性”精神指向
赵学勇
一、乡土的“当下”：民间英雄和平民史诗
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对于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反映，是其醒目的优秀传统，故其所彰显的现实主义精神构成了极为重要的文学经验。刘醒龙的乡土小说即是其中之一，从中篇小说《村支书》到《挑担茶叶上北京》，从长篇小说《威风凛凛》到《圣天门口》，无不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现实，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的探讨和客观的呈现，且多聚焦苦难的社会底层生活，塑造着一个个民间英雄，描绘着一部部平民史诗。
刘醒龙认为，现实主义文学“更符合时代的精神和需要”“文学的天职就是对历史、对现实的立场和作为”[1]。这可成为理解他的乡土书写的一个重要视角。
刘醒龙的现实主义特点，尤其关注“乡土”和“故乡”的“当下”，即是说，“乡土”或“故乡”作为刘醒龙表达的“文学背景”，是通过“现时的当下”呈现出来的，这几乎体现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当“寻根文学”风靡文坛时，他推出了《返祖》《河西》《两河口》等“大别山”系列小说去寻找和破解传统文化的“谜”；当改革大背景下基层村舍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推出了《村支书》《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等基层问题小说，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村长”和“村支书”等基层政治官员身上，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庞大的政治体系中基层政治生态的全面观照和严肃审思；当乡村在城乡对峙的溃败中丢失了乡村诗意的时候，他推出了《圣天门口》《天行者》《黄冈密卷》等作品，在城乡对峙的广阔空间里向父辈和传统致敬，探索当前社会关切的根本问题，暗示着有许多事的源头和最终解释都必须回到乡村……很明显，在20世纪末民办教师和乡村教育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乡土的“当下”问题时，《凤凰琴》便适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凤凰琴》/武汉出版社/2006
那么，《凤凰琴》所要面对或呈现的“现实”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抑或说当时的民办教师和乡村教育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当下”，这是我们理解《凤凰琴》的“人民性”精神指向必须厘清的一个问题。“民办教师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文革’中教育事业遭到很大破坏，教师的培养工作实际上也停顿了，‘文革’后各地农村不得不招收一批没有合格学历的人来补充教师队伍。这样在农村就出现了一大批民办教师。据统计，1977年全国民办教师人数最多时曾达491万。这些民办教师不算国家职工，没有工资，只有很少一点生活补助，比公办教师的待遇要低得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采取措施，每年有一部分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但因财政困难，到1993年仍有230余万。这在当时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对农村义务教育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2]照此看来，《凤凰琴》所描绘的民办教师和乡村教育的“现实”其实就是对历史上“当下”的民办教师生存现状和乡村教育的本来面貌的高度还原，是刘醒龙对“‘历史’和‘现实’的立场和作为”。
刘醒龙特别注重对“当下”乡土的关注和审视，他的作品几乎都是对“当下”乡土的文学“还原”。其中篇小说多聚焦于苦难的“当下”乡土底层，《牛脊背骨》以知青眼光看待大别山“乡土”，历史和现实的恩恩怨怨盘根错节；《暮时课诵》呈现的是和尚和尼姑们未能脱俗的是是非非，彰显了乡镇改革的现实必然；《黄昏放牛》表现了鄂东农村的乡土文明在面对城市强势文化冲击时的现实危机；《菩提醉了》把目光从纯朴的乡村生活聚向繁杂的乡镇，使当下的“乡土”更具典型意义；长篇小说则多以“故土”和“小镇”为背景展开叙述，如《威风凛凛》中的河西镇，《天行者》中的界岭乡，《圣天门口》中的天门口镇等等，而故事也多涉及“乡土”民间，展现的多是“一群乡土小人物的大命运史”，比如《圣天门口》中雪家和杭家两个家族的“家族史”，《弥天》中的村镇青年温三和的“个人”及时代历史，《黄冈密卷》在黄冈的历史文化等多种元素下全景式的一方故土和一个家族的历史等等，无一例外都是作者用文学所构筑起来的“当下乡土”。
《威风凛凛》/作家出版社/2009
《天行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刘醒龙生于大别山麓的英山县，是典型的乡下孩子，有着厚重的“乡土”熏染，童年和“故乡”对他的小说创作影响极深，可以说成为了他小说得以生长的“根”和永远都无法摆脱的“影”，也是构成其关注“当下‘乡土’”的根源。作者说：“我认为文学是少年时代自己手里拿着的那根老甘蔗，越接近根部越甜，咀嚼起来也觉得越坚硬。”在他眼里，“故乡是我们有限人生重新诞生为永生的最可靠的地方，……惟独故乡才会给人以灵魂和血肉……不可改变如影随形跟随你的存在”[3]。因此，刘醒龙的作品大都是对“乡土”和“故乡”的某种“现实”的表达，并以此来彰显他对“当下乡土”的态度，《凤凰琴》自然也不例外。
《凤凰琴》关注的是偏远山区农村的教育问题和民办教师的生存问题，呈现的是民办教师这个特殊群体的“群体史”，很明显是以“乡土”为背景的，如果从故事的原型地来考察的话，也可算是刘醒龙对“乡土”和“故乡”的一种忧患式的致敬。作品篇幅不长，故事场景和人物形象的设置也都比较简单，从头至尾都只是几个乡村小学民办教师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既不曲折宏伟也不轰轰烈烈，甚至有点庸常、琐碎，但正是这种无比真实的乡土“现实”，呈现出了一群看似卑微渺小，实则顶天立地，用自己平凡的朴素的所作所为，来撑起偏远山区启蒙教育的历史重任，坦坦荡荡行走在人间大道的“民间英雄”形象。
在《凤凰琴》不长的篇幅中，“作家将20世纪后半叶中国乡村启蒙教育遥远而模糊的概念转化为一幅鲜明的全景式图像。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莫过于山间小学的一根用两棵树捆扎而成的旗杆，两管竹笛，伴随一面国旗在乡村学校前冉冉升起，成为乡土文学中的经典场景”。而且究其根本来说，《凤凰琴》“本质上更是一部展现20世纪后半叶中国乡村教师命运与中国乡村教育史的作品”，对于中国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而言，这部作品对他们以前被社会忽视一面的发现和阐释，不仅具有现实的意义，更具有历史的意义，不啻一部关于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的“长篇史诗”，一部关于共和国的半部基础教育史[4]。
在刘醒龙看来，一个作家应该严肃的对待“现实”，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原则，“现实”既是当下的“现实”又是将来的“历史”，刘醒龙想运用有意味的手法，“将从创世纪开始的中国人文史，生生不息地延续下来，给人以异乎寻常的厚重感”“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文真实，一直在我们这代人的血液里流淌，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后人就看不到那种将灵魂放在历史祭坛的真实了”[5]。作者这种对待“现实”和“历史”的态度，明显地体现出了其小说的“史诗”特征，而在这种“史诗”的基础上，以人民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即成了刘醒龙的“人民史诗”。《凤凰琴》对待“现实”抑或说当下“乡土”的态度是严肃的，更是“历史”的，刘醒龙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强烈的责任感真实地记录和呈现一群有可能被“历史”和“现实”遗忘的庞大群体的卑微而伟大的生活，让他们走出“乡土”和“现实”，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走进“历史”，从而形成一种从“现实”到“历史”的过渡，最终完成把“现实的灵魂”放在“历史的祭坛”上的“史诗性”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聚焦底层生活的时候，虽有批判，但更多的却是隐含其间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温暖，因此他的创作，“总是能够避开流淌于生活表面的泡沫，摄取生活的真相，把民间底层人们的精神和灵魂真实地表现出来”[6]。《凤凰琴》尤其如此，刘醒龙在谈到《天行者》和《凤凰琴》的不同时曾说：“《天行者》这部小说主要想写得是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凤凰琴》则是我所表达的关于乡村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感”“而十七年后我去续写乡村民办教师这样一个群体，也是要在冥冥之中去完成一种使命，去诉说原先在《凤凰琴》这部作品中没有说完的一些东西”[7]。这些没有说完的“东西”，理应就是民办教师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灵魂”和“精神”，因其“灵魂”和“精神”的存在，刘醒龙在作品中将他们誉为伟大的“民间英雄”。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民间英雄”来完成他对于“乡土当下”的“史诗性”建构和想象，在人民的“灵魂”和“精神”中，呈现出只属于他的“乡土”，从而最终构织一种伟大的“平民史诗”。
在阅读《凤凰琴》时，不由得使人想起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而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让当代中国人的真实生存状况在文学与影视的合力中，一起进入更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人世间》在艺术上所彰显的文学与影视的融合共生，以及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与其鲜明而浓厚的“平民史诗”特征有关。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史诗”，具有将“英雄”形象“平民化”和以小人物的眼光透视“大时代”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凤凰琴》跟《人世间》有着极大的相似，《凤凰琴》中的“英雄”，即是一群默默无闻的“平民英雄”，而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亦集中体现在这群民办教师的小人物身上。由此可见，《凤凰琴》的“人民性”精神指向，即是以“乡土”和“故乡”为“根”，关注乡土的“当下”，用“史诗”的眼光和“人民”的视角去歌颂那些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民间英雄”，使小说呈现出“平民史诗”的特征，从而以文学的方式，来完成“人民”灵魂和精神的升华和重建。
二、“去乡土”化：作家身份的自我认知与作品的社会效益
刘醒龙生于“乡土”长于“乡土”且一辈子都离不开“乡土”。他说，“我自身的情感偏向乡村一侧，是没有办法，也是与生俱来的”[8]，“我的情感和根都在这片土地上”[9]。刘醒龙有着强烈的作家自我身份的自觉认知意识，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这种“乡土”身份的自我认知，一直都在实实在在的践行。
刘醒龙秉承新文学诞生以来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坚持扎根、体验人民生活，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创作，与柳青、路遥等作家的“人民性”书写指向相辉映。普生在一篇文章中说，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和刘醒龙的交往较多，但刘醒龙向他提要求，却总共只有两次，而且都和扎根生活有关。第一次是199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刘醒龙来到他家，开门见山的要他向组织上说说，要求参加地委农村工作队，到某一个山区去。开这个“后门”的难度并不大，于是，刘醒龙便参加了地委驻黄梅县大河工作队。几天后，他到大河想找刘醒龙聊聊，但那里的干部却说，刘醒龙一到大河就钻进山沟沟去了，派人找了大半天连影子都没找到。过了两天，他终于见到了刘醒龙，一见面，刘醒龙便表现得十分兴奋，说山沟里的生活真是太有趣了，山里的腌菜和锅巴粥有味，和山里人聊天拉家常更有味。刘醒龙告诉普生，他已经做了一本采访笔记，笔记里面记录着某某支书说话时的手势，记录着某某农民同自己座谈时额头皱纹的变化情况等等，这些都将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他的《村支书》是这样诞生的，他的《凤凰琴》也是这样诞生的。刘醒龙第二次向普生提个人要求，是在其《凤凰琴》震撼文坛和全国以后。刘醒龙向他请三个月的创作假。他问刘醒龙去哪儿，刘醒龙回答说去钻山。两天后，他因为一个事打电话找刘醒龙。接电话的是刘醒龙单位的同事，告诉他说刘醒龙进山了，具体在哪里，连他的爱人也没有告诉[10]。
刘醒龙所践行的正是这样一种“从‘乡土’中来，到‘乡土’中去”的创作原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凤凰琴》对“乡土”的呈现或重返，其实并不是他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而是要通过“呈现或重返”，来寻求作品所能够带来的强大的社会效益，以实现其从“乡土”到“去乡土”的目的——亦即改变“现实”才是其“乡土”创作的最终目的。刘醒龙曾说：“作家的内心是自己的，作品是社会的，要对社会负责……在这个社会变革时代，我们应承担起责任，通过写作承担责任和表现这种责任。”[11]在作者那里，所谓的“人民史诗”抑或说“人民性”的精神指向，即是要通过“史诗”般的作品来承担起对人民的责任，最终为人民谋福利，“史诗”重要，“人民”更重要。或者说，真正的“人民史诗”抑或说“人民性”的精神指向往往都会“为生民立命”，“史诗”是为人民服务的，即作品能给老百姓带来实际的社会效用。“乡土”文明进程的最终目的，是将逐渐实现“去乡土”化，比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之于湘西，陈忠实的《白鹿原》之于“白鹿原”，莫言的“高密系列”作品之于“高密”等等。
从这一点上来说，《凤凰琴》可谓是凸显“人民性”精神指向的代表作之一。1992年5月，《凤凰琴》刚在《青年文学》发表即引起轰动，全国数十家报刊杂志相继转载或连载，在当时全国性文学奖项停办的背景下，该作相继获得由数十万读者投票选出的“《小说月报》百花奖”和“《青年文学》优秀作品奖和终身成就奖”等奖项，紧接着根据其改编的同名电影和电视剧也摘取了当年度影视剧方面的诸多奖项，充分显示出《凤凰琴》的现实意义和受欢迎的程度。《凤凰琴》首次将中国教师序列中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民办教师”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小说描绘了一群山村小学民办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偏远山区教育的落后和民办教师生存的艰难，高度赞扬了他们辛勤耕耘和默默奉献的精神，是一曲乡村教师的生命赞歌。
彼时，由《凤凰琴》始，引发了一场有关山区乡村教育和民办教师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从小说本身蔓延至全社会，社会各阶层和各级部门开始反思山区乡村教育和民办教师的问题，长期以来被忽视和处于“编制”边缘的民办教师群体得到了从上到下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进而推动了当年的民办教师问题的解决。可以说，《凤凰琴》在全社会民办教师问题的解决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真正做到了“人民史诗”最终“为生民立命”的使命，实现了其“现实”意义和“去乡土”的作用。
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在其《教育访谈录》里有着详细记载。为了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李岚清曾于1994年到江西吉安农村调研，有一次去一所农村小学时，看到一位50岁左右的老师在一间昏暗破旧的小屋里批改作业。问答中，李岚清得知这位老师已经在此工作了17年，然而因其是民办教师，工资才每月56元，李岚清一路上不断地思考：民办教师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正好那时天津电影制片厂根据刘醒龙的《凤凰琴》拍了一部同名电影，于是李岚清要来这部电影的录像带推荐给李鹏总理及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观看，他们看后都深受感动，决意解决民办教师问题。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李岚清又建议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这部影片，后经过一系列努力，《凤凰琴》终于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2]。可以说，《凤凰琴》在全国民办教师转正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对刘醒龙来说，因《凤凰琴》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从而解决了人民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使得其最终实现了以作品的“乡土”成就了人民的“去乡土”的现实目的，完成了他从“乡土”到“去乡土”的文学夙愿。十几年后，刘醒龙在《凤凰琴》的基础上推出了长篇小说《天行者》，对作品进行了扩充和拓展，以《凤凰琴》系列作品继续着他的从“乡土”到“去乡土”的文学使命和责任。
对人民负责的作家，必定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对人民负责的作品，也必定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凤凰琴》正是因其对人民负责任，才得以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前不久，老家两个村子合并，几百户乡亲投票一致决定，将我在1992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作为村名，叫做凤凰琴村。得知消息后，我特别感动……一部作品不知何为人民，有什么理由必须让人民强行记住呢？所以，越是伟大的作品，越是会理直气壮地致敬每一个生生不息的村庄，致敬每一条烟火人间的街巷。”[13]于是，从作家“乡土”身份的自我认知到作品“去乡土”的社会效益的最终实现，使《凤凰琴》成为“致敬人民”的当代优秀作品之一。
三、乡土现实的“高贵”：民族精神的“优根性”
刘醒龙对现实主义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认为“‘现实主义’需要一种精神，‘现时主义’只是某种情绪。”“我们成天都在批判自己的劣根性，谁又能指出什么是中国人的优根性呢？”“人在社会中需要的更多是崇高与善良，……‘现实主义’的精神之力正是取之于这一点，相对于劣根性，优根性是个客观存在。这个空白谁来弥补”[14]？
可以看出，作者理解中的“现实主义”不应该是“现时主义”的“情绪”，而应该是隐藏在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精神”的发现，这才是“现实主义”的真正本质和内涵。而其“精神”的关键在于“高贵”，“必须让所有人明白，高贵是文学的重要标准”，“高贵是人世间无法剥夺的精神资源”[15]。
《凤凰琴》其本意并不是要呈现现实社会中民办教师生存的艰难，而是要通过民办教师们在艰难的生存状态下的那种无奈但主动的选择，来呈现和发掘出他们身上所存在的“精神”的“高贵”。作者在谈到《凤凰琴》的来历时曾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次在山里的黄昏中看见一面破旧的国旗在寂寞的学校上空飘扬，和另一次在山村的夜晚里听见一支五音不全的竹笛吹的苍凉旋律。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人将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让最卑微的人群，按照最流行的价值观进行奋斗，当希望出现时，他们却发现那些让人想往了许久的东西，对他们却无多大用处。他们的价值几乎无人看重，但他们的生命却闪烁着质朴的光辉。”[16]由此也可以看成是《凤凰琴》的主旨：一群物质生活极度贫困，扎根在偏远山区的民办教师，一辈子的念想和期盼就是转正，然而当这个稀缺的转正名额最终来临时，大家却纷纷谦让，先是让给了余校长家瘫痪在床的妻子明爱芬，让她带着实现最后一个愿望的满足离开了这个世界，后又让给了教龄最短最年轻的张英才，理由是张英才最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更需要这样的机会。在余校长等几个民办教师身上，其拥有的伟大的人格精神，的确感人肺腑。
那么，文学的这种“高贵”来自哪里呢？按刘醒龙的说法，文学的“高贵”理应来自于生活，“作为一种精神，‘现实主义’本应表现更多的真的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普通人中间的内容”[17]。“其实每一个人内心向往的、达到他的生命所希望实现的，就是这种来自生活中的这种优雅和高贵。”[18]因此，在《凤凰琴》里，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没有宏伟阔大的叙事，没有悬疑曲折的故事情节，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生活琐碎，作者对所有一切的刻画，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他们是那么平凡，平凡得就像我们自己的生活，几乎能够随时忽略他们的存在，整个《凤凰琴》甚至长篇小说《天行者》中，其主要人物都很少，自始至终就是那几个民办教师；场面也很小，所有的活动场所都没有超过一个叫界岭的偏僻山村，甚至连界岭小学都很少出；故事更是简单，说来说去就只有几个民办教师的日常生活，然而，就是这样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常生活，却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民族精神”的伟大。
刘醒龙在谈到作家的天职和作家的“道”时曾说：“文学不是用来教化仇恨和更仇恨，残暴和更残暴，血腥和更血腥。一个民族的文学必须表现这个民族的灵魂力量”“一定要有一批作家，他们的写作和他们的存在真正的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灵魂高度。”[19]同时，作者很看重民族文化的传统，甚至宣称：“文学中的中国传统才是我一直看重的”“文学经典性的重要方面，就在于她与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20]结合前面提及的刘醒龙的“‘现实主义’需要一种‘精神’”的说法来看，这种“精神”不但高贵，来自于生活，更是一种“民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当下的现实表征，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族精神的传承。在《凤凰琴》里，则具体表现为“界岭小学的‘毒’”。
何为“界岭小学的‘毒’”？作者自己曾说：“支撑这群民间英雄的力量源泉其实就是‘界岭小学的毒’，是一种卑微深处的伟大，平凡之中的崇高，是一种潜隐的良知和责任，是一种启迪贫瘠幼小灵魂的一种内驱力，一种使命感。”[21]而马步升则解释为：“这就是民族精神中那种若隐若现不绝如缕又无往而不在的担当意识，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情怀。”[22]值得注意的是，马步升这里用的是“民族精神”这个词，可谓道出了刘醒龙《凤凰琴》真正的思想内核和精神指向。亦即是说，界岭小学在这里只是一种形象和精神的集合，“‘界岭小学’可以视为所有艰苦地区乡村学校，以及坚守在乡村教师岗位上的中国最基层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集合。它坐落在每座渴望知识的山脊上，又不具体存在于任何人的视线中”[23]，而在这种集合中，刘醒龙要突出的只是其中的“民族精神”，即“界岭小学的‘毒’”。在《凤凰琴》中，凡是来过界岭小学的人都中“毒”了，而且被“毒”得不轻：余校长和邓有米等三人一辈子坚守在乡村，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为了乡村的教育事业，付出了自己的全部；余校长的妻子明爱芬则把身体和灵魂都留在了界岭小学，来告慰那曾经付出的青春；当年想方设法“如愿”离开的万站长，一生情系界岭，无时不刻不关心着界岭小学的发展，在其灵魂深处可以说永远是界岭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小说结尾，张英才带着希望离开了界岭小学，表面看似逃离然实则从未真正“逃离”，终有一天会回来的，而在《凤凰琴》的续作《天行者》中，张英才果然去而复回，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生命”开始的地方。
在《凤凰琴》中，刻画的是一群在贫苦的环境中默默奉献的乡村民办教师形象，他们或许并不完美，有着各自的小算盘和“坏”想法，但为了山里孩子的未来和乡村的“启蒙”教育却义无反顾，用朴素的良知和高尚的人格，酿造出一种叫“民族精神”的“毒”，“毒害”他们自己，“营养”整个社会。余校长他们在极其艰难的自然条件下，创造出极具精神意义的人文环境，为乡土文明的进程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作品中带有象征意味的“界岭小学”正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乡村教师在困厄的生存环境中，用自身微不足道的光和热，催熟乡土，温热乡民，照亮乡村和乡村教育的希望，从而“牵涉到更深层次的民族精神力量——勇于担当的意识，甘于殉道的情怀”，在共和国的诞生过程中，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在每个关键时刻，便会有一群人挺身而出——无论他们是张英才们，明爱芬们，还是张继先们，张定宇们，都是这种精神力量的传承者”[24]。
《凤凰琴》“能够在绝地中发现出路，展现未来，能够用平凡的目光发现平凡中的伟大，用平凡的文字表现平凡的伟大”，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在这篇小说中，“刘醒龙为何要发出深痛的呼啸：如果没有这样一群被称为民办教师的人，在民族最蒙昧时，挺身殉道，中华民族向着文明复兴的过程，将会更加艰难”[25]。五千年不散的“民族魂”，自有其“聚魂”的地方，这就是《凤凰琴》的“毒源”所在。《凤凰琴》所反映的民办教师生活的真实，“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读者和观众的善性，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得以回归和反射”[26]。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凤凰琴》其实质或本意即是想通过界岭小学的几个民办教师在平凡生活和工作中“高贵”的所作所为，来体现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优良传统，即“民族精神”的“优根性”，以此来“弥补”中国新文学中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所带来的某种“空白”，并最终“拯救”国人素质或道德品质，提升国民精神，这才是《凤凰琴》“人民性”精神指向的真正内涵。
四、乡土中国的“别一世界”：《凤凰琴》的意义
从百年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历程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作家群，从精英知识分子的角度对“乡土中国”进行思想启蒙；其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乡土小说，注重表现自然状态下的“生命”形态，城市和乡村不再只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种“对峙”的文化概念，他们在对“乡土”的描绘中最终形成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格调；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解剖，表征着强烈的革命现实主义特征。1940年代，以赵树理和孙犁为代表的解放区乡土小说，因其所处文化语境的巨大改变，使其承载和面临着“革命话语”的艰难转型，在乡土小说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因主流话语的规约，乡土小说多呈现出审美意识形态的“一元化”特征，在描摹重大历史事件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如柳青《创业史》等）。至新时期，“寻根文学”则主要是对民族文化之“根”的反思和对社会转型时期“城乡”冲突及发展道路的忧思。
《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与文学“寻根”同步的路遥的乡土书写，将目光集于“城乡交叉”地带中国农村的改革巨变，他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不乏史诗性地描绘了乡土中国在改革浪潮中的空前觉醒及历史前行的阵痛，而更可贵的是“路遥的创作总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阔背景出发，有意识地拒绝20世纪80年代文坛日新月异的各样流派与技巧，执着地遵从和选择现实主义观念进行创作”，其创作中的“人民性”精神指向不仅体现在作家对于人民的现实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还突出地体现在他“史诗般地书写了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对于政治经济解放的渴望，而且深刻地表现了他们精神的心理的解放”，使其小说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前瞻意识”[27]。在路遥那里，“人民”不再是作家代为发言的群体或是深受同情的阶层，而是作家个人及其作品的主体性存在，也正是在这种精神层面上，路遥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乡土小说中“人民性”的视域。
从1990年代到现在，随着中国乡城结构的巨大变化，乡土小说也越来越多向化，涌现出了阎连科和李锐等富有个性特征的乡土作家。他们的创作仍执着地悲悯于乡土中国的苦难和愚昧，通过反思和批判，力图警醒现代文明进程中国民愚顽的生存意识和精神贫困的痼疾。至此，如果将刘醒龙及其《凤凰琴》置于百年中国乡土小说史的视野内考察，其特征无疑是相当显明的。
首先，刘醒龙特别注重乡土现实的“当下性”和作品对于“乡土”社会效益的价值和意义。在现实主义小说中，紧扣现实和呈现出作品的现实意义是其基本要求，这在许多乡土作家那里都能够做到，如贾平凹总是直接关注最普通的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和困境，《秦腔》对“三农”问题的关切，《带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注目，《极花》对妇女拐卖问题的思考等；如路遥那种迫切参与社会改革的思想意识，对社会现实人生的积极干预，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瞩望社会前进的奋争精神，都使他的小说强烈地体现着当代中国现实的动态景象。刘醒龙及其《凤凰琴》尤其是在关注现实“当下”及作品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上独显特征，而其关注现实的“当下”程度，属于“正在”发生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等同于“新闻”。就《凤凰琴》所带来的强大的“现实”的社会效益来说，在百年中国乡土小说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几乎凭一部作品就解决了数百万民办教师的工作和生存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可堪称乡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奇迹。
其次，是刘醒龙对民族精神“优根性”的发掘和展示，并由此携带的塑造“民间英雄”，以小地方和小切口呈现出“大”历史的特征。自鲁迅开创的中国乡土小说，绝大部分作家都是对民族“劣根性”的揭示和批判，而刘醒龙却另辟蹊径，对民族“优根性”的发掘和展示是由始至终的。他追求“高贵”的史诗品格，排斥识时务的“俊杰”和呼唤不识时务的“圣贤”。他的作品彰显的是“一个作家的气节”，以文学验证其在“艰难时世中存在的意义”[28]。
再次，乡土作家中如柳青、路遥、陈忠实等虽然也是表现乡土小人物的现实和历史，但其呈现出来的往往是“大”事件和“大”历史，如柳青《创业史》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路遥《平凡的世界》的政治经济改革浪潮，陈忠实《白鹿原》的“一个民族的秘史”等等，而刘醒龙的乡土小说则不同，其多是从小事件和小人物着手，以此来完成对“民间英雄”的赞扬，《凤凰琴》自不必说，就连他的官场政治小说也属于同类：《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让我们看到了乱象中的“光亮”；《村支书》中的石得宝是广大村民利益的代表，其崇高的品德值得称颂；而《圣天门口》则突出表现知识分子的“圣”和“善”，在乡土叙事的基础上，构建起了刘醒龙“高贵”的文学大厦，从而最终呈现和构成了当代中国乡土书写的“别一世界”。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本文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5期，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注释
[1][3][7][8][18][19]刘醒龙、高方方：《有一种力量叫沉潜——对话刘醒龙》，《百家评论》2012年第1期。第71-74页、68-74页、69页、73-74页、74页、74页、69页。
[2]李岚清：《民办教师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
[4]刘早：《乡土文学的精神力量——〈凤凰琴〉原型地考》，《小说评论》202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