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登上香山的时候,正是冬天,铅灰色的云黑沉沉地压在山顶上;我站在白居易坟前的时候,寒风骤起,拂动着坟冢上的青草奏起急管繁弦般的萧瑟之声。
我独自静静地伫立在那个世界著名的坟茔前面,没有仔细地打量那块厚重的墓碑,也没有去认真地琢磨后人的凭吊文字。在我的眼里,就只有那个坟墓,高耸起来,那么孤寂,那么落寞,千年以来,陪伴它的似乎只有远处伊河不绝的涛声。
我俯下身子,轻轻地将那抔黄土抚摸,它传来的仍是冬天特有的阴冷,好像从这个伟大的诗人离开的那天,它就再也没有接触过阳光。我的触摸,也带不给它一点温暖。擎着那团湿意和寒气,我没有想到长生殿旁李杨的誓言,没有想到浔阳江边一曲琵琶勾起的迁谪之恨,没有想到野火烧不尽的古道上的碧草,没有想到天平山上那道奔腾而下的水流,没有想到邯郸驿里冬至那天的抱膝独坐;甚至也没有去想当年在杭州、在庐山与他的足迹的重合,只有一首清雅而忧伤的曲子在那一刻莫名所以地闯入心头: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这是印在我心底的一首词,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它会以一种极为熟悉、又极为陌生的形式出现——就那么一刻,它忽然被神力谱上了曲调,然后在寒风如笛、流水如琴的伴奏中响了起来。一旦响起,它就再也不愿意停下,在那空旷无人的山上牵引得我热泪盈眶。而就在那时,一个女子的形影以鸿飞冥冥的翩然姿态穿越历史的尘埃出现在那围潮湿和寒瑟中。可我根本是无意唤醒她的啊。
这个女孩有着一个空灵的名字——湘灵,她的父亲一定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即使没有钻研过《楚辞》,也知道那个关于湘水的典故。在七岁的时候,天真而活泼的她就那么悠然地生活在徐州符离的县城里,那个年龄虽然有梦,虽然飘散在阳光之中,白云之下,但却不会有浪漫绮丽的色彩。就在那时,一个本来永远不会相识但却被命运之手遣送到她面前的男孩子出现了,他比她大四岁,他是为避开家乡的战乱到那里的,他是跟着母亲一起到父亲任职的地方的。女孩很快就知道了,他叫白居易,一个取自《易经》的名字。她,以邻家女孩的身份出现在他的面前。
男孩远离家乡,也就远离了旧日的世界,况且他有一颗诗人特有的敏感而多情的心灵,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他一定会感到孤寂。上天待他不薄,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送到了他面前,难得的是,她居然还懂点音律。她娇小,她聪灵,她顽皮,她会像风儿一样唱歌;他沉稳,他多情,他敏锐,他有着一个柔嫩多汁的世界。
她自有她的生活,无非是采莲塘中,女红灯下;他也自有他的路途,无非是苦读深夜,拈笔成文。除此而外,便是每日的耳鬓厮磨,青梅竹马。两人一定有着孩童才能懂得的放飞在晴空之下的笑声,也一定有着小孩子的心性决定下的小小的矛盾。那笑声或可是伴着歌声的,于是,更增加了份甜美和纯真;那矛盾或可是伴着眼泪的,却更增添了一份斩不断、理还乱的纠缠盘结。时光荏苒,转眼八年,当男孩19岁、女孩15岁的情窦初开的年龄时候,深深的恋情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嫦娥旱地莲。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在男孩子的眼里,他的情人是那么美丽,那么娇憨:她的身材姿态是美艳的,像风姿绰约的嫦娥,像亭亭玉立的莲花;她的嗓音是悦耳的,哪怕是在教鹦鹉说话时,也显现出银子一般的质地。袅娜的身子激起的是他的目眩神迷,而动听的话语更引发出他的心襟摇荡。以后的几年,我们已难以探究他们是如何相处的了,应该有着一处相思、两处闲愁的惆怅吧,应该有着在社会风气影响之下难以时刻相见的苦痛吧,也应该有着偶尔相遇、秋波传情、两相伫立、情深无语的只有两人能懂的交流吧。而那样的思恋也许就流泻在她擅长的歌声中,他擅长的诗作中。他们可以暂时不用考虑未来,似乎以后的日子还特别长,盼望中的那一天最终会来到。
大唐贞元十四年,已经27岁、写得一手好文章的白居易,离开了符离。他有他的抱负,有他的目标,那时的他意气奋发,满怀儒家兼济天下的心愿,何况,知识阶层始终不能逃避的功名之念更是深重地埋在他的心里。两者相权,先取其重,他暂时地告别了自己的爱人,前往江南叔父之处。他相信等到他回来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别离毫无疑问是痛苦的,虽然我们不能知道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那一天,他们说过怎样的话语,挥过怎样的衣袖,牵过怎样的柳枝,唱过怎样的歌谣,但前朝后代才子佳人如出一辙的分别也一定是在那一天上演的。年青的诗人一路走,一路回头,每次的回望,都是记忆中那个娉婷美貌、娇艳可人的形影。“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杆独自愁。”离开你以后,眼泪从来不曾干过,它被这寒冷的风冻结在脸上,凝成一粒珍珠般的相思;前行的路上,每次登上高处,总是会透过烟笼雾罩凝望你的影子,虽然看不到你,但你的情形我还是能准确地想象到,你一定独自站在西楼上,望着我离开的方向,依着栏杆,一个人消化着弥漫天地的别愁。而前面所引的那首《长相思》,便也在这种喷薄而出、不可遏阻的情感激发下诞生了;而“为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的对爱人形象的细致描绘便也就在这种无尽的思情中似乎毫不着意地出口了。
17年相处,8年相恋,陷入爱情的迷雾之中的人,有时会忽略某些东西,那些东西是细微的,琐碎的,有时往往是沉溺于其中而不能意识到的,有时却也是意识到了而有意地躲避开来的。因此,对于热恋中的情人的离别,也就有着别一重意义:隔开一段距离,然后适当客观地、仔细地来审视这段感情,与之相伴的一些现实问题也就将彼此从天际拉到地面上来了。于是,在这一时刻,他们除了相思,还涉及到一个终生相守的问题,而终生相守就面临一个当时不可能绕过去的门第观念。恋爱中的心常常是坚强的,但也是脆弱的,这种坚强就表现在相信自己的情感会有一个美好的归宿,这种脆弱就表现在为了那个梦想的结局而有意无意地将一些有可能遇到的坚硬的阻挠加以忽视。这样,愿望就放在那里了,等待的,只有某一天的瓜熟蒂落。
贞元十六年初,白居易以非常年轻的年龄考上了进士。从种种迹象看,湘灵对他们的情感归宿还是有一定清醒的认识的,我们很难揣摩这时候这个女子的心情了。本来,门第就是一个隔阂,而现在心上人的飞黄腾达似乎又预兆着另一层隔阂。而白居易,则有着年少才俊方有的自信,他自信自己的才华才学,同样自信自己的爱情婚姻。中第后,他踌躇满志地回来了,回来在符离住了近10个月。在这中间,他郑重而恳切地向母亲表达了他对湘灵的爱情,表示了要与之结合的心愿。
母亲本来就有着那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等级观念,而也许我们更可以说,这位寡居在家的妇女有着许多同样处境下的妇女的偏执:丈夫还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就不在了,儿子就是唯一的希望,相比他带给自己寂寞孤苦岁月里的温馨和安逸,可能荣耀和前程更重要一些,况且她从才华横逸的儿子身上也看到了一缕迟早会到来的光芒。就这样,她坚决地拒绝了这种“非分”的请求。得到这样的结果,白居易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他也一定告诉了湘灵,并且同时会带给她希望:我会努力的,我仍然会争取的,我绝不放弃。那么,湘灵呢?这个敏感而多情的女子会如何想?她会不会像《孔雀东南飞》里面的刘兰芝那样对爱人的幼稚持以清醒呢?但不论怎样,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她也一定存在着相同的幻想,忐忑不安、忧心忡忡中的幻想。
又过了四年,白居易如愿以偿地在京城做了校书郎,这个时候,真正“而立”的他也有能力将家迁往长安了。迁居就意味着长远的别离,面对固执而倔强母亲,白居易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苦苦地哀求着母亲,希望她能成全他们两个。这种哀求不但没有得到母亲的同意,反而造成母亲的极端恼火,连最后一面也在举家迁离的时候不让他们相见了。
白居易对湘灵的爱情是真挚的,但在孝道大于一切的社会,他不得不遵从母亲的意愿;但诗人也有着他极为倔强的一面,为了最大程度地显示自己的不满和反抗,他同样不惜以违背孝道为手段——这可以说是极大的悖逆了,也可以说是白居易能迈出的最大一步了——他坚决不结婚,不结婚,自然没有名正言顺的后代,没有后代,自然就是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背叛,而毫无疑问,这种背叛暗藏着白居易对母亲的严厉惩罚。
但惩罚归惩罚,对母亲的心愿和性格了解极为清楚的白居易已经深深地认识到,不管这种反抗最终能坚持到什么地步,他与湘灵的结合,注定是无望了。这种绝望是透明的,是深沉的,经常像蚕食桑叶一样咬噬着他的心灵。“佳期与芳岁,牢落两成空”(《感秋怀远》),“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冬至夜怀湘灵》)。美好的期愿最终会成空,像芳华时节的流逝一样毫无办法;美丽的形影再也没办法相见,阻隔的力量强大到令人沮丧的程度。而这个时候,最能代表他情怀的,大概还是那首有名的《寄远》了:
欲忘忘未得,欲去去无由。
两腋不生翅,二毛空满头。
坐看新落叶,行上最高楼。
暝色无边际,茫茫尽眼愁。
母子之间的斗争,到了白居易37岁的时候,有了最后的结局。这个时候的白母已经是风烛残年了,离开人世的日子就近在苍老的手边。她以死相逼,最终逼得白居易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结了婚。元和六年,母亲去世。白居易的母亲最终是以神经失常离世的。是这种病早就潜伏着影响到了白居易的爱情,还是白居易的惩罚最终促使这种病情加深。人死为大,我们就不妄加揣测了。第二年,即使是在守孝的日子里,那个曼妙的形影还出现在诗人的梦里,也形诸他的诗里。令我最为感动的一首《夜雨》,就是在这一年怀念湘灵时写下的: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
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
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
秋天殊未晓,风雨正苍苍。
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
那个人,在遥远的不可触摸的地方;那份情,就埋在深深的肠内。因为“去不得”,“解不得”,所以没有一天不眺望、不怀想的。何况自己是这样的孤独,何况风雨是如此的强大,何况环境是如此地凄凉。也许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之下,只有你能像往日一样带来温馨的慰安,可这又是多么巨大的奢望啊。白居易最后的告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要学习佛法,来忘记前心!
我们知道,学术界,一般以白居易元和十年四十四岁被贬江州时为界来界定他的一生,将他的一生分为似乎毫不关联的两部分。前期兼济天下,儒家思想占据着上峰;后期独善其身,佛老思想后来居上,而且也将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纯粹归于政治。从此诗看,可能就不尽然了。
在白居易的前半生,佛教的思想已经像一脉红线一样若隐若现了,只不过处于人生的上升期,不太显明而已。而从此诗看,他更是鲜明地表达出要学习佛法的意愿,而这个意愿的出发点,并不是消解坎坷仕途中的痛苦,也不是祈求一个幸福的来世,而是想忘却前心。就本诗的主旨而言,毫无疑问,他是想忘记那份刻骨铭心、时刻纠缠自己的情感。所以,完全可以说,白居易最后的归于佛教,或多或少还是与这份爱情有关联的。然而,前心又是怎么可能轻易就能忘记的呢?它是如此深沉,如此炽烈,并不随岁月的流逝而磨损一丝半毫。
也许这一生就这么永远不能相见了,也许符离的告别就是最后的会面,这对于两个人将是怎样的惨痛啊!一个处身京城,生活在尔虞我诈、阴谋诡计之中,每当对目前的生活感到厌倦的时候,总会想到那个清纯而明艳的身影;一个僻居荒远,年复一年地等待,风信子永远不会送来那个人的消息。时光不居,岁月如流,就在那份无尽的牵念中,慢慢地等候着黑暗的降临。两个人,应该都陷入绝望了吧?有时候,绝望也有着它的好处,至少让一个人心中永远地铭记着那个青春亮丽的影子,一个人心中永远地印刻着那个年少才俊的形象。相见不如怀念,美好的东西,就再也不要去触碰它了吧。
可是,命运是如此地会捉摸人,他们居然有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见面。
大唐元和十年,白居易遭遇了他一生最大的转折,无论是仕途上,还是思想上的。基本上顺风顺水的他,被贬谪为江州司马。从翰林学士一下子跌入人生的最低谷,那份凄怆和悲痛是可以想见的,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琵琶行》中的“江州司马青衫湿”,就可以一目了然。一路凄迷、一路悲苦地前行,不料,天意怜人,在半途是遇到了漂泊江湖的湘灵父女。此时的白居易已是四十四岁了,而湘灵也已是四十岁了。当年风姿翩翩的英俊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步履蹒跚;当年的青春少女,如今已是红颜不再,皱纹堆积了。两人相见,前尘昨梦,纷至沓来,相对无语,唯有抱头痛哭:
“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娥减旧容。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
初看,除了对两人形貌的描写,你真看不出来这首诗的深意在哪里,只有最后一句“少年离别老相逢”,虽然是感慨,却只能算是老生常谈。但倘若你用心仔细地去领会,你会止不住你的眼泪。少年离别,是如何的离别?老去相逢,是如何的相逢?那么,中间的岁月呢?它们消失到了哪里?它们是带着什么消失的?在那中间,可有片时对你的忘却?可有想起你来片时的喜悦和幸福?然后,你再来看那个“恨”字,它是多么的痛彻,多么的揪心!聪明的湘灵,很显然地了解白居易这个时候寥落凄凉的处境的;而白居易呢?他会是带着感激,还是酸楚,是带着悲怆,还是欣慰,来面对一个湘灵淡淡地吐出的消息呢?这个消息就是,她守着当初的誓言,至今未嫁。
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相见,境遇本来都非常凄凉,加上对往日情感的感味,更增酸痛。短暂的相见后,一个带着满腔的失意去往贬谪之处,一个则继续前往迷雾的远方。此后,白居易对湘灵更是念念不忘,他一直保存着一双湘灵亲手做就的绣花鞋。这次相见三年以后,在一次翻晒衣物时,他再次看到了那双鞋子。睹物思人,白居易无限伤感,写下了这么一首诗:
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
可嗟复可惜,锦衣绣为里。
况经梅雨后,色黯花草死。
曾以为“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终可以“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此时终于明白,“人不如鞋”,何况人世的风刀霜剑呢!
五十三岁那年,在杭州刺史任满回洛京途中,白居易特意绕道去探访少年时住的老宅。那里印刻着他的恋情,那里曾经见证了他的青春,那里的水曾经照映过那个曼妙的影子,那里的风儿曾经聆听过她美妙的歌唱。可到得彼地,却已是人去楼空。湘灵一家早已搬走,不知去向。从此,她再也没有任何音讯……
后来,他有了流传后世的风流韵事,樊素、小蛮艳绝一时,他不知道她在哪里,是在哪里默默地活着,还是已经死去;后来,他的诗名更加显著,“万众争传新乐府”,诗名盛扬,流播异域,他不知道她在哪里,是在哪里静静地看着斜阳,还是已经死去;后来,他官至太子少傅,位高权重,影响一时,他不知道她在哪里,是在哪里悄悄地看着燕子归家,听着乌鸦啼叫,还是已经死去;后来,他虔诚地信奉佛教,并且还组织了一个学会,他不知道她在哪里,是在哪里缓步前行,风吹动了她的白发,还是已经死去。公元846年,大唐会昌六年的秋天,一代诗豪于洛阳去世,传说离开人世的那一时刻人是超凡清明的,他会不会知道,她到底在哪里,有着怎样的结局呢?
于是,我们听到了《长恨歌》里这样的歌吟:“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我们绝对相信,这样的语句是写给李隆基和杨玉环的,但更是写给湘灵的,写给自己那份刻骨铭心的爱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