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张岱的祖父张汝霖曾经做过一件规模极为宏大的事情。他觉得《韵府群玉》、《五车韵瑞》之类的韵书浅陋单薄，不尽人意，所以，暗自下定决心编辑一部卷帙浩繁的名为《韵山》的韵书。这部书也被他几乎完成了。张岱最后观察书稿时，只见每一页上蝇头小字都是密密麻麻，墨迹沾满了残损的纸张。分类组合后，砖块那么厚的稿子居然多达三百余本。这部巨著内容极其丰富，张岱觉得，就其总量来说，相当于当时读书人奉为圭臬的《韵府群玉》、《五车韵瑞》的千百倍。
但这部著作最终却无疾而终，没有面世。原因是张汝霖在即将付梓装帧的时候，偶然发现与官修的《永乐大典》正相类似，而且还有不少逊色的地方。自己孜孜不倦、焚膏继晷所做的事情，前人却早已完成。只是信息闭塞，自己不知罢了。于是，他废然长叹，停止了一切工作。
张汝霖为了这本《韵山》，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时间上，他前后花费了三十年。这三十年里，他真是勤奋不辍，坚持不懈。他得过眼病，视力很差。写字的时候，俯得很低，在别人看来，就像把头颅和眼睛埋到了纸堆里。每到天晚，他就拿着书走出门外，先是就着昏暗的天光阅读，等天黑了，就在院子中点起蜡烛。烛光照不清文字的时候，他就靠着一个案几带着书凑近灯去看，烛光摇曳不定，他也随之而动。每每到半夜还不休息，并乐此不疲。如此勤苦地花费了三十年工夫而最终一切成果只赢得一声叹息，不要说是张岱感到极为可惜，就是后世读者，也为他感到不值。
无独有偶，钱穆在追忆到他的祖父钱鞠如的时候，也谈到一件性质颇为相似的事情。与张汝霖相比，钱鞠如不是著书，而是抄书。他抄的是《五经》，全书用的是上等白色的宣纸，字体大小有点类似于《四库全书》上的文字。从头到尾，用的都是正楷，每个字都写得一丝不苟，无论是字体，还是墨色，都前后一致，就像在同一天完成的一样。
钱鞠如为了抄《五经》，也可以说是费时费力，饱受辛劳。他的身体不好，从中年时起就体弱多病，这部书抄完不久，他就去世了，只活了三十七岁。他同样患有眼病，在抄到艰难时，他还是一味坚持，所以几乎是一边流泪一边抄，一边抄一边流泪。钱穆后来看这部书的后半部时，只见纸页上都沾有眼泪痕迹，而且十分明显，越到后面，泪痕越多。那么，钱鞠如花费了如此心血抄录的《五经》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不要说他人，就是他的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的孙子钱穆，也是“不能读五经白文”，只是经常展开纸页看着泪痕怀念祖父而已。
毫无疑问，不仅仅是读书写作，其他各种性质的追求落得如此结局的，更是不胜枚举。看看古今中外，稍一检索搜寻或者略加观察思考，我们会发现一种令人黯然神伤的现象：我们无数的人，死去的，活着的，都在一种看似盲目的力量的推动下耗时费力地做着注定不会成功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耗费了最宝贵的生命时光，耗尽了一个人有限的精力，损坏了这个人的健康，影响了这个人的其他层面的生活，使他失去了享受更多美好的机会，遏制了他在其他方向的寻求和追索，最终却落得一事无成。苍颜白发、疾病缠身、老态龙钟、风中残烛的时候回望，一个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摆放在他的面前，逼着他去正视，去回答：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付出，到底值，还是不值？
值与不值，是个相对而言的问题。它并没有一定的答案。对于一个人觉得值的事情，别人却未必觉得值；同样，对于别人觉得值的事情，自己却未必觉得值。但无论如何，在同样的文化、心理、社会背景之下，值与不值，还是存在一个基本的为众人所认同许可的衡量标准的。这个标准，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变化。比如，在我国古代，基本上可以说，凡是关乎能够帮助一个读书人“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事情，就是值得的；凡是与之悖逆使其逐渐地远离了这个目标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不值得的。与之交互渗透的，就是名，还有利。一个人，恒兀兀以穷年，皓首穷经也好，跃马疆场也好，仗剑江湖也好，寻章摘句也好，为的就是这些。如果毕生从事、追求一件事情，能够为自己博得、赢取到这些，就是值得的；相反，则是不值得的——你的付出，并没有为你赢来你所期许的东西，而这种期许，不仅仅与你个人有关，也与整个社会对你的评价有关。
所以，如果站在一个旁观的评价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张汝霖，还是钱鞠如，他们都不值得。他们呕心沥血所做的事情，既没有为他们挣得名，也没有为他们夺得利。说到底，他们的努力在这个宏大的空间和绵远的时间组成的世界里，没有激起一点浪花，没有获得一点效应。也就是说，他们的辛劳艰苦，对于由无数人构成的这个人间没有产生价值。
这就是我们对于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而且越到后来，越到今天，我们的这个标准越得到不断的强化。我们已经习惯于站在社会、族群、他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浑然忘却了最为重要的一点：生活，首先是个人的事情；抉择，首先是个人的事情；奋斗与努力，也首先是个人的事情；值与不值，更首先是个人的事情。自己的生命如果要盖棺定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评判者，最终是自己，是自己的心灵。哪怕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个失败者，只要我不认可，那么，一切负面的评价也就对我失去了意义。相反，就像萨特，可谓功成名就，爱情也特别如意，可在他临终的时候，却觉得“上天给了我需要的一切，但我却觉得这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那就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完全成功的了。
那么，作为个体存在的自己，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呢？一个智性、感性的人，一个被文化熏陶塑铸了的人，一个有着基本的生命意识的人，会很容易感受到生命的空虚和无聊，也很容易产生精神层面上的追求来慰安自己的慌乱和匆促，苦闷和忧伤，无奈和惆怅，疲惫和厌倦。其实，宗教的产生，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使人有终极的信仰和追求，以摆脱忧苦，以摆脱与生俱来的对于生老病死的担惧。那么，如果没有宗教的安慰呢？按照传统的儒家的思想，那就只有自己来安慰自己了。自己安慰自己的最佳手段是什么？就是自强不息地做一些有益于个人继而有益于宗族、家国的事情。这中间，毫无疑问，有益于个人，是第一位的。所以，传统的评判标准是“为己之学”，是为了个人精神丰盈的学习，是为了个人不再忧伤的付出，是为了个人充实饱满的努力。无论是做什么，写作也好，旅游也好，摄影也好，书法也好，瑜珈也好，音乐也好，绘画也好，在被传统思想消解后，它们的作用都指向这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是有益于身心的事情，你日高日远地去做了，它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区别只在于，你是专注，还是浮躁；你是潜心，还是应付。而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像张汝霖，像钱鞠如，他们在做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是专注的，是潜心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生死两忘，他们宁凝专一，他们获得了自己最需要的东西。那么，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于自己，就具备了无上的价值。至于对外界评价而言的结果，则是次之又次的了。
同时，这中间还存在一个领悟和超越的问题。有人将此，归结为人生幸福的最为重要的元素。原地踏步是感受不到那种创造的乐趣的，只有不断地掘进和前行，才能使这个人的兴趣一直保持下去，才能让他体会到日胜一日的无上喜悦。生命，因重复而厌倦。而无论是领悟也好，超越也好，感受最深的，只有自己。所以，最近流行的一句话很有道理：凡是能从网上查寻到的东西，都是价值不高的。这种观念，就是建立在自我感悟领会的基础上的。而尼采，在看透了人生的本质之后，也把艺术上的创造作为安慰注定虚空的人生的重要手段。要达到这一目的，那必须得付出汗水和努力。这样，智慧的付出也好，身体的付出也好，都是为了心灵。你看看张汝霖勤奋的样子，看看钱鞠如用功的样子，那是多么地辛苦，多么地操劳，可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张汝霖的不断阅读查寻，钱鞠如的一笔不苟且——落实了创造的内涵，而自身也在一丝一毫地超越，每一天总有些新鲜的东西像甘露一般滴到心湖里，这对于自己唯一一次的生命，就是莫大的安慰了。正是如此性质的努力，使自己摆脱了西西弗斯一般的循环往复，而拥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决心。
于是，我们就得出一个本来鲜明而被世俗的眼光扭曲了的答案：能够自我安慰的，能够帮助自己涉过生命的空虚之河的，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得到不断地提升的，就是有价值的。而这些有价值的事情，只要去做，只要在过程中体现出它的意义，只要达到了尊重生命本身需求的目的，就是成功的。换一个说法，那些在生命的无聊的日子里安慰了我们的东西，那些帮助我们走好了生命的过程的东西，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是无价的。哪怕它最终不成功，也不能以失败来命名。
其实，如果按照佛道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所谓的一切成功，都是不成功的。你拥有无数的钱财又能如何？你拥有无上的名誉又能如何？面临死亡的最终结局，你什么也带不走；你消亡之后，所有的名声对于你也不再有任何意义。但如果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看，钱穆说得好，我们这个民族却格外尊重那些“失败”了的人。比如诸葛亮，比如岳飞。这中间的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他们面对必然会“失败”的人生，问心无愧、扪心自问地努力了，他们用悲壮和伟大诠释了一个道理：哪怕最终结果就摆在那儿，但我并不放弃，我对得起自己的生命，是我的生命本能召唤我这样做的，与他人无关。这是对人之为人的尊严的呵护，是对自我心性的尊重。
你看，你写作多么辛苦啊，多么劳累啊，但却不一定能发表，更莫说为你赢得名与利，但写作的无上乐趣——精神层面上的，却成全了你，呵护了你，佑助了你，这是名与利不能提供于你的。你看，你钻研摄影多么惶恐啊，有那么多的名词术语，有那么多的手法技巧，有那么多的名家名作，你能指望它获得外在于你的什么呢？如果一心驰骛于外，一个人也就很容易走向惶惑和茫然了，紧随而来的，往往是看不到前途的放弃。但如果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出发，就不是这样了。一朵花，一丛草，一襟斜阳，一汪碧水，在你专心致志地选择角度来抓取时，它们就是一切，使你心灵丰富凝定的一切。而那中间暗含的温暖，则是赖以躲避人世寒冷的光亮和炉火。
真的很可惜，这么多年来，就我所见，放弃的人却占据了绝大多数。爱好诗歌的，看到读者寥寥，没有回声，就置笔不写了；爱好唱歌的，看到不能出名，不能带来现实利益，就辍而不学了。这是没有从根本上理解这些爱好的真正意义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同样有许多人，写了首诗，就猴子献宝一样通过各种媒介乞求众人的阅读；能唱支歌，就卖弄歌喉来博得大家的掌声和喝彩。那么，如果得不到呢？就充满了失意失落。这都是心向外的表现。只有那些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清做事的终极价值，并且具备绝大勇气的人，才能一直坚守那份热爱，并且为它在心灵深处找到可供安放的土壤，并且让那土壤开出花来作为午夜静静观赏时感到生命美好的凭借。
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名与利，在生命的本质需要面前，何有于我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