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最近，《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逝世成为了热点，朋友圈很多人发推悼念，报刊杂志也发了不少相关文章。我对沈公知之甚少，只是在写毕业论文时，看到过相关资料，仅知道他曾随文化部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但因为出身好（工人），加上其从小形成的“圆滑世故”和善于察言观色本领，在干校备受优待，没有像其他文人一样干苦力、受折磨。因为他在干校的事迹太一般，在找论文素材时直接被我忽略了。
为了蹭个热点，买了他的几本书，然后忙中偷闲，囫囵吞枣地看完了他的自传《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果要拍成一部励志纪录片或者电影，沈公的经历，无疑是最好的脚本。他从一个旧社会边缘人物杂役、学徒，通过勤奋努力，一步一步成长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新青年，然后靠着自学，精通英语、俄语甚至法语，凭借着在上海滩讨生活学到的处世本领，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鲜受冲击，并成为文化界的红人，改革开放伊始便被任命为三联书店总经理。因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书籍、高质量地复刊了《读书》杂志，他也成为八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偶像。
读书人或者文化人最厉害之处是能通过现象看到本质，草摇叶响知鹿过，遇到事情能够预测未来发展趋势，读史明智大概也是这个道理。比如，他知道，wenge整人不会是主流，让他揭发他的老领导王子野，他上纲上线地控诉老领导脱离群众，不在单位吃饭，每顿饭都回家吃，于是轻松过关，而那些违背良知，大放厥词，把私人矛盾当作阶级矛盾进行人身攻击的人，最终都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周一良、郭沫若等莫不如是。再比如，他洞察到，wenge中，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自己个人利益而努力的，口号叫得越响的人，谋私利的欲望越厉害，所以他说，人还是要有主见，不能太相信领袖、相信组织，他让他自己女儿从小就读外国语学校，这和当前庙堂之高的境况何其相似，这是否对当前社会的改造具有借鉴意义？
有意思的是，他本是文化人，是以笔为生的，与其他著作等身的文人相比，他的作品显然太少，他直言，所有的文字都可以当作“呈堂证供”的，不写、少写是保全自己最安全的方式。正是这种原因，很多有价值的史料没有流传下来，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文人相轻大概是文化人尤其是作家群体的通病，沈公自然也未逃脱。他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对自己的老领导范用先生表达不满，“我们的不少革命前辈，是在用专政的办法争取民主。他们对外力争民主，对内心却一味地实行独裁。”甚至还有比这更重的话，但我笔写我心，如果自己的文章表达不出真实的想法，文章也失去了生命力。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在三联出版不了，但这也正展现出那一辈文化人的傲骨。
碰巧看到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说沈先生的著作之所以没有在三联出版，是因为他的很多文章主观性太强，一些回忆与事实有差距，但他拒绝修改，所以最后只能在海豚出版社出版，这个局面一方面让人唏嘘不已，另一方面又让人看到了文人的那种“轴”，那种“我就是我”的文人风范。
我虽然对《读书》杂志并不是很了解，但可以体会到，在当年思想还未全完解放的情况下，冒着风险发行出版这本杂志，是需要有一定的担当和转圜精神的，制度的壁垒、市场的考量、领导意见……他作为具体操盘手，各方都不能得罪，确实有一种在鸡蛋上跳舞的感觉。当然这也正好给予了他施展才情和睿智的最佳舞台。正如因为列宁批判考茨基的时候，指出考茨基之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无非是“跪着造反”。他用“跪着造反”的做法，把出版社经营地有声有色，把杂志搞得声名远扬，成为八九十年代文化界的一大奇迹。
黄嘉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