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记忆

昆明，是一座记忆之城。

如果不是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这座西南边陲的小城根本不可能吸引如此众多的目光。百度上搜索关键字昆明，跳出来的总有西南联大，这所近代史上最简陋却也是最著名的学校成了这座城的回忆，当然，还有震耳欲聋的炮弹炸裂和撕心裂肺的哭喊，那是一个时代的BGM（背景音乐）。

交三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据徐振环老人回忆，那天天空晴朗，已进入冬季，夜里又下了霜，一早起来便觉得有些干巴巴的冷。上午九点多钟，根本没听见警报响，日本飞机是说来就来，有10架，突然出现在昆明上空。来了不仅狂丢炸弹，还用机枪扫射，见人就拼命扫呀！……九点多正是人口最密集、道路最拥挤的时候。交三桥上的路面本来就狭窄，又是太和街、环城路、小猪场三条街道的交汇处，跑警报的人涌如潮水，根本无法躲避，顿时人肉横飞，血光四溅，整整半座城，成了日机狂轰暴扫的流动打靶场……其实，那天警报是拉响了的，只是拉迟了，一拉就是紧急警报，但为时已晚，敌机已飞临昆明城。这10架三菱双引擎轰炸机，见巫家坝机场停放着的一架欧亚公司的客机，正临时起飞逃往金殿方向，便穷追不舍。追至大东门一带时，忽见两辆美军十轮卡车拋锚停在交三桥上，狂奔逃命的数千市民，被死死阻塞于桥头和大东门城门洞前，于是灭绝人性地俯冲朝着无辜平民投弹扫射，之后，又追至小坝将客机击落。

据时任警局警员的黄秉新先生回忆，“敌机像野兽般的来回俯冲扫射毫无隐蔽的人群，顿时死伤竟达百余人，有的肢体、衣物被炸飞挂在路旁树枝上，附近的水沟里一片红色，真是血流成河，令人惨不忍睹。”（《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抗战时期日机轰炸昆明的一次亲历记》）日机离开后，徐振环曾随大娃娃跑去看，只见到处躺着一排排被赶来的救护队收敛的尸体，交三桥侧的桥墩栏杆、城墙的墙壁上、路旁的杨草果树、电线杆上，糊满或悬挂着遇难者的碎衣、烂肉、断肢及内脏……桥下的盘龙江里，水面上还漂浮着血衣……徐振环老人说，一位金店老板遇难时，随身携带的金手镯、金戒指被炸得满天乱飞，引起一些人哄抢。据说一个抢金人于抓到的当天就被枪毙了。

同一座城，同一段岁月。西南联大昆明校区。

据汪曾祺回忆，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开头只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人的印象颇深。他讲一学期《文选》，到底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

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

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月旦，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啰嗦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地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地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

汪曾祺自称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他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他听到墙外有一派细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但他说，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

昆明的记忆，属于民国。

那是个最坏的时代，灵与肉在弹火中横飞；那也是个最好的时代，生命没有羁绊，以一种近乎原始的方式恣意地伸展。

在安宁中长大的我们，不用像那一辈人般在空袭警报中瑟瑟发抖，也不用直面血淋淋的断肢残尸，当然也因此而注定平庸，不得不在既定的规则和体系内小心翼翼按部就班地行走。幸乎？不幸乎？

一个时代的命运，其实很难被另一个时代真正理解，用幸或不幸来定义更是简单粗暴。然而，历史学家总喜欢纲举目张地把几百年的故事用极短的篇幅概括，并且依了自己的性子定义中心思想。历史著述中最少见的是细节，那些细到神态动作对话的描写，如果有也大多是臆想的杜撰。不能不说这是个大遗憾。要知道，只有不带任何判断的细节描述才是真正的客观公平。后人基于这些细节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总有人义愤填膺，亦会有人惺惺相惜。

可惜八十年前的那个民国时代已经随着一代人的逝去隐没在历史的迷雾中了，不过我们仍有现在。只是，会有谁记录下这活色生香里事无巨细的真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