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清明去崇明踏青，与久居乡间的姐姐姐夫吃饭，聊起乡下置业的话题。忽然想起一个人来，王时敏。
玩古玩字画的大都知道此人，网上也有他作品的竞拍信息，价格不菲。百度百科中他的介绍是这样的：王时敏（1592-1680年），本名王赞虞，字逊之，号烟客，又号偶谐道人，晚号西庐老人，南直隶苏州府太仓人，明末清初画家，大学士王锡爵之孙，翰林编修王衡之子，“四王”第一代人。
王时敏擅长山水，就是那种层峦叠嶂曲水通幽的画风。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时任首辅。明朝没有宰相，首辅就相当于此位，也正因此王时敏才有了董其昌这位良师。王家的大学士府在太仓，另有多处园林。
江南自古多富户，明朝崇祯晚年，同样是大学士的钱士升曾说过：“就江南论之，富家数亩以对，百计者十六七，千计者十三四，万计者千百中一二耳。”那么，王家有田业多少呢？据考证，五千亩不止。所以王家之地位虽不及千中一二，百里挑一肯定是当之无愧的。
江南富户好园林，王时敏曾在《乐郊园分业记》中提及东园的改建：“适云间张南垣至，其巧艺直夺天工…吾时正年少，肠肥脑满，未追长虑，遂不借倾囊听之。………庚申（万历四十八年）经始，中间改作者再四，凡数年而后成……不惟大减资产，心力亦为弹瘁…”东园的改建于崇祯七年（1634）落成，十余年中，费以累万。可惜东园现在找不到了，不过太仓还有个南园，也是王时敏整修扩建的，可以去逛逛。
照理说，有那么多田地且雅趣十足的王先生该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可惜，乱世来了。1645年6月，清军南下，当时吴郡（今苏州）八邑，只有太仓州和崇明县没有遭到屠城。《吴梅村年谱》顺治二年条记载：“七月初四屠嘉定，初六屠昆，十二日屠常熟，吴郡县七州一，崇明悬处海外，六邑五受伤夷，惟一州为鲁灵光之独存。”
为何有这么惨烈的屠城？答案真叫人悲叹：因为头发！
汉族自古蓄发，《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人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但满族男子是把前颅剃光的，只在后脑编一条长辫。1645年6月多尔衮重申“剃发令”。汉人于是奋起反抗，“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最悲壮的要数“江阴八十一日”。是年闰6月2日，江阴人举义，誓死捍卫颅上青丝。他们坚守城池81天。城破，清兵连杀10日，直到满城杀尽。17万多人，仅有53名老小幸免。
江阴杀得血流成河的时候，太仓的乡绅们也在商议。乡绅是当时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他们虽非官，却比官更有话语权。以太常公王时敏为首的太仓乡绅在明伦堂商议数昼夜，“拒之百姓屠戮，迎之有负先帝之恩”，真是进退两难。汪曾武在《外家纪闻》里记录了当时的纠结：“太常知时势之不可回，涕泣语众曰：‘余国大臣之后，死已恨晚。嘉定屠城，前车之鉴，吾宁失一人之节，以救合城百姓。’梅村相与大哭，声震数里，众亦感泣。议遂定，而清军已至。遂与父老出城迎降，至今西门吊桥，顺公迎恩。”据载，那日打开城门时，这些明朝的夫子们可都是自行剃了发的。
气节向来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以王时敏一直到死都对降清之举耿耿于怀，倒是乡邻们并不因此看轻他。乡邻们大多没读过书，很难对气节有辩证的解读，因而他们的大度宽容很可能是因为王时敏的人品不错。之所以这么说，就因为王财主坐拥五千亩田业却安然躲过了“江南奴变”之劫，着实不易。
明朝允许蓄奴，“一条鞭法”后，沉重的赋税使得一大批农民自愿卖身为奴，依附世族大家。到了明代中期，“吴中仕宦之家，奴有至一二千者”。家奴不同于奴隶，可以有自己的财产，有些家奴会用以赎身，但更多的还是安于被庇护的生活。当然，这并不代表家奴与主家间就和平共处了，因财产引发的纠纷并不少见。
万历年间曾有“民抄董宦”一事。王时敏的恩师董其昌拥有多房妻妾。据说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六十岁的董其昌又看中了陆家佃户的女儿绿英，他的二个儿子带人强抢了绿英给老子做小妾。
时有说唱先生范昶，将此编为唱词，大街小巷流传。董其昌甚为气恼，得知后派人将范昶整治。不久范昶暴病而亡，范母认为儿子是董家迫害致死，于是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董家当然对这种行为进行回击，据说把这些哭闹的妇女关进隔壁庵中剥掉裤子进行凌辱。后来，范家一纸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这便是著名的“剥裤捣阴案”。
此案一发，群情激愤。书香门第的董家难道真这么不顾廉耻地下作？还是我们所看到的文献记载只是一面之词？这着实是另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限于篇幅，现在先姑且不论其真假，只看影响吧。照理说，以董其昌的名声和影响力，这么件事也不至于闹得惊天动地，然而不曾想，这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董家素来在当地“敢做敢为”。富户陆家有个家奴陈明，因与主家交恶逃至董家，不料董其昌的儿子董祖常对其非常宠幸，全然不顾陆家主人的面子。比起“剥裤捣阴案”，这行为显然上不了官府。但正是这一行为让董家变成了“害群之马”，因为它触犯了同一乡绅阶层的利益，于是，一场众人打董的运动展开了。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 年）春，民抄董宦如火如荼，当时有歌谣这样唱道“若要柴米强（强，吴语，便宜之意），先杀董其昌”。可怜董家“四宅焚如，家资若扫”（《民抄董宦事实》），数百间楼宇亭台尽被付之一炬，大火彻夜不止。有庙宇正殿上“大雄宝殿”的大匾落款是“董其昌书”，民众闹得兴起，纷纷用砖砸去，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了下来。
民抄董宦那年王时敏二十四岁，据说当时正出任尚宝丞，就是管理皇帝玺印的官，不知可有收留过逃难的老师董其昌。如果说这是董其昌自己行为不当引发的小范围事件，不具代表性，那1645年的“江南奴变”就令人唏嘘了。弹指三十载，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中元节，江阴城内奴仆暴动，许多富户的房屋被烧毁，田契被撕毁，地主被杀死。
徐亮工（？—1645），徐霞客孙子，不幸于顺治二年（1645）七月十五日遭“奴变”。亮工被杀，宅院被烧，《滇游日记》卷一也被烧毁。当时居无锡北乡的计六奇记录：（清兵）攻城急时，乡民为奴仆者，勾结数百千人，问本主索文书，稍迟则杀之，焚其室庐……阳祁徐亮工，崇祯庚辰进士，被仆杀死，妻与三子诸生俱遇害，独季子汝聪遁免。
1645年7月的江阴城，正是那血雨腥风的“八十一日”。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民族大义中，历史隐匿了财主与家奴的恩怨情仇。不知为何，我忽然想起了《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凌厉的眼神。
扯远了，继续聊王时敏。逃过屠城又避过奴变的王时敏想明白了：生命苦短，及时行乐。他把家分了分，让已成人的五个儿子自立门户，自己则避居西郊，安度晚年。他为自己造了个宅子，“秋间兴筑始起，嗣后日积月累，至四五千金，垒石穿池，亭台竹树，颇堪游赏”。大灾过后还能有四五千金造园子，王老先生的确是乱世中的“得大幸”者了。顺治四年（1646年），他写信给城中儿子说：“我投老村坞，经年不入城市，岂非至乐。长夏避暑渔庄，一日竟画十幅。”
要是岁月一直这么静好下去倒也罢了，可惜天总不遂人愿，米价跌了。江南大儒陆世仪（1611 – 1672）录述：“岂知吴中米价，顺治三、四年腾涌，至四两，八、九年中间尚粜一两四、五钱，十二、三年则止八、九钱，今则每年皆五、六钱矣。”这本不奇怪，乱世年月人人忙着逃难，作为刚性需求的米粮自然最贵。世道太平后，产量提高，吃的花样经也多起来，对米的需求降低，供求关系明显翻转，价格不落才怪。
但这样一来可就苦了以米为生的王家。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米贱影响收入的时候，税负却加重了。“苏湖熟，天下足”，江南历来是朝廷税收重地。清朝初期，战事不断，江南地区的税负竟比明朝更为严苛。顺治十五年（1658年），朝廷规定，欠税40%以下，就要剥夺功名，责打20大板。欠税越多，责罚越重。朝廷还发布了一道谕旨，要求地方督抚，撕破脸皮，不讲情面，彻底清查，如果继续包庇欠税缙绅，就要以渎职罪论处。
江南士绅自明末以来就有抗粮的旧习，收成不好更是阳奉阴违得厉害，一开始，大家谁也没把朝廷的规定当回事。不巧的是，顺治十六年（1659年），来了位“铁腕巡抚”朱国治。朱国治不讲情面，尤其对读书人。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下令，拖欠赋税的举人秀才全部除名，欠赋官员也统统降职调用。令下仅一天，江苏巡抚朱国治就将一万多名士子列入拖欠赋税者名单。探花叶方蔼所欠税折合银子只有一厘，合铜钱不过一文，也被降职调用。民间由此有了“探花不值一文钱”调侃。
那一年，王时敏正好七十，家财早被耗空，想卖田维持，可顺治末年的田价，竟与明末乱世时相差无几。税负按田产计算，但田里出的米又卖不了多少钱，所以在时人眼里田地早成了祸根。王时敏在《西庐家书》中忧心忡忡地说：“稻租则处处十分丰熟，但米溅太甚，糙者四钱余，上白仅可六钱，田主与佃农俱困，若再以白折，则死无日矣，奈何奈何。”好在王时敏还有些家藏名画，得以变卖了应付。爱画如命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悲叹：“今以势迫割弃，阿堵用之立尽，性命一去不可复得，巡迥心腑，能不怆然。”
原以为乱世难熬，没料想却是盛世难过，真是造化弄人！
饭罢，绕着湖边散步。崇明森林公园附近有片林子，几百株笔直高大的水杉，密密匝匝。水杉好水，故林下是片湿地。杂草丛生，开着大片紫色的小花。念及当年此岛因“悬处海外”未遭屠城，真是大幸，如今它似乎也正因独特的地理位置躲过了高速发展的蹂躏，保留了自然的野趣。
黄昏倦鸟投林，叽叽喳喳地呼朋引伴，煞是热闹。木栈道弯弯曲曲地延伸至密林深处，晚霞正迅速地黯淡下去，这个清明快要过完了，就像400年前的那个时代一样，终将隐匿在历史深处，等着几百年后的有缘人来唏嘘了。
想起来，水杉的大面积推广成因于1942年的那棵水杉“活化石”的发现，在湖北市利川县谋道溪，据测距今已五百多年。那正是王时敏的年代，也许当年，王家的庭院里也有那么几棵挺拔的水杉吧，忽然很想去看看，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