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读唐诗不难发现，诗人们心中都有个情结：五陵少年。他们风流倜傥，挥金如土，性情豪爽，简直就是标准的“高富帅”。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 李白 《少年行》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 杜甫 《秋兴八首》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 白居易 《琵琶行》
五陵，指的是西汉时期的五座帝陵：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汉惠帝刘盈的安陵、汉景帝刘启的阳陵、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和汉昭帝刘弗陵的平陵。其实沿郑国渠的汉帝陵有九座，为何单这五座令人念念不忘呢，原因就在于它们边上的陵邑。
陵邑制度的起源于秦朝。《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曰：“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明（显明），岂况筑郭邑，建都郛哉（dōu fú城郭）。”《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十六年，“秦置丽邑”，三十五年“因徙三万家丽邑（即骊邑，今陕西临潼县，秦陵所在地），五万家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在西安西北，秦代林光宫汉代甘泉宫所在地），皆复不事十岁（免除十年徭役）。”
西汉传承发展了陵邑制度。《三辅黄图》云：“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万年邑，置长丞也。”汉帝之所以建陵邑，除了想有人看护自己的墓地，还有更深层的考虑。有个谋士叫娄敬，曾对汉高祖刘邦说过这样一段话：“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所以置陵邑也是为了扩充国力，在长安城北增强军备的考虑。
据西汉末年的人口记录：长安所辖：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长陵邑所辖：户五万五十七，口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茂陵邑所辖：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迁居茂陵邑的人里，有文学家司马相如，儒学思想家董仲舒，丞相公孙弘，史学家司马迁等等。陵邑的人口堪比长安，打个比方，就像现在的新区新城。
不过，迁去陵邑是要有一定资格的。《汉旧仪》：“太上皇万年邑千户。徙天下民赀三百万以上（赀，同“资”，资产），与田宅，守陵。”《汉书•武帝纪》：“元朔二年夏天，迁徙郡、国中豪杰及赀三百万以上者于茂陵。”《汉书•宣帝纪》：本始元年正月，募郡国吏民中赀百万以上的迁徙平陵。《汉书•成帝纪》：鸿嘉二年夏，“迁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
资产过百万，是个啥概念呢？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墓主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汉武帝之孙，曾被扶上帝位，但27天后即遭废黜，成为西汉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被废后，先贬山东昌邑，再贬江西海昏。2015年11月从他的墓中出土了10余吨近200万枚的五铢钱，据说相当于今天的100多万元人民币。如果按此推算，那赀三百万以上的绝对是有钱人家了。《盐铁论·复古》中记载：“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这些富商“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汉代实行里坊制。把全城分割为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环以高墙，设里门，由吏卒管理）。
五陵少年，指的就是居住在长陵邑、安陵邑、阳陵邑、茂陵邑和平陵邑里的公子哥们。迁入五陵的都是豪强大户，难怪五陵少年成了“高富帅”的代表。然而让大诗人们心有戚戚焉的，应该不是五陵少年的家底，而是他们身上的“侠气”。
少年初拜大长秋，半醉垂鞭见列侯。马上抱鸡三市斗，袖中携剑五陵游。
—— 于鹄《公子行》
五陵豪侠笑为儒，将为儒生只读书。看取不成投笔后，谢安功业复何如。
—— 崔涂《东晋》
游侠是从战国时期出现的，当时主要是刺客。战国四公子门客三千，其中有游侠也有游士。这些人只忠于自己的恩主，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了报答恩主的知遇之恩，哪怕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都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甚至不惜以命相搏。比如荆轲、秦舞阳之类，都是游侠。《史记》专门有《游侠列传》，描写了这个从战国到秦朝都非常受人追捧拥戴的群体。
游侠虽然“信守然诺，万死不辞”，但所忠的不一定是国家，相反，他们靠私人武力或财力打抱不平时还会用些违背国家律法的手段。游侠之“游”，不仅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也游离于国家管理之外。自古以来，私人过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都会触犯帝王的大忌。哪怕是拼性命为帝王打下江山的大功臣，都难免因为功高震主惹来杀身之祸，何况这些没有任何头衔的平民。汉代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对游侠的管束也越来越严厉。
《史记》里记载了汉武帝时期，游侠郭解的迁茂陵之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馀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解兄子断杨掾头。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
郭解是汉武帝时期名噪一时的大侠。元朔二年，朝廷要各郡国的豪富人家迁往茂陵。郭解家贫，其实并不符合资财三百万的迁转标准，但迁移名单中却有郭解的名字。当时卫青将军替郭解向汉武帝说好话：“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但汉武帝却回答：“一个百姓，竟能使将军替他说话，这就可见他家不穷。”郭解于是被迁徙到茂陵。人们为郭解送行共出钱一千余万。郭解并不喜欢迁徙，得知是杨季主的儿子提名的，郭解哥哥的儿子就砍掉了杨季主的头。杨季主家不服，上访，又被人杀了。于是，汉武帝怒了，终于下令逮捕郭解，满族抄斩。
因迁陵而最终引来杀生之祸，想来郭解自己也是意料不到的吧。但汉武帝杀得了郭解，却灭不了众人的侠义之心。正如任继愈老先生在谈论西南联大时提到的中华文明的两个独特性：一是重“统一”，一是重“气节”。
中国历史上战争频繁，好几次天下大乱，中央政府几度荡然无存。然而仿佛受着某个无形法则的左右，每个历史阶段最终都会有一个英雄人物站出来，再次一统中国，亘古不变。正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开篇中说的那样：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而在这些分分合合的历史时代中，气节，始终是贯穿其中的精髓。自古以来，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但屈服于“成者为王败者寇”的行为总让人不齿其奴性，反倒是那些不惜性命忠于承诺的义士令人敬佩。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的本领），羞伐其德（羞于吹嘘自己的贤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不知大汉王朝的五陵少年中有多少是值得这样被称赞的，估计也不多，毕竟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大多是享乐型的。但也许，在他们挥金如土的奢靡中，有那么一些些行为挟裹了侠义之风，于是便被世人称颂，几百年后，让大唐王朝的才子们情结深种，心念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