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文明，即人类创造的总称，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就像造物主不会造出两片相同的叶子一样，人类也不会创造出两个一模一样的文明。“中”与“西”之间的文明比较，如果事无巨细一一道来，怕是到现在这本书都未必写的完吧。所以只能挑主要的说说。书里的“中”，说的只是汉地的主流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一套体系；“西”，说的是欧洲主要列国，是经由希腊文明罗马帝国传承下来的一套体系。
文明的形成主要是历史的积淀，所以整本书从“现代人种”的出现开始，将上万年的时光如画卷般慢慢铺陈，细细讲述大事小情背后“中”“西”文明各自的渊源。然而，亦只是铺陈而已。历史总有那么几段关键的混乱期，如同宇宙大爆炸初时的混沌期，一切皆无定数，一切皆有可能。但冥冥中却似有定数，“中”与“西”总是会选择不同的走向。譬如在谈到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各地王侯割据时，书里同时列出了五胡乱华时代的十六国，虽然都是一样的地方割据混乱无主，但许先生却说它们很不一样，“五胡十六国都想要取得全中国，他们自称帝号，目的是整合中国的天下，而这些欧洲蛮族国家却是各自为政，互不干涉”。最后，“西”的部落国转变为近代民族国家，列国体制随之形成；而“中”却慢慢整合成了隋唐帝国，集体领导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延续至今。这个影响了后世千百年的选择真的只如许先生说的这般轻巧，全是因了野心大小的差异吗？不尽然吧。
曾与一个娶了中国太太的意大利同事聊天，他大惊小怪地叙说太太一家人对他的态度。“你知道吗？一开始她们简直把我当求职者，一轮一轮的面试！先是她爸妈，然后是她阿姨舅舅，还有叔叔姑姑！而且什么都问，我的家人我的经历我的健康甚至我的收入还有我以前交没交过女朋友，简直是——变态！”“很正常啊，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一个中国男同事不以为然地插嘴。“好吧，”意大利男人叹了口气，忽然又变得开心起来，“不过一旦她们审查完毕，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对我——简直是——无条件的付出！”我这才惊觉，我们习以为常的亲子关系，原来在欧洲人眼里竟是这么的不可理喻。我们习惯于全盘掌控孩子的一切，毫无隐私，当然也会无所保留地为其付出一切。孩子于父母而言，是自己的，是“内”，与“外”人截然不同。这个原则也总是在不自觉间被应用到了与人的相处上，尽管程度略有差异。高高在上的，总习惯建立一个体制，在体制“内”全盘掌控一切，没有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当然体制内的属下也可以享受很多“外”人无法享受的特殊待遇。我们不习惯“内”“外”无差别对待，就像研究中西方信任差异的学说指出的那样，西方普遍主义信任是基于契约的理性主义信任，而华人则强烈地倾向通过身份建立起来的信任。这决定了中国人的信任强度要大于西方人，但信任半径却小于西方。
扯远了，回来说书。许先生并没有探讨“中”“西”民众在历史关键期所做出的选择背后隐匿的心理偏好，更没有深究这些偏好形成的原因，他只是展开了历史画卷，带我们穿行于“中”“西”两地，走马观花般地看了一万年。当然心理学社会学原非此书主旨，也不是许先生的擅长。术有专攻，许先生想让我们看的，应该是所谓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溯上万年的光阴，看看最初的冰溜子是怎样冻住的。
现在的“中”“西”，就人种而言，都是“现代人种”的一部分。当时有很多人种，“现代人种”只是其中之一。在那个时候，人类掌握的工具杀伤力并不强，不足以让另一个人种遭受灭顶之灾。所以，“现代人种”应该是把其他人种融合了。譬如比“现代人种”更早的尼安德特人其实并没有消失，人类学家实际上已经在欧洲人中找到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尼安德特人曾和来自非洲的所谓“现代人种”同时在欧洲居住，最后，两者混合为欧洲的土著人种。然而，中国考古学在古代人种的基因方面还没有什么成果，亚洲大陆上的古代人种成分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所以尽管许先生认为“亚洲和欧洲的人种是有一些不同，但都是‘现代人种’的一部分”，事实上在“人种”这个领域，并没有什么有力的数据支持我们判断“中”与“西”的差异。
“中”“西”的差异，在石器时代开始显现。在中国，新石器文化开始没多久，石制的农具就占了器物的主流。耕种用具，像今天的耜、铲、锄、镰一类的用具，在中国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随处可见，在欧洲，却是要等到西亚文化的因素经过移民带入欧洲之后，才显著增加。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形态，呈现出与中国迥然不同的面貌：农业文化远不如渔猎采集文化普遍。时至今日，欧美饮食仍以食肉为主，以采集的蔬菜和水果为辅——沙拉是采集来的，烤肉是猎来的或牧养的食物。在人类饮食文化的演进史上，没有一种动物或植物食料是在今天的欧洲驯化的。
自给自足的农业文化与掠夺杀戮的渔猎采集文化衍生出了完全不同的聚集体。“中”，逐渐从星罗棋布的农业村落融合成几个大的文化区，形成中原庞大的核心地区，并经过夏、商、周三代传递发展出了国家形态。整体的发展过程是内聚、融合的，外来文化的干预不大，外来的移民也不多，是土生土长的文明体系。
欧洲的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形态却不是内聚型的融合，而是外来者的取代和演变，在边缘地区，还有原文化残留的痕迹。欧洲长期继承了战斗部落的文化特质——这也是他们的文化基因，使得他们不断扩张，永远“进取”，相比中国呈现的安定和内敛，有显著的不同。
农业村落，尤其是在掌握水利之后，不必经常开发新田地，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形成了安定的小区域。也是在这种安定之中，有了家系的长期传承。商代人认为先祖是人神之间的交流媒介，活着的人必须藉由先祖的死灵才能向山、河、风、雨这些自然力量祈求保佑。于是，死灵崇拜发展成了祖先崇拜，并由此带来了对传统的尊重，凭借宗族和婚姻关系延伸出的网络也成为链接合作的系统。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观念，数千年来建构为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在这个价值尺度内，个人的力量被弱化了。
殷商之后的西周，进一步地弱化了个人力量。殷商盛时，以豫东为腹地，势力范围从河北中部延伸到长江江滨，东面的山东苏北、西面的华山一带，都是从属。然而这个地跨黄河、淮河和汉水流域的庞大的王国，居然被地处关中的“小邦周”击败了。
西周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武装力量。西周在关中，地接西北的草原，可以得到良马。据说周人的武器中，有一种黑色的长剑，他们很可能已经获得铸铁的能力，并用铁铸的兵器打败了使用青铜戈的商国军队。然而针对这一伟大的功业，周的领导阶层却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而是“天命”。但这种说法又面临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前朝的统治者不能得到天命？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周人的先王们比商王更符合道德，并且周人是朴实虔诚的民族，不像晚期商人贵族般嗜酒、不恤人命。如此，周人用道德观念来解释政权的合法性：天命垂爱那些照顾百姓的王者。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它意味着国家的领袖必须具有道德修养和能力。“天命无常，唯德是亲”的观念，从此成为中国组织或是国家对领袖的期待。
与“中”的“天命”思想不同，那个时期希腊文明迅速发展，呈现出显著影响力。希腊文明构建在压迫和侵略的基础上，百分之八十的服役人口，支撑了一个百分之二十人口的统治群。希腊人的移动性极强，每个城邦都尽量向外面殖民，联系的向心力是利益。在扩张过程中，他们不断奴役其他种族的人民——战争的俘虏便成为奴隶。这是个勇武的文化，它毫不掩饰内心的欲望及由此而来的嫉妒与争斗。
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也与“中”的先祖不同，他们并不“正直有德”。儿子弑父夺位，诸神之间的争夺、嫉妒和物欲的斗争，胜利者最卑鄙、失败者最正直的故事，处处可见。分析这些神话，可以看出希腊人并不否认自己辉煌的战功和历史上的扩张乃是出于欲望，欲望转变为自私的动机，然后又激发出强大的动力。这种性格观念和文化特质，同此前所说的中国农业文明所呈现的道德观念相比，天差地远。在这种观念下，人们歌颂个人的力量，仰慕那些依靠自己力量获得胜利的英雄。
希腊的城邦制度在马其顿王国兴起后，转入另一政治形态。亚历山大领导马其顿的军队席卷希腊世界，东征西讨，建立了兼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亚历山大英年早逝，帝国分裂为三，每一个单位都模仿亚历山大大帝自称为皇帝，俨然具有类似“神授”的观念。后世的罗马帝国君主也承袭了这个传统，将人间的君王和天上的上帝画上了等号。但这一“神授”观念与周的“天命”还是不一样，它只是说君位是神的恩宠，却并没有选择德行与功绩的意义。
此后的发展更是在社会制度上让“中”“西”文明渐行渐远。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列国本身的组织形态事实上是非常接近欧洲近代史上的主权国家的。然而，我们必须注意，战国时代虽然列国纷争，却隐隐中有一个“天下定于一”的观念，这让中国的列国体制最后走向了秦汉帝国。
秦朝统一天下后实施了郡县制。这个制度最大的特点是“由国君任免地方官”，即中央直接管辖全国，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两层或三层的金字塔结构。秦朝一千多个县，归属五六十个郡。汉朝在郡一级之上又加了十三个州。郡县金字塔结构的上端，就是朝廷——总揽全部事务的政府。这一制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分封制截然不同。分封制下，封君赐予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承诺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统治权，封君必须尊重和保护封臣的权利，如果破坏契约侵犯封臣的权利，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
秦朝立下的郡县制管理模式却是皇权独大，这对后世影响极深。与之相应，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朝着“天人合一”的方向整合。董仲舒的“感应论”就编织了一个多层次的庞大系统，儒家关心的项目，譬如天命、道、人的关系，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关系，人性和人体的关系等，都被他编入其中。这个系统最大的一层涵盖全宇宙，第二层次在人间，其中，国家是一个层次，社群、区又是一个层次，甚至连一个人身体之内的五脏六腑以及其他器官都是一个层次。个人在上面所说的每个层次中都有一定的地位。从人体之内的层次到宇宙，每个层次都贯穿上、下层次，每个层次中的各个部门都互相影响与制衡，任何层次中的部门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每个部门之间的力量只有互相呼应，才能得到最好的平衡。同样，层次与层次之间也是互动的关系。董仲舒认为，在系统内，人固然只是宇宙中小小的点，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但这个渺小的点，却也可能影响整个宇宙的运作。
当中国在制度上寻求皇权独大、在文化上寻求和谐宇宙时，西方已进入了罗马帝国时代。这是架战争机器，倚仗武力一刻不停地劫夺着地中海地区各处殖民地的资源。罗马的中央政府尽管已是皇帝体制，但元老院和百人会议代表公民，对执政官依然有相当大的约束。罗马的中央政府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从百人会议中选举产生的，包括执政官。实际上，禁卫军的军官才真正掌握着推选元首的权力。罗马的君主很少能子承父业，那些被称为养子的继位者，其实也就是有实力的军官。
罗马帝国对属地的管理也没有采用类似秦汉帝国的郡县制，而多是与当地原有的统治阶层合作。罗马帝国本土与各省之间通常有专定的条约，因此各个属地和罗马帝国本土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属地只要缴纳当地资源，依然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原来的统治阶层还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地位，没有受到很大影响。这种殖民地和宗主国上层之间的结合，使罗马帝国成为一个松弛的复合体。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这些日耳曼部落以及罗马军队中的一些单位，在罗马帝国的腹地建号立国，自称王侯。最后，这些部落国转变为近代民族国家，列国体制随之形成。
罗马帝国极盛的时代，耶稣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基督教的教义，经过耶稣、彼得和保罗三代的累积和发展，不再将上帝的选民限于以色列人，而是认为选民是神所拣选的，凡是信仰神的人都是神的选民。于是，犹太教从族群宗教的形态转变成为普世信仰的基督教。
以基督教作为主轴的西方思想系统也吸收了两河流域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传统。在两河流域周边，波斯帝国建立以后，出现过以琐罗亚斯德思想为主体的祆教信仰，这一信仰的主旨是善与恶之间的对抗。恶挑战善，善终于克服恶的永恒斗争的理念被基督教所吸纳，基督教的神不再是选民的保护神，而是以上帝为代表的善，神是至善，神要从“恶”那里夺回人的灵魂。而希腊文化则致力于寻找知识并建立求知的方法学。这一学说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徒为代表。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处死，因为他教导青年必须仔细思考，才能作判断，不能谨守既定的事实而不予怀疑。柏拉图也是如此，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用理性来追求真实的理念。他指出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差距，现象和本质是两分的，两者之间不能画等号。以这种两分法的理念，他开启了后世的许多学科。他的基本观点，乃是以理性作判断，要以实证作为依据。他教导的不是事物的内容，而是如何去寻找事物内容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则是将世间所有的事物当作数据，并将其分类成许多范畴，使宇宙万物都可以有一定的秩序。这师徒三代，都为哲学上的方法论而努力。而他们的思想和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之间，有着极大的区别。
就这样，“中”“西”文化渐行渐远，中国文化关心人在人间和宇宙中的秩序，欧洲文化却关心自然；中国的心态追求和谐于宇宙之中，欧洲的心态则要从对抗中求得胜利。中国思想的二元观，甚至多元并存的观念，都会综合成辩证式的演化，成为光谱上的延续；西方的二元对立则是两元分化的永远对抗，其间缺少折中的余地。
“中”“西”这两个文化系统，与世上其他的文化系统一起，构筑着整个人类的文明。未来人类的前途，也就在这些文化系统的盛衰之间。各地的人是否会殊途同归？有没有全球共享的盛世？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