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信仰，如何让人安住？
西藏，可以说是人世间最接近天堂的一个地方。然而接近并不等于美好，平均4000米以上的海拔，稀薄的空气和绵延不绝的荒山，让大多数人选择了远离。就算是那些爱上了西藏并且不远万里一次又一次赴藏深度游的超级玩家，晒在朋友圈里的也大多是晴空万里下的艳丽与庄严。很少有人谈及那里的“旱厕”，那种闻过一次后就终生难忘的销魂气味，还有地上爬的蠕虫，或是厕所隔壁餐馆里，满是油渍的桌椅。
书云，《西藏一年》的作者，在1991年就去了西藏的江孜。当时她眼中的江孜是这样的：
城里每一片树林、每一块空地，甚至十字路口，都有人在欢歌畅饮。在远离喧嚣的地方，黄灿灿的油菜花无边无际，犹如金色的海洋，一直延伸到大山深处。绕城而过的年楚河奔腾欢歌，河边绿树成荫，野花竞放，百鸟争鸣。城里的人们似乎也要与欢乐的大自然一赛，他们的歌声让鸟儿胆怯地躲进树丛，他们艳丽的服装在蓝天白云下耀眼夺目。那一个夏天，在江孜，我不饮而醉，醉在热情欢快的人群里，醉在沁人心脾的油菜花香中，醉在美丽如画的古城。
事实上，对任何一个地方而言，旅者的认识通常都是极其肤浅的，停留在表面不说，还常会自动过滤一些不好的东西。江孜县地处西藏南部，离日喀则不远，是西藏有名的粮仓之地。但如果就此认为它是个草美羊肥的人间天堂，那就大错特错了。曾经有援藏干部在日记中这样写到：
近一周来，拉萨、日喀则地区一直下雨，今天去的路上还在下雨，雅鲁藏布江里流淌的已不是水，而是泥浆，足见水土保持问题之严重。中午在机场外边一家小餐馆吃了一个砂锅面。这是一家从万县来的四川人，一间小门脸，大概可放六张小桌，每月租金1700元。他们是举家前来，要办暂住证。每碗面10元，碗大概从未刷过，我提出异议后，他们说是火燎过的。
2005年，书云决定再去一次江孜，不再以旅者的身份，而是去拍纪录片。她惊叹江孜变化之大。
车到江孜长途汽车站，我简直不知身在何处。车站前面是崭新平坦的英雄路——江孜最主要的商业街。街道两旁，店铺一家挨一家：豪华浴室、溢碗面、东乡手抓肉、老李烤肉、江西超市、大拇指网吧、夫妻肺片、曹操饺子王、金苹果干洗店、圣佛诊所等。江孜农贸市场和工商合作社也在这条路上。旅游车、越野车、出租车、电动三轮、人力三轮、农民进城的马车，熙来攘往，好不热闹。要不是远处标志性的宗山，我还以为走错了地方。沿英雄路走到头，就是宗山脚下上海援建的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高大的江孜宗山英雄纪念碑。纪念碑旁边的黄色琉璃瓦凉亭和一潭碧水，似乎是参考上海的某个公园。
让书云觉得叹为观止的是江孜新城，上海援藏就在日喀则江孜一带。赵卫安，现任上海浦东金杨社区党工委书记，在2001年至2004年之间作为援藏干部去了江孜。有关他的政绩被这样描述道：
江孜县城发生了十分罕见的地表涌水灾害，宗山脚下50多户居民家中涌水，土坯房开裂倒坍。面对老百姓有家难回、无家可归的灾情，赵卫安研究决定实施宗山广场建设。这个一举多得的决策至今仍被江孜群众所称赞：搬迁建设了两个居民新区，老百姓住进了新居；建成的3万多平方米新公园，让老百姓休闲娱乐有了新去处；旅游开发形成了新景点，宗山景区受到保护。
在“青稞种植大县”尝试特色种植，扶持贫困农牧民养奶牛……赵卫安和其他援藏干部一起寻求新的发展。即便在即将离开江孜的2004年，赵卫安还多方联系，争取到了国家层面的1亿元投资。当时上海三年在江孜的援建资金为3605万元，因此这一笔“巨额投资”意义非同寻常。
援藏干部带来的现代文明冲击着西藏的城市街道，更改变着藏民。书云发现她记忆中的藏民不见了。
以前在西藏旅行时，我习惯于在颠簸的长途车上听人聊天、念经、摇转经筒，现在，车前方安装了闭路电视，左右各一个。左面播放的是印度宝莱坞的肚皮舞：性感女人，丰乳细腰，边唱边跳，观众一个个伸着舌头，目瞪口呆。右边播放的是香港的武打片：江湖侠客，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人们不时地发出一声声惊叹。有的孩子还模仿荧屏上的“武林高手”，嘴里发出“嗨、嗨、嗨”的打斗声。我坐在一角，闭着眼睛，心里问：我是在西藏吗？
好在上海对江孜的援建仍保留了古城，古城里也仍有按古法生活着的藏人，书云终于拍到了她想拍的藏人：法师、农民、僧人、干部、医生、老板、三轮车夫、包工头。透过这些普通藏人的生活，我们终于可以瞥见真实的西藏和那块土地上的日常。
次旦
藏人信神怪。乡村法师，也可以叫巫师，是能与神怪沟通的人。书云团队第一次见到次旦法师的时候，他正为一位牙疼患者治病。
次旦法师开始朝病人的脸上吐唾沫，然后又把唾沫吐在左手的一个小竹篮里。大约一分钟后，他停下来喘了口气，微笑着向我们招手，示意我和边巴坐在病人的旁边。又过了几分钟，病人起身，往桌子上放了张攥得发了潮的一元纸币，满脸感激之情，小心翼翼地倒退着走出房门。我禁不住发问，那个女人得了什么病，需要如此奇特的治疗？“她牙疼。”“是发炎了吧？”“不完全是。她鬼魂附体，我在给她驱邪。”
在西藏，很多人病了会去找法师。一是信仰使然：病是妖魔作祟，法师可以驱魔；二是经济条件所迫：到医院要花钱，找法师是免费的。但医生和法师却是和谐共存的。法师给病人施法以后，也会建议病人吃药；医生自己有病，有时也会去看法师。
法师除了给村民们驱邪看病，更要在每年的秋收之前祭神。通常是家人充当他的助手。次旦的大哥洛嘎、二哥顿旦，三兄弟共同的妻子央宗（没错，是共有的！），儿子晋美、嘉措和贡嘎。洛嘎虽是大哥，却有遗传病，四十好几的人智力只相当个儿童，顿旦和央宗是主力，顿旦负责摆放东西，央宗负责煨桑，也就是把糌粑和柏枝一起点燃。藏民相信这是天神喜欢的气味。
次旦作法的时候简直就像一支摇滚乐队在演奏。
突然间鼓钹齐鸣，次旦用右手的小拇指和无名指击钹，手里摇着的铃铛随着钹发出清脆的响声，左手则拿着鼓槌击鼓，抑扬顿挫的鼓声不断变换着节奏。鼓声、钹声和铃声通过次旦灵巧的双手，显得那么和谐。
这些声音伴随着次旦越来越响的诵经声，在天边滚滚的雷声下神圣庄严。次旦祈求老天放晴，这样才能秋收晒粮。然而自然严酷，作法之后连日阴雨。书云想起自己的亲人曾在被神祗辜负后的气愤以及就此不再信神的作法，于是跟次旦探讨起如果“域拉”（藏族的地方保护神）辜负了他们，他们会怎么办。
书云问：“如果人们做到了许诺的一切，来年的收成依然不好呢？”次旦法师平静的回答：“我们依然会做下去，域拉的赐予多和少并不重要，对神的供奉，也是一种施舍，这种美德才是最重要的。积德行善一定会有回报，不在今世也会在来生。”
次旦还是位“冰雹喇嘛”（用咒语驱散冰雹）。江孜县冰雹灾害多，冰雹比雨可怕多了，会打坏未熟的青稞，甚至让人颗粒无收。驱雹要从冬天开始准备，需三个月的闭关修行。春天青稞抽穗的时候，就要把用咒语加持过的杵和橛绕地插在田里，然后举行盛大的祈祷法会。此后的整个夏季每周五做一次法事，而且一旦天上有乌云，就开始念经作法。这样一直要坚持到秋收结束。
次旦法师家世代都任此职，据他自己说村里已经很久没有遭冰雹之害了。书云于是提起1994年江孜的那场特大冰雹，似乎就在这个村。次旦轻声但非常自信地回答，的确有一年冰雹特别厉害，但因为他念的咒语有法力，冰雹就是没落到庄稼地里。
如果这一年没有下冰雹，村里的每一家就会给一部分收成给次旦法师，大概500公斤青稞（青稞市场价1.5元/公斤）。不过，次旦法师早就不做“冰雹喇嘛”了，因为县里买了高射炮驱雹。
“有些村子还要请我去作法，但是我拒绝了。政府说高射炮管用，那就让他们用高射炮吧。”听起来好像有些赌气，但也许是一种无奈。
央宗
传统的西藏农村，男人找老婆需要先让法师按照生辰八字算一卦，看老婆从哪个方位来才不克男人。法师一旦决定一个方位，别的地方的女人就都不能考虑了。娶妻是父母要考虑的问题，男孩女孩甚至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对于女孩来说，嫁给一个男人就意味着嫁给了他的所有兄弟。汉人是一夫一妻制，也还能接受一夫多妻制，但一妻多夫制却是想也不曾想过的。藏人的兄弟共妻，说到底还是因为穷。女人会为了孩子计较，如果兄弟分别娶了老婆，分家就在所难免。一旦分了家，财富积累就困难了。
藏族人有这样的说法：“一个好家庭里一妻多夫，一个好妻子能团结所有兄弟。”显然，央宗是个好女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她管着三个男人、四个孩子、几十亩地、十头牛、二十只羊。
央宗出嫁的时候刚17岁，没有人告诉她洛嘎是个傻子，也没有人告诉她夫家有三兄弟，最小的弟弟（次旦法师）还未成年才13岁。次旦19岁那年，顿旦问她能不能接受次旦，她没答应也没拒绝。顿旦就此认为她同意了，于是自己找了个借口出门走了趟亲戚。
书云给央宗家拍了一张相当满意的合照——每个人都在微笑，央宗直视着镜头，顿旦低眉看着纺锤，两个兄弟看着他，似乎他刚说了什么好玩的话。他们幸福地在一起，自然、安宁，轻松愉快，这是一个和谐的家庭。
书云提议到院子里再拍几张，大家都说好。下楼梯的时候，央宗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能不能给我和顿旦单独照一张？”
拉巴
拉巴没有一技之长，拼的是体力。只要能挣到钱，拉三轮、淘厕所、修路、装货、卸货，他什么都乐意干。但他还是很穷。冬天江孜没有游客，坐三轮车的人少了，拉巴在寒风凛冽的大街上等客人，有时候半天拉不到一个。为商店装货、卸货这些体力活也逐日减少，因为外地来江孜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了。
拉巴借酒消愁，可是更让他发愁的事情又发生了。侄子欧珠有先天性心脏病，感冒引起肺炎，咳嗽不止，加上冬天缺氧，一天突然昏倒。江孜县医院急诊了三天三夜，最后欧珠终于脱离了危险。他们属于贫困家庭，医药费用可以报销。但欧珠需要尽快做心脏手术，否则他只能再活几年。可是十二万元的手术费，对拉巴全家来说，是个天文数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我们全家都卖了，也卖不出这么多钱。”
但是拉巴并没有放弃。为了攒钱给欧珠治病，拉巴和他的哥哥想出了一个新点子。他们到村子里买狗，然后卖给城里人。如果能淘到一只真正的藏獒，在拉萨市场上能卖到几万元甚至十几万，这样才有希望攒钱给欧珠做手术。但是他们没有经验，借钱买的两只小狗还没等卖出去就死了，不但没有赚到钱，还赔了七百多元。
纪录片中，拉巴并没有就此去找小狗的卖家理论，也没有在背地里咒骂他们无良或者怨天尤人，而是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就算是交学费了吧。如果钱那么好赚，人人都去赚了。”书云在书中曾提到过一位江孜老人对她讲过的一种旧俗：如果有人犯事逃走，不会被追赶，因为人们相信，恶有恶报，不在今生，定在来世。罪恶即是惩罚。
拉巴终于在新年前找到了不错的活，刷墙。藏俗要在新年前把房子粉刷一新，拉巴兄弟三人一天能刷三家，忙活了三周，赚了700元。他准备用这笔钱去扎什伦布寺朝圣。
扎什伦布寺前有很多朝圣的人，其中一家人有老有小，人人穿着一件围裙，手上拴着两块木板，磨得锃亮，满脸的灰尘却遮不住额头中间顶礼膜拜时磨出的茧。他们是从青海玉树来的，路上走了四个月。正如书云的朋友，与她一起拍摄的格勒博士说的那样：“不论你信不信佛，都会由此看出人类的意志力能够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
如果没有内地人的冲击，藏人的生活一定是更容易些的。然而面对精明能干的内地人，藏人似乎不堪一击。
江孜的店铺多是内地人开的。藏人经营的商店，只有散落在镇上的几家小茶馆，还有些裁缝店。内地人带去的竞争确实给藏民造成很大的压力。活儿越来越少了，工钱也不如从前多。
江孜只有十几辆出租车，老板是个藏族人，但司机多是四川和甘肃来的年轻人，他们有驾照，有驾驶经验，而且不喝酒，受老板的重用。藏人好喝酒，更是会因为喝酒误事，自然无法与他们竞争。
在江孜的英雄路上有家藏人开的尼泊尔餐馆。书云曾记录了一次去那里吃饭的经历。
店里气氛轻松，连上菜都不急不慢，点完比萨饼快一个小时了，还没见端上来。我们开玩笑说厨师跑到意大利请教配方去了。比萨终于端了上来，可面饼硬得像石头，能崩掉牙。我叫来服务生——一个腼腆的尼泊尔男孩，问他能不能再加工一下。他点点头把比萨饼拿进厨房，但很快原样端了回来。
“对不起，夫人。”他柔声细气地说，“老板说，比萨都这样。”
我请老板过来，是个三十多岁的、壮实的藏族女人。
“有什么问题？”她大声说，“我的比萨外国人个个吃得高兴。”她指指邻桌的一群外国游客。“怎么就你挑三拣四的？”
我解释说，不管邻桌吃的是什么，可我们的比萨没法吃。
“没钱就别来这儿。”她大声嚷嚷，“附近有的是便宜的饭馆。你到我们这儿干什么？又没人请你来，哪儿来还请回哪儿去！”
她的慷慨陈词结束了，饭馆里一片死寂。邻桌的外国游客目瞪口呆。不知从哪个角落里，传来几个藏族男人粗鲁的笑声。我的藏族朋友坐在那里，尴尬地看着桌面，一声不吭。我一时无语，倒不是因为老板娘的凶悍，而是因为朋友的沉默。我不指望他们帮我争辩，但他们是否可以向老板娘解释几句呢？
起身离开时，我只付了饮料和沙拉钱，比萨饼原封不动地留在桌上。老板娘于是又开始叫骂，这次说的是藏语。从我朋友脸上的表情就能猜到，言辞肯定粗鲁不堪，我第一次为自己的藏语不够好而高兴。
后来，书云请次旦法师吃饭，再不敢去什么藏人开的餐馆，而是让四川来江孜开火锅店的李老板来烧。李老板烧得一手好菜：宫保鸡丁、腊牛肉、回锅肉、梅菜扣肉、黄瓜木耳炒鸡蛋，还有一锅整鸡炖汤。次旦法师吃得非常欢喜。但李老板其实并不喜欢这个地方,也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外来者。他做菜时跟书云闲聊。
“你好心好意，又帮忙又送礼，就能和他们成为朋友吗？”李师傅一边往热锅里撒辣椒一边问。
“能啊，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我说。
“他们是你拍摄的人物，可是依我看，他们现在不会真把你当朋友。当地人对我们这些外地人的印象不太好。他们在我的馆子里聊天，以为我听不懂藏语，但这么多年我也学会了几句，好歹还能听懂一些。”
我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待在这里？面对艰苦的环境，他不难受吗？
“只要能赚钱养家，困难有什么关系？”李师傅断然回答，然后又加上一句，“他们根本离不开我们。我们走了，他们上哪儿找这么好吃的饭菜？”
在技术水平甚至是做事情的巧劲上，内地人总瞧不起藏人，但却也不敢就此认为自己高藏人一等，因为藏人的确有睿智的地方。这种睿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聪明，而是一种豁达，譬如他们对待死亡。
根据《西藏度亡经》中所说，三天后，亡者的灵魂就进入中阴。 中阴是死亡和转世之间的一段时间，一般为四十九天。这段时间非常重要，尤其是死后的前三天，死者家人会拒绝外人打扰，家里人也不能哭泣。因为灵魂若受了惊扰，死者可能会无法转世，而永远滞留中阴。家里会一直点燃酥油灯，并且每七天进行一次引导仪式。丧事快办完时，会举行一场火供祭祀，为灵魂转世扫除障碍。之后，全家人就再也不能提起逝者的名字。
死亡即重生，这种话我们最多也就是嘴上说说，心底还是分得清清的。迎接新生儿总是喜悦的，悼念故去者总是痛苦的。没有谁会认为至亲好友逝世只是要去另一个地方用另一具崭新的肉体重新开始一段人生旅程了,更不会因此而变得释然甚至有些欢喜。我们不相信二元论，不相信轮回，所以死亡对我们而言便是终结，没有明天。也因此，我们格外看重当下，看着自己的肉体凡胎。我们总也不能理解天葬，那种把尸体割成肉块喂秃鹫的做法，而藏人却说：“秃鹫只吃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尸体埋葬或者火葬，秃鹫就会饿肚子，那就太残忍了。”单凭了这句话，藏人便已有了看低我们这些自诩在文明之路上领先的内地人的资本。
西藏，其实不需要什么，我们的造访于它而言也许更是一种打扰，就像作者在后记中所写的那样，“这里既不是想象中的香格里拉，也不是等待拯救的蛮荒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