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书生气并非书生所独有。在世风沉迷、世道衍变之今日，真正意义上的书生凤毛麟角，兼具理性光芒与社会良知的“士”大夫之气质早己偃落，而直言反叛的顾准，睥睨权贵的陈寅恪，看透世事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钱钟书，如此书生前辈，其骨也铮，其行也磊，独善其身，俨然绝唱。
虽然真正的书生稀世少现，但书生气并未决绝湮灭，它在宽泛纳容之后，已然成为某些人的人格标识，站成人群中的“另类”。
是不是书生，不以学历为准，但书生气却多为书生所特有。这些读书人走出校门不久，即出现分化，一些人很快融于世俗，俯首权势，得到认同，春风得意；另一些人却固守原则，秉言直行，不够圆顺通融，以至被“成熟者”鄙为不识时务。位卑言轻，难入“主流”，没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潇洒，只有无法回避的排挤和无法释怀的郁闷，书生气十足的这些人，再次分化，一些人学会了放弃，开始细磨棱角，另一些人却依然我行我素，不肯向世俗气低头就范。
记得《中国青年报》曾就“书生气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矛盾”一题展开讨论，一石千浪，来稿者众，看来“书生气”并非个别现象，“知音”不少。人生是个由单纯而丰厚的过程，有人说，成长和成熟是必须以牺牲或者转换一部分书生气为代价的，那么，因成熟而生的世俗气，似乎与书生气成了相背而驰的异面。但，世俗气和书生气，孰优孰劣，莫衷一是。因为待人行事，即使少几分世俗气，而多几分书生气，也无伤大碍，毕竟活法各异，秉性难撼。若成“另类”，也可落个心清眼净。
钱钟书先生有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既然做学问乃寂寞之事，那么书生应是寂寞之人。
而事实上，在俗事浮利的鼓噪之下，静守书斋，安守学问的大师已渐行渐远，难觅其踪，而多的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俗学”之人。于是，有人拧眉而走，一如周汝昌，一如钱钟书。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矢口否认自己是红学家，因为“红学界让我受不了”，因为“红学界的人事、种种复杂关系太费神，某些人和事让人起不了敬意……我退出，我做自己的学问”。而有一两位“自封的钱学家”，则挖空心思搜罗钱钟书先生的所谓“狂才子”的奇闻逸事，不负责地到处散步兜售，引起麻烦无数，钱钟书、杨绛夫妇不堪其扰，他们则乘机出名谋利，令早有“浮名误我”之感慨的钱先生更加避俗隐身。
身为学者书生，本应多几分书生气，少几分世俗气，一心向学，怎奈冷板凳难坐，浮躁难平，“从众而不从道”，而这绝非己事，因为往往正是此类人占据各媒介强体，以浅溥之学和噱头之作，混淆视听，愚弄受众，一任如此，则国人离“文化营养不良症”不远矣。
书生气抑或世俗气，本身并无对错可言，关键用于何时何处，何人何事，否则，害人害己，其弊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