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最近读了一本讲历史的书，名为《盛世的崩塌》。单看名字，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能猜到，这书里讲的是哪段历史。
中国历史上能称为“盛世”的，无非汉武、开元和康乾。汉武的历史有些久远了，而且“略输文采”，给我们的印象主要在于“虽远必诛”的武功。而国人对于康乾，心情一直比较复杂：它确实奠定了如今中国的大一统版图基础，但在半个世纪后，就开启了中华民族的耻辱近代史。所以如今提起所谓“康乾盛世”，实在谈不上什么民族自豪感。所以，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只选一个“盛世”，那必是唐朝的开元盛世。
“盛世的崩塌”，那自然便是“安史之乱”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意识不到这一事件对于中国的影响之巨。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都有过自己的“盛”和“衰”，也都有自己朝代由盛入衰的转折点。而从整个中国古代史的维度上看，我个人认为，中华“由盛转衰”的节点就是安史之乱了。其后的中唐乃至宋明清，不是说GDP比不上唐朝，也不是说文治武功比不上唐朝，而是“势”，是“气质”。比如，Chinatown的中文叫唐人街，自然是因为“唐”最能让华人感受到民族自信。
我一直有疑问，为什么曾如此灿烂的盛世中华，历经一场八年的局部叛乱就一蹶不振了？平乱之后，为什么大唐就不能东山再起了呢？能让中华再也没能“复兴”到开元盛世，安史之乱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给如今我们誓要“复兴”的国人能带来什么启示？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读了此书。
本书作者郭建龙，并非是专业历史学者，而是一名通俗历史作家。所以，他的观点，可能并非学术权威，但作为一家之言，完全可以参考。我简单列一下书中几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事实与观点：
首先，唐朝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无比强大，它对外也打了不少败仗。而且，唐朝内部的财政、君臣关系等等都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安史之乱前，诸多败相已显，盛世并非因安史之乱结束，而是早已结束。作者这个观点，让我想起了《万历十五年》。怎么说呢？每个时代永远都有各种各样的隐忧，最终的“崩塌”便是隐忧成指数级的爆发，量变引发质变。但我还是觉得，不该说因为这些隐忧的显现和极难消解，就提前认定“败局已定”。这多少属于事后诸葛亮。
我听了几期作者郭建龙做嘉宾的播客，他屡次提及了一个观点：他绝不接受那种唐玄宗前期圣明后期昏庸的二元分法。他认为，唐玄宗本人并没变，是时势在变。他后期重用李林甫和杨国忠，是为了解决一直存在的财政问题。我也一直有相似的想法。我认为，虽说人的选择决定了自己是谁，而有时前后行为貌似不一，实际背后有着一贯的行为逻辑支撑。
至于唐玄宗宠幸杨贵妃，作者书中一笔带过，因为他认为这只是大众喜欢听的故事，实际对历史的影响不值一提。
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该是前面提到的，唐朝君臣之间以及臣子之间乃至皇族之间都没有信任可言，这几乎成为了一切事件的祸根。比如，如果李林甫与其他大臣相互信任，节度使可能依旧会是由对朝廷忠心的文臣们来轮值，而轮不到安禄山等外族将领。比如，如果皇帝与节度使王忠嗣相互信任，做出个表率，安禄山可能也不会因没有安全感而铤而走险，节度使也不会变成割据军阀。再比如，如果面对叛军，朝廷内部如果能团结一心，哥舒翰可能也丢不了潼关，安史之乱早早就结束了。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当互信都失去了，互相猜忌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互相伤害。我要在你把我杀掉前先杀掉你。活生生一部官场的黑暗森林法则。甚至叛军也是如此，比如安禄山史思明就皆死于自己儿子之手。
又啰嗦了这么多，似乎还是没有解答我之前提出的疑问。只能通过安史之乱之后的变化来查知一二。为了自保，节度使从此拥兵自重自不必说。财政、边患，也依旧是大问题。但我还是要说，中华民族的气质，“唐人”的气质，似乎从根本上变了。电视剧《天道》里创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词，叫“文化属性”。如果真有这么个东西，那我认为，一场安史之乱，把中国人的“文化属性”给重塑了。从外向转向了封闭，从浪漫转向了现实，从奔放转向了严肃，从李白转向了杜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