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1
易中天在上一卷《大宋革新》就已经讲到，王安石变法是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也是中华文明走向下坡路的关键。问题在哪？制度。为何一个不成功的制度变革会导致一个王朝甚至一个文明的颓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弄清楚这段历史的问题所在，意义非凡。且看易中天给我们的答案。
2
王安石要变法，必有其原因。中华帝国发展到两宋，一方面是文明程度到达了顶峰，另一方面是整个体制和机制都出了问题。主要可归结为“三冗”：冗官——官员无权，官位太多，官僚机构臃肿；冗兵——养了太多的士兵，且战斗力不强；冗费，前两冗造成花销巨大，花钱买和平，大兴土木，再多积蓄都会败光。即便没有王安石，帝国也到了不得不变的地步。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
3
从仁宗到神宗，北宋人才辈出，群星璀璨。而苏轼、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三人则是群星中的巨星。司马光有《资治通鉴》传世，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更是以其在文学和艺术各个领域中的卓越成就，成为两宋文明的骄傲、标志和象征。
王安石对苏轼并不友好，甚至极尽诋毁之能，但苏轼却给予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极高的评价：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如果说王安石极尽固执己见和冥顽不化，那司马光更是意气用事和只争朝夕，一门心思沉醉于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张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废除的他就恢复。至于这样做是否当真利国利民，是否有道理和可操作，全都不管，因为他身上流淌着一心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饱含着忧国忧民的真诚泪水。
4
说到变法失败的根本问题，易中天讲，改革与政治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与技术有关，唯独与道德无关。司马光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常量，理财就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却认为财富是变量，理财是要把蛋糕做大。这是学术问题，与道德无关。苏轼则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差役法的问题是，农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劳役，势必影响生产。免役法用劳役货币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给了官吏横征暴敛的机会，害得民众没有钱用。前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后面这个是技术性的，因此苏轼不建议废免役、行差役。解决办法则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讨论，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和改良。司马光却偏要做道德判断，还执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机，让人扼腕。
实际上，改革有稳健和鲁莽，聪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败。为改革措施贴上道德标签，只会断了听取意见进行调整的后路。我们需要对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传统做出深刻反省。道德当然是必需的，却不是唯一和首要的。真正好的政府还要科学、民主和法治，这些都比清廉重要。政治家就更是必须审时度势，不能因为动机纯正而一意孤行。但是司马光做不到，因为他要坚守道德立场，占领道德高地。结果，君臣可以共治，士大夫却不能相容。皇帝没有独裁，宰相如王安石和司马光反而成了独裁者。
5
王安石变法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共治天下变得越来越难，最高权力受到的制约也越来越少。因为变法原本就有集权倾向，党争则更是便宜了皇权。何况祖宗家法只是政治规矩，不是政治制度。如果连这也不足守，士大夫们又内讧不已，本来就脆弱的政治文明便会荡然无存。
政治文明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心理保障，那就是无论在哪个领域，哪怕在战场，都不能鼓吹和提倡什么大无畏的精神。人是要有敬畏之心的，掌握了公权力的就更是如此。你可以不信上帝，也可以不信天命，但总得有所敬畏有所不为。什么都不怕，那才可怕。
结语
总结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暗含着一种倾向，就是专制主义，或者走向专制的可能。由此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则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从熙宁变法到靖康之难不过五六十年，顷刻间便山河破碎，可谓惨不忍睹。
王安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那就只能算盲动；如果像王安石那样弄错了答案，更得咽下苦果。还有便是应该怎样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权力，还要用这公权力来实现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
以史为镜，拿来对照现在的制度改革，依然可以借鉴。先不论决策正确与否，就说政策的根本目的和作用，执行部门是否真的理解，是否为达指标刻意而为或者编撰虚假数据。请现实版的“王安石”们仔细想想这些问题！
附录：第十八卷大事年表
1067年（治平四年），宋英宗赵曙卒，太子赵顼继位，是为神宗。1068年（熙宁元年），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1069年（熙宁二年），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厉行改革，史称“熙宁变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行均输法和青苗法。
1070年（熙宁三年），行保甲法和免役法。司马光反对新法被贬，王安石任宰相。
1071年（熙宁四年），定科举法。苏轼被贬。
1072年（熙宁五年），行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
1073年（熙宁六年），枢密使文彦博反对新法被贬。
1074年（熙宁七年），郑侠上流民图请废新法，王安石被贬，吕惠卿为参知政事。
1075年（熙宁八年），王安石官复原职。
1076年（熙宁九年），王安石辞职，变法失败。
1077年（熙宁十年），黄河决口。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下狱，被贬到黄州。
1084年（元丰七年），司马光《资治通鉴》完成。
1085年（元丰八年），神宗卒，太子继位，是为哲宗。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引旧党，罢新法。
1086年（元祐元年），司马光拜相，尽废新法。苏轼任翰林学士。王安石、司马光卒。
1093年（元祐八年），太皇太后卒，哲宗亲政。
1094年（绍圣元年），章惇为首相，恢复新法。
1100年（元符三年），哲宗卒，弟徽宗继位，章惇被贬。
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卒。
1102年（崇宁元年），立元祐党籍碑。
1127年（靖康二年），北宋亡，南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