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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卷其实没有过多的讲述一个历史阶段,主要围绕国家的建立引出中国文明的开端。这一卷易中天着重讲的便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那么是谁呢?
这个时代开创者-西周,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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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易中天分析了殷商倒台的原因—不把人当人。殷商时代,国家大事,唯祀与戎。重视祭祀的殷商,大规模以奴隶为牺牲,送上祭坛,称“人牲”;又大规模以奴隶为殉葬品,称“人殉”。人牲是把人当动物;人殉,是把人当物品。此举必然不得让人心。
周本是商朝众多诸侯国中很小的一个,以东夷拖累殷商为基础,联合敌人的敌人侥幸伐纣取得胜利,取代了殷商。但军事经济实力不强,只能靠如水般兼容并包的一套制度。
周人最大的贡献便是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有了这些,国家管理井然有序,宛然一个泱泱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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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古人认为,我们的世界是由天和地组成的。天在上,地在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庐,笼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圆溜溜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多出的四个地方是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天下,就在这“四海之内”,简称“海内”。四四方方的“地”画两条对角线,交叉点就是“天下之中”。在那里建设的城市和政权,就叫“中国”。
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统、正规。夏商周(包括后世)都要“居中国”,争夺的就是“正”。正,意味着联盟的老大或王朝的君主已得“天心”,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简称“天子”。我们平时熟知的名词便是古人这么琢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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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最厉害的便是建立了封建制,不是我们常谈的封建主义,而是“封邦建国”的意思。其包括三个内容:授土、授民、授爵。
世界分成了三个层次。最高也最大的,叫“天下”。按照当时的观念,天下就是全世界,所以又叫“普天之下”。天下的最高领袖叫“天子”,即周王,也叫周天王。他是天底所有人共同的君主,叫“天下共主”。他的邦国是王国,他的族人是王族,他的家庭是王室,他的社稷则叫王社。
次一级的叫“国”,也就是“封国”。封国的君主叫“国君”,其爵位细分应有五等,统称则为“公侯”。所以,他们的族人是公族,他们的家庭是公室。他们的社稷,为人民立的叫国社,为自己立的叫侯社。
再次一级的叫“家”,也就是“采邑”。采邑的君主叫“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夫也是世袭的,叫“某某氏”,比如春秋时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也是家与国的区别:国君称姓(姬姓、姜姓、姒姓、嬴姓),大夫称氏。所以,大夫的族人是氏族,他们的家庭是氏室。
天下、国、家,层次分明。这就是所谓“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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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在古代要分开讲,礼是礼器、乐是乐器。礼乐是祭礼和乐舞。礼乐自殷商就有,并非周的发明。但周公(姬旦)做了改造,抛弃商的奢侈和华丽,把礼乐做为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商只是把礼乐做仪式,周则拿来当制度。礼的本质就是秩序,处理人神的关系和人际关系。礼辨异,乐统同。有礼有乐,礼兴乐和,就能构建“和谐社会”。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也只有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才是所谓的“中华礼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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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在讲宗法时有那么一段:从西周到汉唐,宗法礼教之外也尚有性爱的自由,以至于被卫道士们骂作“脏唐烂汉”。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宋儒造的孽。其结果,是殷的豪放灵性没了,周的天真烂漫没了,春秋的高贵风雅没了,战国的血气方刚没了,汉的开拓和唐的开放也没了。士人堕落为文人,而且集体阳痿,只知道在皇帝面前磕头如捣蒜,然后回家打老婆。
拿这段出来讲,是因为我特别认同。伦理道德归根结底是为了人。这就必须尊重人性,尊重人的各种需求。但凡违背人性的,都只能是伪善和伪道德。靠伪道德来维持的稳定,永远都只能是表面的。
社会形成那么多年,其实仍在初期,说不上哪种制度更为优势,不过是均有利弊罢了。或许几个世纪以后,社会趋于大一统也或许终究被人类毁于一旦,谁又能说得清楚。
结语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为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几千年奠定了一个基调。“天人合一归于人,知行合一践于行,礼乐合一成于乐”。这样说,才能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精神。